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生民鼓与呼

摘 要：孙光祀退休定居济南之后创作的《历南八章》，以诗歌形式艺术地记载了清朝康熙前期济南南部山区山林遭到乱砍滥伐、导致民不聊生的一次浩劫，揭开了所谓“康熙盛世”大幕下的黑暗一角，表现出了有良知士大夫的凛然正气和对民生苦难的深切同情。此诗不仅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力作，也是一份有价值的环保文献，还可借此窥见作者与王士禛“神韵说”迥然不同的诗学旨趣。

关键词：孙光祀 历南八章 现实主义诗歌 环保文献

孙光祀（1614-1698）是清初重要官员，累官兵部右侍郎、赠光禄大夫；他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其作品诸体兼备，具有较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1]。其《历南八章》[2]，是仿《诗经》体式撰写的四言诗，诗的内容反映的是康熙年间济南南部山区乱砍滥伐成灾、严重危及民生和自然环境的社会现实。此诗应写作于他康熙十八年（1679）卸任回济、定居历城姚家庄之后。至于具体年份，则尚难确定。笔者之所以作此推断，主要是依据诗中内容和他的仕宦经历：他出仕之前，久居平阴，且家庭屡遭变故，应该无暇顾及此类社会现象；而如果事发于他出仕期间并引起其注意，应能直接建言献策，而不必寄望于他人将其上“达天阊”。另外，此诗在他生前审定的《胆余轩集》中，被排列于四言诗之末，也可证明为其晚年之作。此时他作为退休官员，除非皇帝或地方官员提出咨询，按照法规是不能插手地方政务的。而面对当时南部山区乱砍滥伐愈演愈烈的现实，他又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创作了这首四言诗，并特意在前面写了小序，希望能借以引起当政者关注并采取措施。

一、原诗解析

下面按照各章顺序，依次对原文进行注、译和简析。

小序：

历环城皆山，而南鄙①西接长清，东连泰岱。层峦复嶂，不通车马，山谷间树木蔽塞，延袤②六七十里。土人③依山为村落，世以樵采为业，郡内外燎火之需悉取诸此。年来法令不章，强悍之徒百十为群，操戈负隅，旦旦④而伐之，居民不能阻。曾几何时，群山如洗。乱萌不禁，长此安穷？赋而纪之，聊存风诗之一端⑤云尔。

[注]①边地。②长度和广度，引申指面积。③土人：当地土著人，老百姓。④旦旦：天天。⑤风诗之一端：此指《诗经·国风》反映民生疾苦的功能和特点。

[译]历城的四周被山环绕，其南部边地西面邻接长清，东面与泰山山脉相连。那里到处是层峦叠嶂，不通车马，树木遮天蔽日，连绵达六七十里。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以打柴烧炭为业，济南府城内外烧火做饭所需的柴炭都靠这里供应。近年来法令松弛，这里出现了许多强悍之徒，他们百十为群，拿着凶器，占据着险要位置，天天在那里乱砍滥伐，当地居民谁也阻止不了。时间还没过多久，群山就像被洗过的一样。这种混乱的苗头如果不马上禁止，长期下去还会有穷尽吗！我把它赋诗记载下来，姑且算是保持《诗经·国风》反映民生疾苦特点的一点努力吧。

[简析]小序交代历南山区的概况，尤其山林资源的重要性。然后揭示豪强乱砍滥伐及其对社会民生的危害，表明写作意图。

第一章：

历南之山，几十万树。鳞鳞比比，莫究其数。嗟彼豪强，戕伐无度。巽①与之言，莫我肯顾。法之斁②矣，复何忧何惧？

[注]①巽：读xùn，委婉地。②斁：读dù，败坏。

[译]

历城南面的山区里，长着很多很多的大树小树；

它们你挨着我，我挤着它，不知道有多少数目。

是哪里来了那么多强盗，竟敢对山林砍伐无度？

也曾想委婉地劝阻他们，却置若罔闻不管不顾。

法律既然已败坏至此，他们哪里还有什么忧惧！

[简析]写原本丰茂的山林遭到毁坏，原因在于法令不彰，使暴徒们肆无忌惮，好言相劝根本不起作用。

第二章：

折柳为藩①，行道瞿瞿②。此疆既画，尔界亦殊。云何不淑③，遘此强徒。前者制梃，后者执殳④。斫之刈之，众山其屠。

[注]①藩：藩篱，界限。②瞿瞿：读juju，惊惧不安、小心翼翼的样子。③不淑：不善，不良。④殳：读sù，古代的一种武器，用竹木做成，有棱无刃。

[译]

山民们曾用柳枝做成篱笆，崎岖的山路只能小心地通过。

彼此之间早就有约定的疆界，多年来相安无事各从其业。

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为恶之事，为什么会遭遇强盗的劫掠？

强盗们耀武扬威，前面的人举着梃杖，后面的人手持兵戈，

所到之处就大砍大伐，可怜那群山，只能默默地受其屠割！

[简析]写山区原来的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暴徒们以武力威胁善良本分的山民，强行乱砍滥伐。

第三章：

凄风其冽，淡日其昏。云屯电扫，虎踞狼奔。愚民心怖，偃息孤村。万竿千章①，百无一存。捆之载之，众山其髡②。

[注]①千章：大林木曰章。《史记·货殖传》：“千章金材”。②髡：读kūn，古代的一种刑罚，剃光头发。

[译]

呼呼的山风是那样凛冽，天上的太阳也暗如黄昏。

他们的气势像云屯电扫，他们的行迹如虎踞狼奔。

可怜的百姓害怕到极点，只能蜷缩在孤寂的山村。

山上的那么多参天大树，哪里有一棵还能够留存？

他们捆绑起来用车拉走，只剩下群山光着头呻吟。

[简析]正面描写暴徒们大肆砍伐山林的情景。林木遭到空前的破坏，当它被搞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

第四章：

强暴至止，亦孔之武①。取彼斧斨②，有力如虎。莫之敢撄③，谁适为主？哀此穷黎，罹兹荼苦。茅屋柴篱，尚无宁宇。

[注]①孔武：非常勇猛。②斧戕：斧头柄孔圆的为斧，方的为戕（读qiāng），这里泛指伐木工具。③莫之敢撄：没有人敢与其对抗。《孟子·尽心下》：虎负隅，莫之敢撄。

[译]

强盗们真是强暴到极点，也的确表现得特别勇武。

他们挥舞着伐木的大斧，简直好像是出山的猛虎。

没有人敢于和他们对抗，更没有人为山民们做主。

可怜这些穷苦的百姓啊，遭受到这种难言的痛苦！

茅屋柴篱本来已够简陋，还不能享有宁静的居处。

[简析]写在暴徒们的肆虐面前，可怜的山民们孤立无助，连茅屋柴篱里面也不再安宁，困苦到了极点。

第五章：

森森乔木，植乃干兮；翘翘薪楚，灼乃炭兮。在巘①在原，各有畔兮。寇虐不遏，何以为爨②兮？恶盈贯兮，职为乱兮③。

[注]①巘：读yǎn，大山上的小山。②爨：读chuàn，烧火做饭。③职为乱兮：将会引起更大的祸乱。

[译]

生长茂密的乔木，种植多年才形成高大的树干。

生长繁盛的灌木，经过烧灼才成为家用的木炭。

它们或在高岗或在平地，本来都有各自的界限。

乱砍滥伐而不能制止，城乡的人们靠什么烧饭？

他们的恶行已达到极点，还将导致更大的祸患！

[简析]写乱砍滥伐将给整个社会民生带来极大困难，影响的不仅是山区的百姓，如不解决，还将进一步导致社会动乱。

第六章：

瞻彼高冈，其上如剃。视彼原隰①，其下如薙②。嗟彼山灵，而逢斯沴③。穷黎无告，以吁长吏；曾莫我榖④，嗒然⑤屏气。

[注]①原隰：平地和低下的地方。②薙：读tì，同“剃”。③沴：读lì，灾害、伤害。④穀：读gǔ，养育，照顾。《诗经·小雅·小弁 》：“民莫不穀，我独与罹。”《战国策·齐策六》：“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穀之。”⑤嗒然：失意、沮丧的样子。

[译]

看看那高高的山冈吧，上面好像刚剃过了头；

看看那低处的平原洼地吧，也都变得光溜溜。

谁想到那钟灵毓秀的群山，竟遭到如此毒手！

穷苦的黎民万般无奈，向州县长吏提出诉求；

他们竟对此无动于衷，只得憋着气默默承受！

[简析]写遭受乱砍滥伐之后，山民们也曾向官府申诉，但地方官却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第七章：

桃岭之南，回隅之东。榆槚①千章，枣栗万丛。夏阴垂绿，秋叶矜红。今也濯濯，忽而其童②。云何吁矣，木尽山空。

[注]①榆槚：榆树和楸树，代表乔木。槚，楸树的别称。②童：草木不生。《释名》：山无草木亦曰童。

[译]

回首往日的历南山区，桃岭之南到回隅之东，

榆树和楸树一望无际，枣树和栗树何止万丛？

夏天的绿荫遮天匝地，秋天的树叶姹紫嫣红。

现在却变得干干净净，就像那刚剃头的孩童。

长吁短叹能有什么用？没有了树木满山皆空！

[简析]通过今昔对比，再次突出乱砍滥伐损害之严重，意在强调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迫切需要。

第八章：

逞尔狂噬，肆尔无良。穷黎靡诉，亦孔之伤。安得忠言，以达天阊①。杜此乱阶，于何不臧②？各田尔田，汔③可小康。

[注]①天阊：皇宫的大门。②臧：善，好。③汔：差不多；庶几。

[译]

你们尽情地吞噬着资源，肆意地显示自己的不良。

穷苦的百姓却无处鸣冤，他们的心情是何等悲伤！

怎能有人把这真情实况，直接汇报给当今的皇上？

从根本上杜绝祸乱的初阶，难道不是很好的主张！

每家每户种好自己的田地，或许有可能实现小康。

[简析]怒斥暴徒们的恶行，表达了作者对百姓的怜悯。希望有人能向最高当局汇报，彻底解决问题，使人民能过上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

二、全诗总评

（一）这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力作

明清易代之后，清廷统治者也以极大的努力试图修复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但与明代初年仅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即经济全面恢复并超过了元朝极盛时期明显不同，清朝这一过程长达七十余年（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644-1722）。其中原因，一则清人接收的摊子比明初更差，起点更低，恢复的难度更大；二则清人入关至收复台湾，先后四十余年间战争一直未断，消耗了大量国力财力，也分散了统治者的注意力；三则清初统治者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局限与失误，如圈地、投充及逃人法的推行、海禁与迁海政策的强制实施，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3]从更深层次上说，还涉及民族认同心理的巨大不同：明代统治者毕竟是从元代异族统治者手中把人民解脱出来，而清初统治者则是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凌驾于原住民头上。这种认同心理的不同对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难作量化的分析和研究，但却可以肯定是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南八章》的写作年代（康熙前中期，即十八年之后至三十五年的十余年间），社会的治理和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走上正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极其低下，而“法令不章（彰）”、盗贼横行更加剧着人民的痛苦。济南南部山区的山民们与白居易所写的“伐薪烧炭南山中”的“卖炭翁”属同类劳动者，但他们比起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遭遇更为悲惨，卖炭翁仅仅是产品被低价强买，山民们则是被毁掉了赖以生存的山林，他们今后的生计失去了唯一的来源，直接陷入了绝境！

在诗人笔下，毁坏山林的人被称为“豪强”，可见他们未必是职业的土匪或强盗，但肯定属于恶势力。他们对山林乱砍滥伐，并不需要征得谁同意，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属于明火执仗的抢夺。其行径所危及的，并不仅仅是山民的生计，还有济南城乡的生活所必需，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由于山民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结构，无力进行自卫，只能依靠政府。但当山民们告到衙门时，官吏们却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这说明，“豪强”们的恶行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默许，甚至不排除暗中勾结从中分肥的可能。如此看来，法令不章（彰）的背后，其实是吏治的黑暗和社会的不公。在“强凌弱，众暴寡”可以畅行无阻的社会环境下，蒙受灾难的又岂止是南部山区的山民？

康熙皇帝历来被尊为开创了“康雍乾盛世”的“圣祖”。然而，此诗却揭开了所谓“盛世”大幕下的黑暗一角。在文网严密、“文字狱”迭出的清王朝，这样的披露，无疑要冒一定的风险，也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作者本人身为退养的高官，过的是优裕的生活，南部山区的这场浩劫与其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在其他诗人描述歌舞升平、拍马颂圣的时候，他能够关注现实，把视野投向无助的山民，为受害者大声疾呼，对“豪强”们的恶行给以正面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表现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凛然正气和对民生苦难的深切同情，这是难能可贵的。其现实主义的诗风，则无疑继承了《诗经·国风》以来经杜甫、白居易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二）这是一份有价值的环境保护文献

清朝初年的人们当然不可能有现代的环境保护意识，但我们的先人从来不乏敬畏自然的心理传统。其来悠远的天人合一观念，和长期的农耕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先人把大自然的运行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3]在这样的描述里，我们看到的是先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和适应，而决不是抗拒和背离。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早已经反复证明，遵循和适应自然规律，人类才能生存和繁衍，并逐步改善和提高生活条件；背离或抗拒自然规律，哪怕得逞于一时，最后却无不受到自然的惩罚。即便在人们掌握了科学技术利器的今天，仍然是这样。

作者写作这组诗，显然并不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着眼，但作品的社会效果往往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因而我们不妨将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环保文献来对待。山区宜林，乔木、灌木、果木、蓬草各得其所，自由生长，就能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木材、烧柴、果蔬和药材等生产生活用品，而“榆槚千章，枣栗万丛”还能为人们提供“夏阴垂绿，秋叶矜红”的美好景色以供游赏，更不要说对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的巨大作用了。而不论是像诗中“豪强”们的强行掠夺，还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强制改造和过度开发，都是对自然规律的粗暴践踏和严重背离，都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数百年后阅读此诗，读者可借以知道当时济南南部山区曾经遭受的一次浩劫，以及给当时的人民生计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从而增强读者保护山林、顺应自然的环保意识。

（三）这是一首有感而发、情见乎辞的佳作

我国的诗论，自魏晋以后出现了“言志”与“缘情”之别。本来，“诗言志”的“志”是包括了思想、感情两个方面的，无论《诗经》还是《楚辞》，也无论其语言质朴还是华美、风格豪放还是婉约，究其实，无不是在“言志”。而“缘情”说出现之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逐步加强，乃至出现了脱离社会现实、片面追求艺术精致的偏颇。在此类诗人笔下，不仅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大为减弱，而且感情的抒发也变得愈来愈隐晦曲折，至清初王士禛（1634—1711）大力倡导“神韵说”，片面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境界，反对直面现实的诗歌和沉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直接排斥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直面现实、直抒胸臆的诗人和作品，进一步走向极端了。而这样的诗论主张，竟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将近百年之久。与其说这是诗歌发展的自然倾向，毋宁说是高压政策之下诗人们的自保之策。

就现存孙光祀的诗文来看，他对“神韵说”应该是颇不以为然的。孙光祀长于王士禛二十岁，与王的父辈即有交谊，康熙十一年（1672）王母去世时就是请他写的墓表[4]；他们在朝期间彼此政见并无不同，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现存两人诗集中，竟找不到一首彼此唱和之作，个中原因，颇耐寻味。对此，读者似不应简单地以“文人相轻”看待，更大的可能，是双方对诗歌的功能、评判、追求等诗学旨趣明显抵触，因而有意避免了这方面的交集。在给王母写的墓表中，孙光祀对王士禛出仕以后的政绩赞誉有加，而对其诗歌成就却未置一词，或可见出端倪。而孙光祀经常参与的京城山左名士集团聚会，王士禛也不见侧身其中[5]；孙光祀在营建砚溪村别墅时，无意中发现元代赵孟頫诗碑，这在书苑和诗坛无疑是一件盛事，孙光祀之子孙叔询并曾以《砚溪纪胜》为题发起过征诗活动，王士禛对此亦颇关注，但在他的《香祖笔记》中记载此事，对发现诗碑之人只是轻描淡写为“历城孙氏”而不著其名，似乎是在有意保持距离。[6]凡此种种，足见诗学观点的歧异对二人的关系影响之大。

孙光祀的《历南八章》，如果按“神韵说”主张的诗歌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力求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的要求来看，显然并非上品。但如果摘掉这副有色眼镜，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7]“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8]的传统诗论标准来看，则可以肯定这是一首有感而发、情见乎辞的佳作。一方面，它“存风诗之一端”，直面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它直抒胸臆，情见乎辞，正气充沛，大义凛然，与矫揉造作、吟风弄月者判然两途。在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诗经·国风》各章之间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特点，反复诵读，可令人回味无穷。

注释：

[1]魏伯河：《孙光祀和他的<胆余轩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年，第1期。

[2]魏伯河点校：《孙光祀集》，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280-281页。

[3]详参王兴亚：《清初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的缓慢恢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4]孟子：《孟子·梁惠王上》，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页。

[5]魏伯河：《孙光祀与<滴翠园雅集图>》，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6]魏伯河：《赵孟頫砚溪诗碑复出过程考略——以平阴《孙氏族谱》保存资料为中心》，海岱学刊，2016年，第1期。

[7]《毛诗序》，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8][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戚良德辑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参考文献：

[1]孙光祀.孙宜人墓表[A].孙光祀集[C].济南：齐鲁书社，2014：188-191.

（魏伯河 山东济南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国学研究所 2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