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李木生

三十年前，我们一起当兵。一眨眼，儿女们也已到了我们当年当兵的年龄。三十年前，一个个面皮嫩得像刚出锅的发面馍馍。再一见面，一个个脸膛子都老得似树皮了，真是岁月不饶人。

当兵前，常见老家生产队的牛干完活吃罢料就卧在场上反刍，我们乡下人叫“倒沫”，也叫“倒嚼”。牛将先前吃下未及细嚼的粗饲料反到嘴里，再细细地嚼啊嚼，直至嚼得满嘴白沫，重新用大舌头一卷，美美地咽进肚里。人也会“倒沫”的吧，只不过是“倒沫”过去的日子，过去的人和事。在我的“倒沫”里，战友是占着相当分量的，一个一个，平凡而又亲切。

杨玉寅

他虽然长得壮实，却露着些文秀，如果他不是常常将一脸络腮胡刮得发青，真会是满脸都是头发。战友们羡慕他写得一手好字，更羡慕他娶了个俊媳妇——我们部队文工团的团花，舞跳得让人眼花缭乱。他那时正当着政治处的宣传干事，有人说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大同意这种看法。一个“团花”，又是大城市（西安）的娇小姐，相不中官大点的，相不中家庭条件好点的，单单挑中了他这个当兵前连地瓜干子都吃不饱的土包子，这其中要不是“魅力”二字作怪才怪呢！

到底是啥魅力，只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了。

我倒知道一件事，不知沾不沾“魅力”的边？在我的另一个战友，将命献给了成昆铁路的修建、闪下了瘫痪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着两个孩子的杨玉寅和曾经是“团花”的妻子，二话没说，就担起了抚养战友孩子的担子。上学、找工作、结婚，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负责到底。写到这里，我想起他家中的那副对联：“欲高门第需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这样看来，花能为媒，善更能为媒。

赵梅启

梅启是个实诚人。个子不高，却敦实，还会武术。别看他会武术，却从没见他出过手。就是在别人挤兑得他怒火中烧的时候，他也仅仅是将圆圆的拳头搦得嘎巴响，让厚实的胸脯波浪般起伏。部队的纪律和家人的期望在约束着他，况且普通百姓出身的孩子，更珍惜来之不易的“进步”（此时他已经提升为排长）。

他在部队没当上大官，回地方也没有成为大款，但是我却敬重他，敬重他是个本分的好人。

有这样一件事我咋也忘不了。那时我们铁道兵部队正在陕西的穷山恶水中修铁路，已经三年不见的妻子来看他。他的妻子叫张瑞兰，虽然长得清秀，文化又高，还在县委工作，却不摆架子，顾家疼丈夫。虽然嘴里不说，但在心里头，我们这些从农村入伍的大兵，谁不把对象看得神一般重？深山峡谷间，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地方，铁道兵的一线又是男人的世界，加之每一寸路基的延伸，都是我们和死神相搏后的前进，因此，妻子的到来，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妻子就是家，她来了，人间的温馨就把我们这些泥头败脑（只有牙齿还露着白色）的“老铁”暖成最幸福的人了。妻子是水，浪漫地淬在我们这些干活干得粗野了的大兵身上，我们才会成为又强又韧的钢。妻子还是无声的春风春雨，让我们沙石弥漫的生命里充盈起花香绿意。

三年未见的妻子来了，千里迢迢地来了，沉稳的梅启兴奋得有点手足无措了。虽然是在“文革”期间，虽然是在荒山野岭的军营，他们四目相触的刹那，我却感到了惊天动地的抱与吻。

谁知刚刚安顿下瑞兰，另一位战友阮恩法就接到了妻子已到烂滩的电话。烂滩在几十里外的地方，是长途汽车的尽头，必须去接。路险天晚，阮恩法作难了。就在阮恩法作难之际，赵梅启拉起战友的手，说：“走，我陪你去接！”他陪着战友走了，丢下了三年未见、刚刚来到的妻子，当晚未归。等到第二天深夜接回战友的妻子，来到自己妻子跟前的时候，他看到泪水已经打湿了妻子的枕头。

赵梅启不擅言辞，见面总爱笑笑，以笑当话。有一年冬天，老家的一个战友病故，我去吊唁，见到了梅启，他还是话不多，只是嘿嘿地笑着。见我穿得薄，就脱下自己正穿着的皮衣，非要裹到我身上。至今还记得，他的皮衣，像他的笑一样让人暖和。

段友芬

段友芬是师特务连女兵。不见人，光听说话就知道是个好心肠的人，她的声音舒缓甜润，如揉满阳光的溪流。一见面，她那和善的眼睛能撤去人与人的一切隔阂。而且不管是对首长还是对新兵，这和善的眼睛总是流动着一样的柔和的光彩。

她是我们铁道兵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菩萨一样地为他人做了无数的好事，其感人事迹能写成一部书。不知怎的，她留在我记忆里的形象，却是因了一件极细微的、也许至今也无人知道的小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吧，来了电影《刘三姐》。放映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在军营传开了，我们像小孩盼过年一样地盼着，连挑土盖屋的重活都好像轻松了许多。其时“文革”已进行了多年，“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也已看了一年又一年，突然来了《刘三姐》，那真是要多解馋有多解馋。当时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段友芬，当然是代替战友值班。部队演过的第三天吧，我忍不住，又“偷偷”地跑到部队驻地青海乌兰县城电影院，重看了一遍《刘三姐》。散场时，熙攘的人流里，我却惊奇地发现了段友芬！她平时白净的脸红扑扑的，眼也雪亮亮的，亢奋着，是也忍不住了，“偷偷”跑了出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张亢奋灿然的脸还在我记忆里生动着。并由此引得我一次次地想：只要人类存在，人类对美与情的追求就注定是无法泯灭的了，它是沙漠上的泉、黑夜里的灯、生活中的盐。缺乏美与情的时代，将是黑暗的时代，缺乏美与情的生命，将是粗陋可怜的生命。

我的夫人对她印象最深。夫人抱着还小的女儿去青海部队探亲，两次到了西宁都是段友芬去接，不仅管吃管住，还包买票（那时她在我们铁道兵十师住西宁办事处）。有一次她帮助买了车票，找回的钱放乱了，又怕少给了，就多找了八块钱。夫人抱着孩子还给她八块钱，她反而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一个劲地说“给你添麻烦了。”

老段转业回到济南一个缝纫机厂，做好人好事的脾性不改。退休后做起保健产品，以她的诚信度，当然是拉了不少客户，据她说是不久就升到了一个什么级别。可她的丈夫——也是我们的一位战友——却说，升是升了，钱却赔了，她太实诚太热情，老是不惜血本地赠送产品，后来还是不干了。前年她的儿子结婚，我们赶到济南喝喜酒，却见她面部神经有些不够协调。一问才知，她在公共汽车上为孕妇让座，想不到司机遇有情况来了个急刹车，她就一下子从座位上翻了过去。

黎香文

我们新兵训练是在郭沫若的老家四川乐山进行的，黎香文是我们新兵连的班长，1965年入伍的四川兵。经历过那么多位首长，又过去了三十年，他是让我想念得最多的。紧凑略瘦的脸，额却丰满，嘴阔唇薄，牙莹白，眼大且亮微凸，一笑，满脸灿然和善。

那个权作营房的粮食仓库还在吗？水泥铺地的仓库大院，一定在寂静里常常留恋起当年的闹热。练步伐，走队列、操练枪支、训练投弹、负重的长途拉练，深夜里的紧急集合，漫漫夏日几乎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熔炉，蒸我们，烤我们，炼我们。狼狈过，病过，也在队列里晕倒过。但是，因为有了黎班长的疼爱，枯燥严酷的新训生活，似乎都透着生命的绿意、盎然、陶然，还有点儿浪漫。他带着我们摸爬滚打一天，夜里还悄悄起来，轻轻地为我们盖好蹬脱的被子、掖妥散开的蚊帐。他个头不大，手却超常的大（他说是劈山、凿洞、架桥磨出来的），满布的茧像带了副铁手套。我至今还不明白，这么大的手怎能如此灵巧，为我们补缀起鞋袜来，自如有样。有时边补边“骂”：“鬼儿子娃娃，啥子脚哟，硬是有牙嘛！”他简直就是我们的神经，感应着大家的甘苦悲喜。谁情绪波动了，他就会在晚饭后或吹过熄灯号后约你到营房前的小溪边，走走，或坐下“谈心”。有时即便他不说话，只要听着他烟袋锅明灭间的吱吱声，我们就能体味到他的关切，波动的心绪也就平复下来。我们训练的地方是一个叫沙弯的地方，有山有水。班长谈心有时会在有月亮的夜晚，风有些凉快了，月光照着，脚下小河的水流着，就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好像班长就是比自己亲人还亲的人。回地方多年了我还在想：做官的要像黎班长待他的战士一样待百姓该多好。

我当兵时才十六岁，却老想着进步，入团啦入党啦提干啦什么的。那时的农村兵为了找出路，谁没想法？有想法就争着表现积极，抢着挑水，抢着早起扫地。班长见我人小正长个，老会嘱咐一声：“小李子，挑水不用挑满的，多挑两趟就有了。”

那时年轻，加上积极，累得很了就睡得沉，有一次竟然尿了床。尿时很畅意，觉得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厕所，泡大，也就湿得片大。等到觉察出来，已经晚了。只好用身子暖，可那么大的片，怎么能暖干？心里那个烦呀、臊呀，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堆火赶快烤干了被边与褥子。一个班一长溜通铺，熬到起床号响，平日里迅速麻利的我反而磨蹭起来。班长一下子察觉到问题，先是摸摸我的额头，不烧，就发现了我的“毛病”。想不到班长宣布“小李子”留下整理卫生，并额外“命令”我把全班的床单都撤下来洗了。我那个感激呀，真想上去亲他一口。

新训没完，我就被选拔到铁道兵十师峨嵋训练队学习无线报务。我兴冲冲地离开了新兵连，也离开了黎香文班长。离开了，就再没见过他。三十年过去了，前几天见到当年新兵连同班战友李延信，他说：“你离开时，黎班长哭了。”

李宪冰

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长相真叫有味，1955年当兵的李宪冰就是这样的模样。不光模样仿佛，还都透着幽默。别看李宪冰当官当到了师级，我们却都把他当成老哥头，他也说，当官没品足，啥叫大啥叫小？再说啦，官有大小，人无贵贱，一句战友，把啥都取齐了。

有一次我们1968年入伍的一些战友聚会，纪念入伍三十周年，他也往里凑。怕我们“嫌”他老，还巴巴结结夸我们这批兵是当年铁道兵的“白菜心”。“批准”他发言了，他则说：“说了几十年官话，这一退休，官话又忘了，没想到五六十的人倒不会说话了。”其实，就是在官位上他也很少说官话，更不会搭官腔。这次聚会，说到战友情谊，他说这是高营养、真货，比广告上吆喝的王八精强。有个战友上台唱歌，自谦说是自从饭店里时兴起“卡拉OK”才会的，他就在台下呼应“饭店水平，吃会的”。有个金乡县的战友说激动了，正在“月是家乡圆，水是家乡甜”地抒着情，他却泼了“冷水”：“瞎话篓子，还有比您金乡的水再咸的不。”

逢事举重若轻，说话不凭本本，重话淡出，荤话素出，声不高却让人回味，语不毒能令人痒笑。

就这么个豁达乐观的人，2012年竟然走了，走时才七十三岁。得了不治之症两年了，他不在乎，该吃吃该喝喝，春节时还给鱼台县的战友秦宗敏打电话，说该死该活屌朝天，管他呢！

副连长

我们铁道兵和其他兵种不一样，即使和平时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营房和烈士陵园同时建。几十年里，铁道兵部队承担了全国铁路建设中最艰难的部分。多难？就说成昆线吧（成都到昆明），光是桥梁和隧道就占了整个铁路的一半以上，工具无非是钢钎、大锤、风枪、炸药。一条线修成，几个排的兵力可能就会永远地撂在这荒山野岭间。不仅塌方要死人，爆破能死人，而且一线风枪手还会得一种几乎是不治之症的硒肺病。全身的力量抵住几十斤重的风枪，震得周身颤栗，常常会抖动得精液自流，让呼吸淹没在弥漫的粉尘中。长年累月，石质的粉尘就会将鲜嫩的肺渐渐板结起来，直至窒息了生命的呼吸。

有个战友，忘了名字，只知是个副连长，硒肺已经相当严重了还带头坚持在一线。他说领着战士干心里才踏实，连长硬夺下他怀中的风枪，拽下来，“逼”他进了卫生队治疗。最后几天，他呼吸实在困难，甚至将自己的胸膛抓得血肉模糊。他的媳妇领着闺女送他“走”，一声也不哭，只是用毛巾蘸着温水一遍一遍地揩拭丈夫的胸脯。四五岁的闺女很懂事，也是一声不吭，一次一次地给妈妈添热水、拧毛巾。我看见，闺女穿着妈妈手工做的红底碎花棉袄，袖口已磨出了星点棉絮。那几天，全连饭菜下得很少，但是活却比平时干得多了一倍。因为是病故，他不能算烈士，本来就少的抚恤金更少了。人没了，钱还少，嫂子（我们都把副连长的媳妇当作自己的嫂子）也不难为公家，还一个劲地求大家得吃饭。她领着闺女走的那天，全连都来相送。她哭了，闺女哭了，全连都哭了，泪咋也不断线。几天的工夫，嫂子的头发就已花白了。

我的战友，都是一些平凡的人。大部分是从贫穷的农村出来，加上“文革”十年的耽误，这些平凡的人又各自走过了一条相当艰难的谋生之路。他们为了国家也为了家庭，都曾在军人的岗位上默默地耗去了青春，有的还献出了生命。过去了就过去了，犹如尘土复归于尘埃，谁会有空记起这些平凡的人呢？但是战友之间却都相互惦念着，牢牢地记着，因为我们都会唱这支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