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学的兴盛与清初诗风的转变

摘 要：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杜诗注本、选本数量多，质量好，学杜诗、和杜诗的现象非常普遍。杜诗学的兴盛既是诗学发展的自然表现，也是明清鼎革的时代使然。清初杜诗学从“诗史”“性情”、民族心理等方面影响了清初诗风的走向。

关键词：杜诗学 清初诗风 诗史 性情 反唐为宋

杜甫诗歌自中唐顾陶将其编选入《唐诗类选》和元稹提出“集大成说”之后，逐渐引起后人的重视。宋代和明末清初先后形成了两个“杜诗学”高潮。杜诗学到清代已经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诚如孙微《清代杜诗学史》所说：它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诗学范畴，而是辐射到小说、戏曲等诸多领域，集杜、和杜的规模和水平大超以前。清初杜诗学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杜诗注本、选本数量多。据统计，清初现存的注本四十多种，散佚的杜诗注本、选本九十多种。二是种类多，质量好，规模大。有杜诗全集校注本、选本、各体律诗注本和启蒙读物本。金圣叹的《杜诗解》、朱鹤龄的《杜诗辑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李长祥的《杜诗编年》、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等都是优秀注本。三是集杜诗、和杜诗、学杜诗的现象非常普遍。如万荆的《集杜诗》、方式玉的《集杜诗》、毛彰的《集杜诗》。杜诗学因明清易代的刺激出现新的高潮，杜诗中所表现的历史惨痛和精神创伤唤起了清初汉人感情上的共鸣，学杜、和杜、注杜成为他们发泄忧愤、寄托哀思的方式。杜诗学的兴盛又微妙地促进了清初诗风的转变。

一、杜诗学与清初诗坛的“诗史”精神

明清鼎革，巨大的社会动荡激发了明遗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感民族危亡、文化板荡而又身怀经世思想的士人通过深刻反思，认为“天下之治乱，由于人心之邪正，人心邪正，由于学术之明晦”[1]（P174）和空疏不学的风气，为匡救时弊，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清初面向现实、关注现实、希望改变现实的学风兴起。这个大背景成为引发杜诗学高潮来临的时代契机。杜甫身逢乱世，在其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忧国忧民，用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胡人乱国之际人们惨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这种宽阔的胸怀、高尚的人格和“诗史”精神，成为明清易代之际诗人、学者的效法对象。大江南北，学杜、注杜蔚然成风。

明清易鼎，在传统士人看来是“天崩地解”，人生道路被彻底改变了。本来专心举业、无心于诗的士人忧时悯乱、伤亲吊友、国破家亡之感郁积在胸，他们抱着“不仕二姓”的忠节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隐沦于荒山草野之中，放弃科举，转而读杜诗、注杜诗、仿写杜诗，以为人生之寄托、泄愤之凭借，甚至把品味杜诗当成一种生存方式。朱鹤龄“当变革时，惟手录杜诗过日，每兴感灵武回辕之举，故为之笺解，遂至终帙。”[2]（附录《传家质言》）八十岁高龄的王嗣奭在崇祯自缢六个月后着手撰写《杜臆》，以释放当下的满腔郁愤。读周篆的《杜工部诗集集解》，让人“恍然于天宝、开元之所以盛衰”[3]，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明朝之所以灭亡，南明小朝廷之所以击破，清兵之所以入主中原。姜埰亡国后祝发僧服始学诗，宣称“学诗必学杜工部”[4]（P590）。张盖甲申后“读杜诗，岁常五六过。诗亦精进，得少陵神韵。”[5]（P20）申涵光的诗歌创作“一以少陵为宗”[5]（P146），其《燕京即事》《邯郸行》《哀流民和魏都谏》再现“诗史”精神。屈大均的创作也是“始终以少陵为宗”（《书淮海诗后》）。吴嘉纪的诗歌，如《江边行》《过兵行》等记录了战乱之中百姓之苦，直承杜诗的“诗史”精神。黄培也意在学杜，其《含章馆诗集》中很多五七言律诗颇有杜诗的神韵，如《咏怀》其一，“七尺躯犹在，千秋志已违。有民皆板荡，无地不蓬飞。世尽争葵藿，人谁念蕨薇。可怜沧海月，寂寞度光辉。”在“有民皆板荡，无地不蓬飞”的乱世，有些人丧失民族气节去“争葵藿”，而作者却无可奈何。诗中的悲愤和沉痛抒发得淋漓尽致，颇有老杜风范。杜濬诗歌“师法少陵，身际沧桑，与杜陵遭天宝之乱略同。故其音沈痛悲壮，读之令人酸楚。”[6]（P3194）道出变乱时杜诗独特的精神力量。卢世 在明亡后建杜亭，祭祀杜甫像，读杜四十余年，所作诗歌“悲感凄怆，无一字非杜也。”[7]（P620）李长祥在抗清期间撰写《杜诗编年》，时有发泄。其评杜甫《复愁》“胡虏何曾胜，干戈不肯休”时说：“自古至今如此，令人不平！”[8]（P131）字里行间分明流露出其对时局的不满。记录时代的动荡和苦难，写下危难流离中的痛苦体验与“哀板荡、痛仳离”之惨痛，成为此期的共同点。这充分体现了杜甫“诗史”精神的异代感召力。

明末以来，诗坛围绕着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建立新的诗学，才能抛弃七子末流的空疏肤廓和公安竟陵派末流的纤仄浅薄，根治诗坛痼疾。大变故的时代因素成为诗坛变革的催化剂，人们不自觉地选择了杜甫诗歌作为根治诗坛痼疾的药方。自晚唐孟棨称杜甫诗歌为“诗史”后，后来许多诗人、诗学家肯定了杜诗“诗史”之说。宋人从“善纪时事”的特点来肯定杜诗的诗史价值。钱谦益、黄宗羲、吴伟业等人也肯定杜诗的诗史价值，认识到易代之际诗歌补史的功能，从理论上对“诗史”说进行探讨和概括，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和“史外传心之史”的观点，使“诗史”说凝练为一种比较系统的诗学思想，并用以指导创作实践。他们通过有意识的创作和收集、编选明代诗歌，来实践着“诗史”新理论。吴伟业用诗歌表现动荡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古体诗如《松山哀》《庐州行》等被赵翼称为“诗史”。钱谦益作的《投笔集》步韵杜甫的《秋兴八首》，是一组涉及南明史实和投身抗清之举的大型联章诗，被陈寅恪称作“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9]（P1193）。万履安的诗歌被黄宗羲称为“诗史”。张煌言、黄道周的诗也有“诗史”之称。钱谦益通过编选《列朝诗集》，朱彝尊通过编选《明诗综》以诗存史。

由于时代的呼唤和文学内在的发展动力，杜诗学骤然兴盛，杜甫的“诗史”精神在新时代重又焕发光彩。“诗史”精神的再现，客观上对扭转明后期以来诗坛痼疾，尤其是对公安竟陵“师心自是”、狂易流荡的情感泛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诗歌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功能在明末清初得到了加强。

二、杜诗学与清初诗坛“性情”说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受到民族存亡问题的激荡而陡然高涨。这一思潮反映到诗学思想中，就是要建立儒家诗学传统。而当时影响诗坛的是前后七子倡导的复古诗学和公安、竟陵派倡导的性灵诗学。前者因强调形式风格的古典性而牺牲了情感的真实性；后者因强调情感的真实性而牺牲了形式风格的传统性。两类诗学主张都是与儒家诗学的政教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纠正这种偏狭的诗学观念，回归儒家诗学传统，清初诗学家们认为首先要解决诗歌的伦理基础问题。为此，“重拾儒家传统诗论的种种言说，举凡‘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修辞立其诚‘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最古老的儒家诗学话语，都被他们作为诗学的核心问题，反复加以引据和论证，予以切合当下语境的阐说和发挥。”[10]在这种背景下，反映社会现实，关乎社会政治的“性情”说一呼而起。沿袭七子诗学的云间、西泠派克服了七子不重情感真实性的缺陷，强调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把“忧时托志”作为“诗之本”，将性情和体格统一起来。黄宗羲、贺贻孙主张诗歌中的性情与社会政治时代风云息息相关。陈维崧主张作诗“涵泳乎性情，神系乎治术”[11]。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派力纠七子和公安竟陵的不足，强调以关乎君臣夫妇朋友，与自己的身世遭遇、时代命运相关联的性情为本，认为性情分为“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12]，“一时之性情”是个人一己之性情，“万古之性情”则是符合儒家政教传统的性情。在神州陆沉、生灵涂炭的民族危亡之时，关注社会、悲天悯人的万古之性情成为时代主旋律。与时代同进退、忧国忧民的杜甫诗歌表达的就是万古之性情。在清初诗学家看来，杜诗是符合儒家诗教传统的。冯班说：“杜子美中兴，使人见《诗》《骚》之义，一变前人，而前人在其中。惟精于学古，所以能变也。”[13]（P85）归庄认为，正因为杜甫的情感与唐朝命运连在一起，所以他的诗歌才“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14]（P182）。张次仲说：“近读杜诗，其爱君忧国苦乐痛痒一一托之于诗，真可得三百篇遗旨。”[15]吴乔以经学家的眼光和标准来评价杜诗，将其比之儒家《六经》，说：“其于君父之论，略举数言，心术可见；而弟兄、朋友、黎庶之忧爱，不可胜举，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16]（P584）

战乱中的杜甫始终心存社稷、忧国忧民，所以他的诗歌“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17]（P17）。这种情怀，在清初遗民诗人、学者看来是异代同构的。陈子龙在鼎革之时对杜诗深有体会：“乃知少陵遇安史之变，不胜其忠君忧国之心，唯音哓哓，亦无倍于风人之义者。”[18]（P272）朱鹤龄也同样的见解：“子美之诗，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踬，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未有如子美者。”[19]据蔡锦芳著《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和统计，从杜诗学的发展历史看，清初注杜者是最多的；从杜诗学发展的地域看，江浙一带注杜者是最多的，江苏、浙江两省从明末至康熙年间注杜者就有60余家。从时间上说，此时是民族危亡之际，从地域来看，这里是反抗清军入侵最激烈的地方，人们遭受到的苦难和伤痛是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何江浙地区注杜作品最多。其他地方虽没有江浙那么惨烈，但家国之痛是一样的。凡是不肯臣服于满清统治者的遗民诗人往往会追踪着杜甫的心路历程，用诗歌、著作来发泄心中的悲愤，抒写性情，以记录时局动荡中人们的苦难和生命体验。傅山、张盖、杜濬、徐增、申涵光、屈大均、释函可、吴嘉纪等都在读杜诗、研究杜诗中寄托亡国忧愤的情思。傅山《读杜诗偶书》中的“有恨赋不尽，颇异江生肠”，释函可《读杜诗》中的“一读一哽咽，双眼血横披。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都是感情的真实写照。有些人更是仿写杜诗用以表达内心情感，如陈子龙《辽事杂咏》《晚秋杂感》《秋日杂感》等都是采用杜甫《秋兴》《诸将》七律组诗体制来抒发爱国情感；钱谦益的《金陵秋兴》完全模仿杜甫《秋兴》八首，借以抒发沉郁悲壮的情感。

站在时代的前沿，清初有远见的诗人、学者以杜甫的性情相号召，继承公安竟陵派性灵说的合理内核而加以“道”的规范，建构合乎时代的性情说。它从诗歌的根本问题、本源问题上给复古模仿的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引导诗坛向着积极健康的道路前进。

三、杜诗学与清初诗坛的“反唐为宋”

杜诗作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在情感上能引起中国古代士人的共鸣，艺术形式和技法的可借鉴性。

明人以杜为尊，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杜诗学就是学习杜诗艺术的诗学。高启认为杜诗兼具各家所长，可学习模拟。他说：“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模拟，练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20]之后，李东阳也是从艺术上推崇杜甫诗歌，他在《麓堂诗话》中云：“惟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喜。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21]（P1642-1643）前后七子更是以杜甫诗歌的艺术形式为典范加以模仿，一度形成了“雄浑博丽”的美学风格。后因七子末学的空疏不学导致诗歌肤廓空疏的流弊日多，遭到了公安、竟陵派的先后攻击，但是直到明末诗坛的复古势力仍很强劲。因而明末诗坛呈现了复古与反复古此消彼长的局面。正如徐增所说：“近日学诗者皆知竟陵为罪人之首，欲改弦易辙者又不谙唐贤之门庭堂室，复相率而俎豆王李。”[22]陆次云也有类似的说法：“始也，厌王李者入钟谭，久之，厌钟谭者复入王李。”[23]

明清鼎革后，为复兴儒家诗学传统，曾受过明末两大诗学影响的钱谦益、顾炎武、陈子龙、吴伟业等立足于整饬清初诗坛上七子派的肤廓空疏和公安竟陵派的纤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既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又有沉郁顿挫风格的杜诗作为根治弊端的良药。受学风反拨的影响，此期的杜诗注本也秉着实用的目的，如金圣叹的《杜诗解》、贾开宗的《秋兴八首偶论》、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张笃行的《杜律注本》等对杜诗的内容和艺术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杜诗面貌，为学杜者提供理论上的帮助。当时诗坛，学杜变成普遍现象，无论是尊唐者还是宗宋者，都以杜甫诗歌为学习榜样。尊唐者大多受七子诗学的影响深刻，学杜仍是注重形似。虽然也有像申涵光、屈大均、释函可、龚鼎孳等立足于时代，神似杜诗的作品，毕竟在诺大尊唐派中只是凤毛麟角。学杜因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心理感受、家学渊源、诗学能力的不同而不同，有些人不是站在时代最前列去学习杜诗，而是脱离社会现实，唯格调是从，结果法杜而赝。诗学主张倾向于七子派的吴伟业对此进行了批评：“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24]（P1089）。

早年学习过七子诗学的钱谦益有鉴于此，号召学诗不应只局限于盛唐，而应该像杜甫一样“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他说：“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各不相师，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诗者，亦由是也。”[25]杜甫之后的大诗人都跟杜甫一样转益多师，学杜而不像杜，最终自成一家。杜诗不仅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是入宋堂奥的起点，“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25]。为了振兴清初诗坛，钱谦益提出祧唐祖宋的新诗学方向，选择杜诗作为祧唐祖宋的连接点，他的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昌黎、香山、眉山、剑南”[26]（P85）。由唐入宋、唐宋并重的主张，加上创作实践，客观上动摇了明代以来盛唐独尊的传统诗学，为日后宋诗热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经过虞山派钱陆灿、陆铣、严熊等诗人的提倡和创作，宋诗逐渐为人所知。康熙初年，黄宗羲、吕留良、吴孟举等勘订和发送《宋诗钞》，扩大了宋诗的影响，大大激化了清初的学宋思潮。学宋者以杜甫为始祖，孙枝蔚的“诗由苏以学杜，奥折可喜。”[7]（P181）其《溉堂集》入杜诗堂奥的诗作盈盈卷帙。刘榛的“诗由苏窥杜。”[7]（P841）杨昌言“为诗宗陶潜、杜甫，参以苏、陆。”[7]（P93）姜宸英的“诗兀奡滂葩，宗杜甫而参之苏轼，以尽其变。”[27]（P713）至康熙中期，宋诗热兴起，一时形成了“反唐为宋”之态势。

清初诗坛由尊唐转为宗宋，明清易代的刺激和文学本身的发展是主要原因。易代时不愿臣服异族的不平之气是盛唐诗所不能承载的，明代以来学盛唐产生的肤廓老化了千年的诗骚之树，诗学已经无以为继了。宋诗延续了杜诗沉郁苍凉、心系国家的诗风，能够带给明遗民异代同构的心理体验。宋朝亡于异族，明朝亦亡于异族。借宋寓明，借宋诗来寄寓明遗民的民族感情，既达到了泄愤的目的，又避免了杀身之祸。

杜诗学的兴盛带来了清初诗坛由尊唐到宗宋诗风的转变。转变的关键之一就是学杜的态度。无论是尊唐者还是宗宋者都要适应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生活，学杜诗的“情真气厚”，只有这样，才能“唐者得之（杜诗）足以矫唐，宋者得之（杜诗）足以矫宋”[28]（P181），做出神似杜诗的好诗。

注释：

[1]陈俊民点校，李颙：《二曲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2]朱鹤龄：《愚庵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清抄本。

[4]姜埰：《敬亭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3册），1997年版。

[5]邓子平等点校，申涵光：《聪山诗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陈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8]周采泉：《文史博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蒋寅：《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1]陈维崧：《许九日诗集序》，《湖海楼文集·卷一》，清光绪刻本。

[12]黄宗羲：《马雪航诗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3]冯班，李鹏点校：《钝吟杂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14]归庄：《吴余常诗稿序》，《归庄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15]张次仲：《与朱璧人书》，《张待轩先生遗集·卷七》，清康熙刻本。

[16]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睟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8]陈子龙：《左伯子古诗序》，《安雅堂稿·卷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

[19]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自序》，清康熙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

[20]高启：《凫藻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5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

[21]丁仲祜：《续历代诗话》（下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22]徐增：《与申勖庵书》，《尺牍新抄》，清康熙刻本。

[23]陆次云：《皇清诗选序》，《皇清诗选》，清康熙刻本。

[24]吴伟业：《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5]钱谦益：《曾房仲诗序》，《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6]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

[2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8]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文迪义 贵州都匀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55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