广读天下奇书 常新胸中日月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爱读书、会读书，并且善于把读书、荐书作为一种有效工作方法的领导人，他对于读书、学习的见解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

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作为师范生，他当时潜心古籍，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读不完。于是，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涉及上千种书。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苏联威廉斯写的《土壤学》，说“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农作物为什么会增长”。他提出增进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八字宪法”，与阅读此书明显有关。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

1932年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见识，逐步实现思想升华。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

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毛泽东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7种。

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追求的是掌握“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他择读军事和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名篇。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对此，教育家、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年轻时写诗明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阅读使他做到了这一点。27个书目，虽只是毛泽东一生攀援书山在一些景点的驻足痕迹，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间天地”相互影响的精神伏线。

附：27个书目名单

1920年10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19种）；

1920年11月写的文化书社重要书目广告（62种）；

1921年4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47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国民运动丛书”书目（60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农民问题丛刊”书目（26种）；

1936年至1938年阅读的军事书籍（8种）；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学书籍（7种）；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书目（21种）；

1941年9月为中央和高级干部研究组开列的书目（4种）；

1941年11月为各地高级学习组开列的书目（10种）；

1942年4月提议和审定的整风学习文件（22个）；

1941年至1943年主持编辑的中共党史文献书籍（3种）；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议干部阅读的马列书目（5种）；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和审定的干部阅读书目（12种）；

1954年1月提请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的中外宪法文献（10种）；

1958年3月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编选的《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47首）、《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18首）；

1959年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11种）；

1959年10月南下视察前开列带走的书籍（100种以上）；

1963年提议和审定的中高级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30种）；

1970年提议和审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阅读的马列著作（9种）；

1972年至1975年嘱印阅读的大字本线装古代文献（86篇）；

新中国成立后阅读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线装书（20种）；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所收新中国成立后阅读的文史古籍（40种）；

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籍（86种）；

晚年嘱印大字线装本中外书籍（128种）；

晚年爱看的字帖、墨迹（123种）；

手书的历代诗词曲赋（句）（45篇）。

（文/陈晋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