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规避与家庭储蓄行为：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张安全，凌　晨，倪鹏飞

(1.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四川 成都 611130；

3.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损失规避与家庭储蓄行为：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张安全1,2，凌晨1，倪鹏飞3

(1.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四川 成都 611130；

3.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摘要：损失规避作为广泛存在于风险和非风险决策中的一种现象，近年来得到大量的讨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微观数据，首次探讨并验证损失规避在我国家庭层面的存在性及其对我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可能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确实存在损失规避特征，家庭对正向和负向的收入冲击表现出不对称的储蓄行为。具体而言，当收入低于基准收入水平时，家庭进行储蓄的概率会显著降低，而当收入高于基准收入，家庭进行储蓄的概率则没有显著变化。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更加注重消费者的损失规避心理，以帮助人们更加有效地认识、预测及干预由损失规避造成的消费储蓄决策。

关键词：前景理论；损失规避；收入冲击；家庭储蓄行为；不对称性

一、引言

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对我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的研究也一直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现有文献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察分析了影响中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原因或动机，其中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1-2]、收入分配不均[3-4]、流动性约束[5-7]、消费者的“习惯形成”[8-10]、预防性储蓄动机[11-14]、以及竞争性动机等[15]。尽管存在诸多结论，研究者对影响中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原因或动机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很有可能存在其它未知的因素影响中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并验证一种新的可能因素。

在上述研究中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文献中，研究者大都基于一个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模型。然而，大量心理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存在系统性地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情形[16]，期望效用理论无法对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提供足够合理的描述。基于此，Kahneman和Tversky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17-19]。相对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在解释个人选择行为中一个主要特征是所谓的损失规避。损失规避是指经济主体对相对于基准消费水平的消费增加和消费降低的评价是不对称的。相对基准水平消费增加所带来的快乐，同样数量的消费降低给消费者带来的痛苦程度更大。进一步的，如果消费者对消费增加量是风险厌恶的，对消费降低量则是风险爱好的。这一现象在许多实验文献中都得到了验证[20-22]。

如果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决策具有损失规避的特性，则意味着家庭的福利状况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消费水平，还取决于当期消费与基准消费水平的比较。当消费水平低于基准水平时，消费者所承受的痛苦要强于消费水平高于基准水平时所体验到的快乐。因此，当收入降低时，家庭会通过减少储蓄的方式抵制消费降低；而收入上升时，储蓄增加情况则并不那么明显。因此，具有损失规避特征的家庭应对不同收入冲击时的消费-储蓄行为是不对称的。而在传统期望效用理论或者习惯形成文献中，不同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行为则是完全对称的。本文的第一个目标是验证中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是否受到损失规避的影响。

其次，验证损失规避的研究大都来源于调查问卷或实验研究，仅有少量文献利用人们的实际行为数据进行检验，并得到其存在的相关经验证据，但是这些文献均采用的是宏观总量数据[23-24]。正如Schmidt和Traub[20]所指出的，这些结论需要谨慎对待，损失规避在总量层面较为显著可能是因为部分家庭(或个人)是极度的损失规避者，损失规避在家庭(个人)中可能并不普遍存在。基于此，Genesove和Mayer[25]利用波士顿房地产的个人房屋交易数据验证了损失规避对卖房者的影响。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文献利用微观数据来验证我国家庭或个体是否存在损失规避，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目标。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家庭数据来验证损失规避在我国家庭层面的存在性，同时检验其对中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通过将家庭储蓄概率模型化为家庭收入相对于基准收入水平和其它可能影响储蓄行为的控制变量的函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与损失规避的预测一致。本文的贡献有两个维度：首先，提供了影响中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一种新的可能因素。其次，对损失规避现象提供了中国微观家庭层面的实际证据。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前景理论和本文结论的联系并提出相应的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描述；第四部分是经验分析，给出了估计结果及相应的解释；最后是本文小结。

二、前景理论、损失规避与计量方程

为了在前景理论中讨论损失规避，Tversky和Kahneman[18]提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确定下行为的三点要素。第一，衡量损失和收益应相对于一个基准水平。第二，相对于同样数量的收益，损失的价值函数更加陡峭。第三，损失和收益对其价值函数的边际影响是随着损失和收益规模的变大而递减的。综合以上三点因素，前景理论所涉及的价值函数如图1所示。

目前大多数针对前景理论的研究是基于经济主体在调查问卷或实验中进行的风险选择，前景理论并没有直接指明家庭面对不同收入冲击时应如何进行消费-储蓄选择。Bowman等[23]根据前景理论所建立的一个简单两期家庭消费-储蓄模型指出：在损失规避的情形下，收入下降时家庭对降低消费的抵制程度要强于收入上升时对提高消费的抵制程度。在本文的实证部分，我们利用家庭正常年份的收入作为基准点来进行研究。这样选取的原因是因为正常年份的收入似乎是每个家庭最自然的比照点。基于前景理论，当收入水平低于基准水平时，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当收入水平高于基准水平时，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只会小幅度上升。家庭针对预期收入变化的消费决策调整具有非对称性。

图1　前景理论

本文剩余部分利用CHFS数据来检验中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收入正向和负向调整的非对称反应，从而验证损失规避在我国家庭层面的存在性。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savei=β0+β1above_referencei+

β2below_referencei+Xδ+μi

(1)

其中，save是家庭的储蓄决策，above_reference是定义家庭收入是否高于基准收入水平的0-1变量，若高于则取值为1，否则为0；below_reference则是定义家庭收入是否低于基准收入水平的0-1变量，若低于则取值为1，否则为0；X是其他可能影响家庭储蓄决策的解释变量，μ是扰动项。根据前景理论可知，如果家庭层面存在损失规避，那么我们可以预期β1>0，β2<0，且|β1|<|β2|。

三、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CHFS数据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提供，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层面的微观金融数据库，有关数据的详细信息参见甘犁 等的介绍[26]。CHFS 2011年的数据共涉及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8438个家庭，剔除收入和消费支出等数据存在缺失的家庭样本，本文使用的样本共计7238个家庭，其中包括农村家庭3023个，城市家庭4215个。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储蓄决策的二元变量。将上一年度中家庭各项收入之和与消费总支出进行比较，如果家庭消费支出少于收入，则家庭在过去一年进行储蓄，取值为1；如果消费支出等于或者大于收入，则意味着家庭没有进行储蓄，取值为0。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CHFS数据中，受访者对于家庭收入或支出的回答通常是一个大致区间，而非具体的数值；很难确切地获得每个家庭的储蓄水平。如果使用储蓄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则有可能引起一些偏误，而我们的设定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此类偏误。

本文经验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正向和负向的收入冲击是否具有不对称反应。因此我们关注的变量是根据家庭收入相对于基准水平的高低关系所定义的虚拟变量。遗憾的是，CHFS中并没有家庭基准收入水平这一数据，因而无法直接得到实际收入与基准收入的高低关系。一般而言，家庭的基准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家庭以往的收入水平。在CHFS问卷中，受访者将被问到“去年，您家的总收入与正常年份比较是偏高还是偏低”，我们对该问题的回答作为“家庭收入相对于基准收入的高低关系”的代理变量。

最后，影响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潜在因素有很多，本文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家庭成员的风险态度；(2)家庭成员年龄，以受访者年龄作为代理变量；(3)家庭小孩抚养数量，本文将家庭内部18岁以下的成员数量记为家庭小孩抚养数量；(4)家庭结构，根据受访者的婚姻状况，本文将家庭分为三类：未婚家庭，已婚或同居的家庭，以及分居、离婚或丧偶的家庭；(5)家庭财富水平；(6)家庭住房拥有数量；(7)受访者健康状况。

表1报告了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知，大约有64.33%的家庭在2010年度总支出低于年度总收入，即不存在储蓄行为。总体而言，大约有的家庭的收入高于其基准水平；有接近一半的家庭的收入与基准水平持平，剩余约20%

表1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的家庭的收入水平则低于基准水平。对于上述分布，农村与城市家庭略有差异，但不是特别明显。对于投资风险态度而言，13.75%的家庭偏好风险，42.95%的家庭对于风险的偏好和规避程度一般，43.30%的家庭规避风险。从受访者的婚姻状况来看，大部分都是已婚或同居，5.13%是未婚，7.24%是分居、离婚或丧偶。从受访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来看，37.58%的受访者身体健康状况较好，33.25%的受访者身体健康状况一般，29.17%的受访者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样本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大约为47.25岁，其中农村约为50.47岁，城市约为44.94岁，这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事实基本一致。家庭的财富水平大约平均为55万，其中农村家庭约为25万，城市家庭约为76万。家庭平均住房拥有量约为1.09套，家庭平均小孩抚养数量约为0.75人。

四、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0-1离散变量，因此我们分别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归纳在表2中。众所周知，Probit和Logit模型的差别在于扰动项服从的分布函数不同，因此两模型中参数估计的值并不具有可比性。基于此，本部分重点报告的是二者的边际效应。主要结果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表2第一列的全样本分析结果可知，无论何种模型，回归结果均表明收入水平高于基准水平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家庭的储蓄概率(p>0.35)，相对于收入水平与基准水平持平的家庭而言，收入水平高于基准水平的家庭进行储蓄的概率仅提高了1.9%左右。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低于基准水平的家庭则会显著地降低其储蓄概率(p<0.01)，相对于收入水平与基准水平持平的家庭而言，收入水平低于基准水平的家庭进行储蓄的概率则降低了5.1%左右。从上述结果可知，当中国家庭面临正向和负向的收入冲击时，存在着非对称的储蓄行为。具体而言，当收入降低时，消费者会显著地减少储蓄以抵制消费降低；然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却并不会显著地增加储蓄。该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第一，由于我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会受到损失规避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分析相关行为和制定政策时，不能仅依赖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还需借鉴前景理论的相关成果。第二，该结论表明，正向的收入冲击并不会显著增加家庭的储蓄概率，因此政府应努力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这样不仅能扩大消费，同时并不会显著提高储蓄概率。第三，据我们所知，这一结论还是首次在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上提供了损失规避的经验证据。

其次，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农村和城市家庭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同样归纳在表2中。从表2可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其应对收入冲击的储蓄行为也都表现出非对称性。进一步的，农村和城市家庭之间的这种非对称储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收入水平高于基准水平时，农村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的提升幅度要显著大于城市家庭；而当收入水平低于基准水平时，农村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的下降幅度与城市家庭相差不大。上述差异可能是由于城乡的收入水平差异所引起的。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当收入面临正向冲击时，虽然消费也会迅速增长，但是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同时也作为对家庭层面损失规避行为的一个稳健性检验，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家庭财富水平划分为相对富裕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仍归纳在表2中。从表中可知，对于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其储蓄行为都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富裕家庭的储蓄行为和贫困家庭的储蓄行为存在显著差别，而这种差异和城乡家庭之间储蓄行为的差异极为相似。具体而言，当家庭收入高于基准水平时，相对富裕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仅提高0.9%，而相对贫穷的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会提高约3.3%；而当家庭收入低于基准水平时，相对富裕和相对贫穷的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大约都会降低5%。

第三，本文对控制变量的估计也具有合理的经济含义。消费者的风险态度对家庭的储蓄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消费者越是偏好风险，进行储蓄的可能性就越低；越是规避风险，储蓄的可能性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普遍较低，这可能由于这些家庭必须减少储蓄以支付医疗保健支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时，家庭储蓄行为则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城市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会降低，而农村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这或许是因为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程度较低，且主要是依靠储蓄。因此，农村家庭在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时会更多地进行储蓄以备不时只需。从不同婚姻状况的家庭来看，相对于未婚家庭，其余类型的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较高，且已婚或同居的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最高。随着家庭成员年龄的增大，家庭进行储蓄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农村家庭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家庭财富水平和住房数量对于家庭的储蓄行为也存在负向的影响，家庭财富水平越高，或者拥有的自有住房数量越多，则进行储蓄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最后，家庭小孩抚养数量也会降低家庭的储蓄，这说明小孩的抚养费用是家庭的一项重要支出。

最后，我们利用一个稳健性检验来结束本部分。具体的，我们将收入水平与基准水平持平的家庭作为控制组，将收入水平低于基准水平的家庭和收入水平高于基准水平的家庭作为两个处理组，分别检验不同方向的收入冲击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如果直接比较处理组家庭和控制组家庭之间的储蓄行为，则无法准确地得到收入冲击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受到收入冲击的处理组中的家庭和未受到冲击的控制组中的家庭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最理想的做法是将每个处理组中家庭的储蓄行为和该家庭处于控制组时的储蓄行为进行比较。但是，对于同一个家庭，我们无法同时观测到两种情况下的储蓄行为。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利用匹配估计，对于处理组中的每一个家庭，在控制组中寻找与之最相似的家庭构造其反事实状态，然后得到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到控制组的反事实状态，进而得到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得到它们的平均处理效应(ATE)。考虑到城乡差异，本文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后，将所有家庭区分为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进行考察。为了较好地保证概率重叠条件成立，参照Crump等[27]的建议，对于每一组的分析，本文仅保留倾向得分位于(0.1,0.9)的样本家庭。最后，表3汇报了匹配后样本中可观测变量在控制组与处理组中的差异。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两组的差异较小，且不显著。表4汇报了反事实分析的结果。其中，反事实1分析的是收入水平低于基准水平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反事实2分析的是收入水平高于基准水平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从表4可知，无论是从全样本，还是从城市或农村家庭的分析结果来看，收入的负向冲击都会显著地降低家庭储蓄的可能性，但是收入的正向冲击并不会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的可能性。

五、结论

本文将正常年份的收入水平作为基准，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损失规避在我国家庭层面的存在性，及其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损失规避确实影响着我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收入增加对于消费增长的影响要大于收入下降对于消费降低的影响。也即是说，当收入增长时，家庭可能会立即将消费水平向上调整，而当收入下降时，家庭可能并不会改变当前的消费水平。这与持久收入假说所认为的“当期收入增长并不会显著增加当期消费支出”，以及流动性约束理论所认为的“流动性约束可能导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对收入变动存在过度敏感性”等结论并不一致。事实上，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对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损失规避理论对于“风险资产投资不足”、“股价下跌时股市交易量下降”、“市场在位者对于潜在进入者的对抗意愿”等一些经济现象已经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28-30]。因此，本文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今后在分析我国个人或家庭的经济决策时，可能需要充分考虑损失规避这一行为特征。

本文的研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选取不同的基准收入水平可能会显著影响本文的结果，家庭上一年的收入水平，该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等变量都有可能作为家庭的基准收入水平。其次，本文的储蓄决策是一个离散变量，研究收入水平相对于基准水平一定量的变化对于储蓄量的影响同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最后，家庭的储蓄决策是一个跨时期的选择行为，随着微观调查的推进，运用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或许能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2]周绍杰，张俊森，李宏彬．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9(4)：1197-1220．

[3]朱国林，范建勇，严燕．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J]．经济研究，2002(5)：72-95．

[4]金烨，李宏彬，吴斌珍．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J]．经济学(季刊)，2011(3)：887-912．

[5]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0(11)：39-44．

[6]朱信凯．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户消费行为分析[J]．统计研究，2005(2)：103-112．

[7]唐绍祥，汪浩瀚，徐建军．流动性约束下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二元结构与地区差异[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81-95．

[8]艾春荣，汪伟．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98-114．

[9]雷钦礼．增量效用函数：家庭消费理论的重新构建[J]．统计研究，2003(12)：7-12．

[10]张安全，凌晨．习惯形成下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J]．统计研究，2015(2)：23-30．

[11]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33-38．

[12]施建淮，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储蓄动机：1999-2003[J]．经济研究，2004(10)：66-74．

[13]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2)：119-131．

[14]凌晨，张安全．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理论与实证[J]．管理世界，2012(11)：20-27．

[15]Wei Shangjin, Zhang Xiaobo.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119(3): 511-564.

[16]Kahneman D, Knetsch J L, Thaler R H.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 5(1): 193-206.

[17]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1979, 47(2): 263-291.

[18]Tversky A, Kahneman D.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4): 1039-1061.

[19]Tversky A, Kahneman D.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2, 5(4): 297-323.

[20]Schmidt U, Traub 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loss aversion [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002, 25(3): 233-249.

[21]Haigh M S, List J A. Do professional traders exhibit myopic loss aversion?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1): 523-534.

[22]Abdellaoui M, Bleichrodt H, Paraschiv C. Loss aversion under prospect theory: a parameter-free measurement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7, 53(10): 1659-1674.

[23]Bowman D, Minehart D, Rabin M. Loss aversion in a consumption-savings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9, 38(2): 155-178.

[24]孔东民．前景理论、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的不对称——以我国城镇居民为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4)：134-142．

[25]Genesove D, Mayer C. Loss aversion and selle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4): 1233-1260.

[26]甘犁，尹志超，贾男，徐舒，马双．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1-14．

[27]Crump R K, Hotz V J, Imbens G W, Mitnik O A. Dealing with limited overlap in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J]. Biometrika, 2009, 96(1): 187-199.

[28]Benartzi S, Thaler R H.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1): 73-92.

[29]Shefrin H, Statman M. The disposition to sell winners too early and ride losers too long: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85, 40(3): 777-790.

[30]Fershtman C. On the value of incumbency: managerial reference point and loss aver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96, 17(2): 245-257.

责任编辑、校对：郑雅妮

Loss Aversion and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ZHANG An-quan1,2, LING Chen1, NI Peng-fei3

(1.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2.Postdoctoral Mobile Research S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3.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Loss aversion, as an extensively existing phenomenon in both risky and riskless decision, has been much discussed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2011 to examine the existence of loss aversion at Chinese household level and its possible impa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saving behavior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loss aversion at the household level and identify an asymmetry in saving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shocks in income. Specifically, having income below the reference level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saving, but having income above the reference level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ikelihood of saving.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umer’ s loss aversion in order to assist individual to recognize, predict and intervene in the consumption and saving decision caused by loss aversion.

Key words:Prospect Theory; Loss Aversion; Income Shocks; Household Saving; Asymmetry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6(02)-0041-08

作者简介：张安全(1985-)，四川省苍溪县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消费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凌晨(1984-)，浙江省海宁市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微分博弈、资源经济学、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倪鹏飞(1964-)，安徽省阜阳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竞争力、房地产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