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始末

丁晓平

一

雅尔塔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美英苏“三巨头”于1945年2月11日签订了一份秘密的《雅尔塔议定书》，其中就包括一份极其保密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下面就是它的全部内容：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及大不列颠三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切秘密都在这里。约·斯大林、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2月11日以密约的形式出卖了中国，并且毫不商量。

现在终于知道斯大林为什么在会见杜鲁门特使霍浦金斯时，重申“俄国人民参加战争必须具备正当的理由，而这就要看中国是不是愿意同意雅尔塔各项建议”的原因了。

而这一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让我们继续看看美国人和斯大林，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处置这个问题的。

1945年5月28日，霍浦金斯报告杜鲁门在莫斯科第三次见到斯大林之后的收获时，说：“他（斯大林）第一次说他愿意在宋子文来莫斯科的时候，直接同宋商谈这些建议。他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并盼望我们能同时同蒋介石商谈这个问题。由于斯大林就远东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做似乎是十分必要的。他使我们完全相信他将于8月间开始攻击。因此，重要的是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来到这里。斯大林准备随时接见他。”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与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背道而驰的信息，真实的历史让你终于发现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先知。斯大林毅然决然地说，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他并且说，这种领导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保持下去，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像他那样强大。他特别提到没有哪个共产党领袖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中国，尽管他对蒋委员长有许多保留的意见，但他仍建议支持这位委员长。

他重申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全部意见，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和稳定的国家，并希望中国控制整个满洲，把它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他断然说，他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并且特别提到满洲和新疆。他还说，在他的军队为了打日本人而进入的任何地区，他都将尊重中国的主权。

斯大林说，他将欢迎蒋委员长的代表同他的军队一同进入满洲，以便在满洲设立中国的行政机构。

斯大林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且特意表示美国是战后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的唯一国家。他认为在未来许多年内，俄国人将忙于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来巩固苏联国内的经济。

斯大林同意应当由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5月31日，杜鲁门发电报给霍浦金斯，说：“我们将把斯大林想在7月1日前于莫斯科会见宋子文的意图转告宋氏，并为他准备必要的航空交通工具。在宋子文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我就将同蒋介石谈判在雅尔塔会议上所提出的条件。”

6月4日，杜鲁门致电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说：“在最近的将来，你可望得到指示，争取蒋介石赞同一项至关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任务；如果这项任务获得赞同，那就会根本地和对我们有利地改变你那一地区的整个军事局面。宋子文将前往莫斯科商谈同一问题，特此告知你，保密。为了避免泄露这项绝密的消息，上述指示将迟至宋子文到达俄国前不久再告诉你。”

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接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杜鲁门告诉宋子文，斯大林说他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并赞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但是斯大林希望把日本在1904年从俄国手中抢过去的太平洋上的一些权利归还俄国，而且希望俄国在对日作战以前同中国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会议结束之后，杜鲁门立即打电报给赫尔利，将上述斯大林的想法和雅尔塔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非常具体的交代，希望他告知蒋介石：“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的目的。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已同意苏联就其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也同意这些要求。”最后，杜鲁门命令赫尔利在6月15日同蒋介石谈判这个问题，并且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他的赞同。

6月14日，杜鲁门再次会见宋子文，将霍浦金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的情况作了简要通报，并将《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

听了美国总统介绍的情况，宋子文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三巨头”在四个月前就已经秘密达成了出卖中国权益的决定，并以苏联出兵抗击日本为条件相威胁。宋子文说：“我感谢总统先生把这些重大的问题告知我，但是我希望总统能注意到有几个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雅尔塔会议取得的谅解要求恢复俄国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而丧失的。”

杜鲁门没有说话，示意客人接着说下去。宋子文说：“在1924年订立的两个条约中，苏联政府已经放弃了它在中国的一切租让、租界和其他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我到莫斯科后，我还会向斯大林元帅把这一切问题澄清一下。比如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益一词的含义问题，尤其是租用旅顺港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是极其强烈地反对任何在中国恢复特殊租用港口的旧制度，要接受苏联的这一点采取的立场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这次会议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其协定自然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对这种密约，中国不能予以承认。我深表遗憾。”

杜鲁门解释说：“我们迫切地希望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以便缩短战争的时间，从而拯救无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尽管这是我当前所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不会做出任何损害中国——我们远东朋友的利益的事情。部长先生，你要相信，我最感到焦虑的是想要避免在远东或欧洲撒下可能在将来引起纠纷和战争的火种。”

“我很高兴地听到总统先生做出这样的承诺。”宋子文十分诚恳地说，“在世界各国中，还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被中国看作是朋友的。”

会见结束时，宋子文答应先回去向蒋介石报告，再去莫斯科。

会后，杜鲁门立即给斯大林拍了一封电报，说：“宋子文今天乘飞机离此经重庆前往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商谈缔结中苏协定的细节。已指示赫尔利大使在6月15日把苏联的条件通知蒋介石，并尽一切努力得到他的同意。还指示赫尔利大使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与此同时，杜鲁门还给丘吉尔拍发了一封类似的电报。这位英国首相回电说：“我完全同意并欢迎这些安排。”

至此，杜鲁门扫清了美国与苏联结盟中存在争议问题的一切障碍，完成了他前往波茨坦与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所有程序，终于可以拿着罗斯福的“旧船票”，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奥古斯塔号”军舰。

写到这里，也就是在宋子文赶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之前，我们十分有必要以年表的形式回顾一下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些重大事件——

1941年

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

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

1942年

1月29日至30日，宋子文、史汀生交换照会，商议任命史迪威将军为美国驻华陆军代表兼蒋介石委员长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

2月2日，马歇尔将军下令派遣史迪威将军赴重庆，受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的指挥。

2月7日，美国批准对华贷款五亿美元。

3月6日，史迪威将军向蒋委员长报到。

1943年

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在华盛顿签字。

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在莫斯科签字。

11月23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

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会议。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12月17日，美国国会取消在立法上歧视中国移民及其归化的法案。

1944年

6月，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

8月18日，任命赫尔利将军为罗斯福总统个人驻华代表。

8月31日，赫尔利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谈。

10月24日，美国宣布从中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1945年

1月8日，赫尔利以美国驻华大使资格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2月4日至1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

4月15日，赫尔利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商，解决关于国共之间的问题。

7月17日至8月1日，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柏林召开波茨坦会议。

二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3年。

10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起草《关于普遍安全原则的宣言》。会上，就赫尔根据罗斯福指示提议中国作为宣言共同发起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莫洛托夫表示强烈反对，艾登也持冷淡态度。但赫尔按照罗斯福“两个三国协定远远抵不上一个四国协定”的意见，十分强硬地指出：“美国政府就中国局势做了并正在做一切可做的事情。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赫尔告诉莫洛托夫和艾登：“排除中国是错误的，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宁愿此次会议不发表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不得不做出让步，三国外长同意中国为宣言发起国。

10月30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四国宣言”上签字。应该说，这个“四国宣言”的历史作用，形式大于内容，它的确标志着中国开始作为“大国”介入国际事务的商讨之中。而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拉入“四强”呢？毫无疑问，当然是罗斯福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的一种长远考虑。

对此，我们可以听听罗斯福跟他的儿子小罗斯福是怎么说的：“我们与英国的联盟也有一种容易使中国与苏联误会我们是在国际政治上完全支持英国方针的危险性。美国将必须领导，并且以我们中间人的立场去调解和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和与争论；帮助解决中英、中苏在远东方面的争端。我们有力量可以办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强大而自足的国家。英国是在走向衰落的道路，中国则依然停留在18世纪之中。苏联怀疑我们，并且也使我们怀疑它。美国是在世界乱局中足以建立和平的唯一的强国。”

在罗斯福看来，“这是一个巨大而艰辛的责任。而使我们能够圆满地达成这一个责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和这些巨头们面对面地谈一下”。

正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梦想，罗斯福决定在“四国宣言”签字之后，要召开一次四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建议会议在开罗举行，说：“开罗在许多方面是吸引人的。据我所知，在那里的城郊，金字塔附近，有一家旅馆和几所别墅，这些场所都完全可以和城市隔绝开来。在前意属厄立特里亚的首府阿斯马拉，据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建筑物和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飞机降落场。其次，也可以在东地中海的某一港口会晤，只要我们每人都备一条船。”

除了在会议地点上争来争去之外，最重要的是，斯大林表示鉴于苏联与日本的微妙关系（苏联与日本订有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向日本宣战），他拒绝参加有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在场的任何会议。罗斯福退而求其次，如果斯大林不来，是否可以请莫洛托夫参加四强会议。斯大林告诉他：“仅限三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理应根据以前取得的协议在德黑兰举行。应当绝对不准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斯大林的电报彻底粉碎了罗斯福的设想，他只得放弃原计划，着手准备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召集一次美、英、中三国首脑的会议。这就是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与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开罗会议。

罗斯福之所以坚持以大国首脑的方式，力挺中国走进大国俱乐部，是因为他充分估计到了中国在未来太平洋战场，以及战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中国可以作为美国在远东利益上与苏联抗衡的缓冲区，是平衡亚洲势力的一张王牌。他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说白了，罗斯福的目的就是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为什么不呢？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对于召开开罗会议，罗斯福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于10月28日、11月1日和11月9日三次致电蒋介石，邀请他到开罗会晤。罗斯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停地向蒋介石抛橄榄枝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让罗斯福、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进攻，而蒋介石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态度，把那些训练和装备最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白宫得到的消息有时也是自相矛盾，其中史迪威将军言辞尖刻的批评，全是抱怨国民党军队的官僚腐败无能，甚至私下给蒋介石取了一个绰号“花生米”，认为“他是动摇的，诡计多端的，不可靠的老恶棍，他从未信守过自己的诺言”；大使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发出了自己的评论：“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但蒋介石还是运用他的智慧，在美国驻华官员中挑拨离间，再加上赫尔利等美国官员的傲慢自私，左右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以最终撤换史迪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其间一大批像谢伟思、戴维斯等谙熟中国事务、对中美合作具有真知灼见的“中国通”在二战胜利后均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清洗。这是后话。

对于罗斯福的邀请，蒋介石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作为中国领导人终于跻身“大国巨头”的行列，忧的是自己的实力实在无法与英美相提并论。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此去开罗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四天后，他又在日记中表示：“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矣。”

11月18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领20人的代表团自重庆动身，于21日上午抵达开罗，下榻于戒备森严的米纳饭店。当日下午，丘吉尔抵达；第二天上午，罗斯福到达。会议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先后与丘吉尔、罗斯福在他们位于金字塔附近的别墅里进行了私下会晤。毫无疑问，中国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蒋夫人，丘吉尔发现她“最不寻常而且最为迷人”。

事实上确实如此，在开幕式上，身穿绣有黄色水仙图案的黑色缎子旗袍，一件优雅的黑色上衣，脑后用黑纱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脸上罩着黑色面纱，足蹬浅色长筒袜和有着硕大铜钉的黑色皮鞋。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认为，她“本身就值得研究，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在她身上性别与政治似乎占着统治地位，这两者都在被不加区别地、分别地或者联合起来运用以达到她的目的”。在某一时刻，她改变了一下坐姿，通过她的旗袍开衩露出了布鲁克所谓的“一条匀称的腿”。将军补充说，“这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一阵沙沙声，我甚至想我听到了一阵来自某些年轻与会者压抑的嘶鸣声”。宋美龄的英语水平给她带来更多的机会，因此在会议上她不仅抢了她丈夫的风头，甚至多次打断翻译，说她有必要传达蒋委员长更完整的想法。

会上，蒋介石与丘吉尔就打开缅滇通路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缅滇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丘吉尔只要求中国单独在缅甸北部作战，牵制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他甚至带蒋介石夫妇来到他的地图室，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的作战计划。这令蒋介石十分生气。最后还是由罗斯福出面调解，与丘吉尔达成了一项就缅滇作战的“海盗”行动计划。

11月26日下午，开罗会议在积极愉快的氛围中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三国首脑讨论通过了《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文稿。随后，领袖们继续讨论缅甸作战的时间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决定待德黑兰会议后再做决定。会上，蒋介石要求美国帮助装备90个师，提供10亿美元贷款。罗斯福口头答应予以考虑，同时要求蒋介石在中国东北地区对苏联做出让步，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以此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会上，蒋介石要求收回香港，罗斯福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主张将香港变成自由港，但遭到丘吉尔的拒绝。

会议结束时，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花园里合影留念。宋美龄坐在身穿白衣服的丘吉尔的右侧，两人正微笑着谈论着；而另一边，罗斯福正与英语较差的蒋介石说着什么，蒋报之以微笑。这张照片被作为蒋委员长与其夫人的卓越标志在中国广为传播。

27日上午，《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文稿由罗斯福带往德黑兰，以征求斯大林意见。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阅后，表示同意。12月1日，在德黑兰会议结束的当天，“开罗会议宣言”公开发表，蒋介石夫妇也回到了重庆。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项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会议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台湾、澎湖列岛属于中国。这是蒋介石最大的成功和贡献。

更为传奇的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和史迪威的一次谈话中，当他问及蒋还能撑多久时，将军告诉总统只要日本人一次新的攻势便可使他倾覆。于是，罗斯福建议他们应该寻找“某个其他人或者组织来继续进行下去”。回到中国后，史迪威告诉他的副官，罗斯福“亲口说他厌倦了蒋和他的坏脾气。实际上他用他威严的方式告诉我：‘如果你不能与蒋和平共处而且也不能取代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摆脱他。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找一个你可以控制的人。”另一个版本说罗斯福下令制订了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是否真的如此，似乎可信，又不可信。

尽管开罗会议把中国奉为将塑造战后世界的四个大国之一，但由于斯大林不愿意与蒋介石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实际情形，无论美国总统在后来的炉边广播谈话中怎样赞誉蒋介石是“不可征服的人……有着伟大的见识和伟大的勇气”，但国民党政府也只能是四个大国中的一个次要伙伴。

实际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丘吉尔，他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都不赞成罗斯福坚持把中国看作“大国”、把蒋介石看作大国首脑的观点。而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余音未了，五个月之后，“三巨头”就在克里米亚再次秘密聚会，召开了雅尔塔会议，出卖了中国的权益。难怪雅尔塔会议苏联代表团的马伊斯基在给驻瑞典大使亚历山大·柯伦泰的私人信件中说：“克里米亚会议非常有趣。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总体上的影响力以及斯大林个人的影响力都极其强大。会议的决议75%都是我们的决定……‘三巨头的合作现在非常紧密。德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无论是在这场战争还是在此之后。”

三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即将前往莫斯科的宋子文这里。

1945年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秘密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其中《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严重出卖了中国，直到6月14日才通知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由此可见，“三巨头”为了达到各自国家的战略目的，一致支持和承认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国、瓜分中国主权的权益。实际上，就是让中国继续履行沙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斯大林明目张胆地背弃了1924年签订的放弃一切特权的《中俄协定》，推翻了1936年的《蒙特罗公约》，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侵害中国主权。而在这个过程中，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丘吉尔，受益者是苏联——斯大林。

拿着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的《雅尔塔协定》，在美国也引起了很大争议。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一位议员就曾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了质询。罗斯福面对质询，也无言以对，深为内疚。

当然，在听到《雅尔塔协定》出卖中国的风声之后，蒋介石非常恼火。他知道，同盟国的宰割行为无疑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和约》悲剧的重演，他担心自己将无法向国人交代。为此，他曾要求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去问问罗斯福。

这位身材高大、留着卷曲胡子和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的大使，是一个对自己的能力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却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家伙，本来总统派遣他去履行支持史迪威、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结果事与愿违，竟然伙同蒋介石除掉了史迪威，自己则成了著名的反共斗士。在受到总统接见和承诺之后，他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了他的反共立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和武装政党……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他想以此赢得蒋介石的欢心。

宋子文回到重庆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听了报告，蒋介石深深地知道，此事如果弄不好，会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而遭到人民的唾骂，但考虑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和自身政权的需要，他实在也拿不出什么抵制的办法。

6月30日，以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时，蒋介石还派自己的儿子——时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陆军中将蒋经国去莫斯科，同行的还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卜道明，试图向斯大林发起外交攻势。但这一切努力，在态度强硬的斯大林面前都如同竹篮打水，《雅尔塔协定》没有任何更改的余地。

就像丘吉尔向斯大林表示友好曾让自己的夫人代转信件一样，蒋介石之所以派蒋经国赴苏，目的是为了向斯大林表示亲善友好。一方面，儿子可以代表父亲；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苏联有过12年的学习经历，通晓俄文，便于观察、分析俄国人的意图。谈判期间，蒋介石发电报给蒋经国，命他以个人身份单独会见斯大林谈一谈外蒙古独立问题。会见时，斯大林与蒋经国有如下一段对话：

斯大林：“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蒋经国：“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的话多么强硬！这种话一说出来就是一种侮辱。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是中国人，他都会感到愤怒。更何况，此时此刻面对斯大林“强盗逻辑”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儿子。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话就像扇了蒋经国一个耳光——屈辱啊屈辱！耻辱啊耻辱！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屈辱和耻辱，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屈辱和耻辱！

其实，斯大林与中国谈判有关签订同盟条约的问题，只是他为了争取获得加入远东战争的有利条件，在军事准备的同时采取的一个外交战略。斯大林实在太狡猾了。他并不急于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为什么？因为他担心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就会把苏联红军即将进攻日军的消息泄露出去。因此，他才答应谈判在7月初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才进行。

从6月30日到7月12日，斯大林先后六次会见了宋子文。在杜鲁门的催促下和当时中国抗战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一方面抓住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抓住中国国内的矛盾，引诱并胁迫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理所当然地与苏联签订条约，并且急切地盼望苏联红军向日本人发动进攻。但蒋介石从一开始并不愿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也不愿意接受苏联人提出的要对大连港和旅顺港进行的控制。宋子文认为，苏联的这一要求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现状”的含义。同时，宋子文还通过美国大使哈里曼，寻求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但美国以保持中立为由予以拒绝。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杰弗里·罗伯茨认为：“斯大林与宋子文的会谈记录事后读来既费力又乏味，而且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无疑也十分令人沮丧。就像斯大林在一次会谈后向哈里曼抱怨的那样，他‘无法确切地理解宋的建议是什么。宋谈了很多，并且把很多时间浪费在记笔记上，但他们没有确切地理解他在建议什么。他们曾经要他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他的建议，但他至今并没有那样做……他们用书面的形式，用俄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向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从宋那里，他们只得到寥寥数语。尽管如此，斯大林与宋的谈判还是提供了一扇极为有趣的窗户，由此可以窥见这位苏联独裁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全球战略。斯大林主要考虑的是日本人会与德国人一样构成长期威胁。”

7月2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即使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它也不会灭亡。历史表明，日本人是个很有力量的民族。在《凡尔赛和约》之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不会再起来了，但在大约15-17年之后，它就恢复了实力。如果日本被迫屈服，那它最终也能够重复德国所做的一切。”接着，斯大林解释说，在远东问题上，他签订《雅尔塔协定》的主要目的是，巩固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将来与日本开战。

7月7日，斯大林对宋子文说：“苏联考虑的是将来，是长远，不是六个月或一年。日本在战败后20年左右又会东山再起。苏联政府想要构建的是一种着眼于未来和长远、而不仅仅是现在的中苏关系。”

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中国同意战后承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假若苏联同意完全尊重主权与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的话。苏联将获得旅顺的共同使用权，但无共同控制权。大连将作为自由港，但归中国管理。两条铁路将共同经营，但所有权和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必须同意对中国共产党或新疆的叛乱分子不予任何支持……”蒋介石强调说，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7月9日将这份电报内容转告了斯大林，称中国政府在战事结束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古独立，其承诺方式，容再洽商。斯大林对此“甚表满意，并同意于战败日本后，再宣布”。这样，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7月11日，斯大林又一次以德国为例跟宋子文说：如果德国的重工业不被拆除，那这个国家就很容易会重新武装。至于日本，他担心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忘记现在的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又会开始给予日本各种各样的特权，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那样……在美国和英国，有人会帮助日本。宋不了解……为了采纳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苏联代表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进行了多么艰难的斗争……他们（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了搞政治游戏，为了搞平衡，就想保存德国。毫无疑问，在美国和英国有人会帮助日本”。

正如大卫·霍洛韦指出的那样：“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卷土重来，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德国在东、西方对苏联构成的双重威胁，对斯大林有关战后世界的想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预计日本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头来还会东山再起，但希望尽量把它们东山再起的时间向后延迟。他担心英国和美国会设法使这两个国家恢复它们的实力，以便制衡苏联。所以，占据几块阵地意义重大；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延误或反制德国和日本的卷土重来，并确保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支配地位。”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斯大林的这种预言不可谓不是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正好印证了斯大林的预言。

“在欧洲，德意志人的力量与担心其西方盟友反目，使斯大林进退两难。他应对这种困境的办法是，与斯拉夫国家建立长期的同盟关系。在远东，他的办法是建立坚固的中苏同盟。”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认为，“还有一个跟欧洲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在斯大林对战后的远东的规划中，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在中国就跟在欧洲一样，斯大林敦促共产党人建立民族阵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在这里就是日本人——并准备在战后建立民主的、进步的政权。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接受这条路线有点困难，因为他们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断断续续地打了将近20年的内战。但是，毛泽东显然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战略指导，虽说没有接受他在战术上的建议。同时，他像东欧的共产党人一样，也认为苏联最终对日的军事介入，可以带来许多好处。这当然让蒋感到不安，但斯大林打消了他的疑虑，因为他承诺，承认他的政权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一次与哈里曼的谈话中，斯大林开玩笑地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称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margarine communists）。大使把这理解为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一些爱国者，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不再把‘苏维埃化包括在共产党的政治议程中，这就是斯大林给他的西方盟友一直在传递的信息，这一点在亚洲与欧洲一样。”

尽管蒋介石政府一再退让，但斯大林依然得寸进尺，在大连港国际化、苏联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依然分歧很大，谈判最终无果而散。宋子文以回去向蒋介石汇报决定为由返回重庆，并说任何时候斯大林愿意的话，他都将重返莫斯科。

7月14日，斯大林也坐着那节从博物馆收藏的曾经是沙皇的专列车厢，前往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7月20日，蒋介石在与宋子文讨论之后，致电始终关注中俄谈判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代表参加，但您，总统先生，应当体会到我们已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做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我们的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我相信在您同斯大林元帅的谈话中，将向他明确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7月23日，杜鲁门在波茨坦致电蒋介石：“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做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以便达到完全谅解。”

杜鲁门的这种外交辞令，等于没有回答，揶揄得蒋介石无可奈何。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此前一天，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与苏联人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因为知道这次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将承认外蒙古独立，所以聪明的宋子文在临行之前辞去了外交部部长职务，从而躲避了在出卖国土的条约上签字而留下骂名，改而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随行的是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在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判中，宋子文、王世杰继续就大连、旅顺口、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外蒙古疆界问题上，中方提出，要求以中方以前绘制的外蒙古地图和1926年版的苏联地图为依据，遭到苏方拒绝。会谈中，苏方还提出第一阶段谈判中没有涉及的战利品问题。苏方要求将苏军占领区的日本工厂设备作为战利品，但因中方的坚决反对以及美方在这一问题上表示反对讨论，苏方才放弃。但苏方却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便是中国必须为进入东北的苏军支付给养费。经交涉，中方同意苏方发行自己的货币，由中国负责兑换。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方把苏军进入东北后的撤退时间写入条约正文，遭苏方反对。但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之后，苏军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

宋子文问道：“大元帅，请问你们撤退完毕需要多长时间？”

斯大林回答说：“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之期间内完成。”

宋子文继续追问道：“是否确在三个月之内撤退完毕？”

斯大林说：“最多三个月，足以完成撤退之期。”

于是，双方确定将三个月撤退的期限列入谈判“记录”项下。

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两个换文和四个协定。两个换文分别是：一、中苏关于苏联只援助国民政府、尊重东北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问题，二、中苏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四个协定分别是：《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国民政府当予承认。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在新协议上签了字。尽管这份条约的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反日性，但依据它的条款，斯大林得到了他在中国东北要得到的大部分东西，但没能完全得到大连的控制权。

上述文件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中苏两国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二）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和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

（三）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合作，并共同经营。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出入货物，均免除关税。

（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

就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二战胜利了，中国到底获得了什么呢？

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可谓丧权辱国；与英国，就香港受降的权限也被剥夺，更谈不上恢复主权；与美国，因为自赫尔利到马歇尔一系列的调停失败，导致一场硝烟弥漫的内战不可避免地上演，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更让“丢失了中国”的问题在华盛顿刮起了反华反共的风暴，包括史迪威将军和戴维斯、谢伟思、埃德加·斯诺等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内的一大批“中国通”受到政治迫害……

中国和美国、苏联、英国同盟协力，一起战胜了日本，因而也拯救了人类。这不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话，这是事实，这里包含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数不胜数的巨大的牺牲奉献和具体行动。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至今依然还有人非但不能正确评价中国人民在世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甚至失去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心。

（节选自《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