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雄水口战役的地位和评价

雷骐瑜

[摘要]1932年7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对南雄县水口区的粤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5个团，连同在赣南其他战役，迫使粤军全部撤出赣南根据地，确保了中央苏区南翼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这次水口战役可以视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红军在其后反“围剿”战斗中认真总结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适时地调整了战略战术。

[关键字]第四次反“围剿”水口战役赣南根据地中央苏区

1932年6月，蒋介石加紧策划第四次“围剿”行动，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再企图大举进攻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为了巩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命令红军打击入赣粤军。7月，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对广东南雄县水口区的粤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5个团。这就是红军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水口战役。此次战役可以视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此后，粤军全部撤出赣南根据地，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红一方面军采取保守政策，不敢贸然进犯赣南根据地。水口之战确保了中央苏区南部的安定，为之后红一方面军在北线的反“围剿”作战提供了保障。同时，中央红军在水口战役也遭受严重损失，留下了值得总结和记取的经验教训。

一、水口战役发生的历史背景

1932年4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连续攻下福建龙岩、漳州地区，迫使蒋介石加紧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行动。“围剿”计划是逐渐转移重点，即首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而大规模包围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闽西参加“剿共”行动，并且想尽各种办法与闽粤赣地方军阀妥协，集中兵力向苏区进攻。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闽粤赣围剿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何应钦指定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协力向湘赣苏区进攻[1]p268。

5月中旬，蒋介石派“南天王”陈济棠的部队3个师侵入赣西南地区。粤军对红三军团进行围攻，红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粤军企图继续向于都窥进，中央苏区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行动，“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2]p357。

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巩固中央苏区的稳定。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其中提到：“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1]p230根据中央的指示，红一、红五军团回师赣南，同时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建制。

6月2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版石一带，总部在天心圩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夺取赣州、吉安的命令》，命令要求红军准备进攻南雄国民党军，以求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在运动中歼灭之。随后，红一、红五军团计划在“南雄附近给余汉谋以最大的打击”[2]p123。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于南雄水口将进犯赣南根据地的粤军歼灭，保障中央苏区的安全。

二、水口战役的具体经过

红一、红五军团经信丰渡过桃江，于6月30日前后到达南雄乌迳地区，完成了红军前期的军事部署。

参加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行动的粤军总指挥余汉谋此前已经率领部队入侵赣南根据地：李振球的第一师驻守赣州及附近地区，叶肇的第二师驻扎南康及附近地区，陈章的第二独立旅进驻南雄，张枚新的第四师进驻信丰。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回师赣南的消息后，要求余汉谋负责就地“清剿”，余汉谋“立即命令李振球、叶肇部共八个团向大庾岭集中，企图在东、西路军会合之前各个击破”[3]p358。

7月1日下午，红三军团概括上述《命令》，从湘南桂东以东地区撤往赣南，在由赣县沙地向南经上犹向大余挺进途中，在池江与粤军遭遇，双方激战数回，最终粤军被迫退守大余。红一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2]p123。7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三军团围攻大余城，同时命令红一军团进攻梅岭关，截断敌人的后路。“经2小时激战，驻守梅关的粤敌第二师第五团不支，逃回大余城”[4]p428，红一军团一部控制了梅关要隘。随即，红一方面军在梅关、中站一带设立了指挥部，完成了南面的战略部署。7月4日，红三军团围攻大余，但因退守大余的粤军固守不动，双方僵持不下。此时，红三军团误报大余粤军向仁化方向逃跑，红一方面军总部当即命令红五军团迅速赶至南雄阻截粤军，防止粤军南逃。7月6日，当红一方面军总部知道大余的粤军固守不动，而粤军第四师却从信丰到达九渡水，正赶往南雄意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只好命令红五军团从南雄北返罗田围、赤石、州头一线”[4]p428待命。

7月7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信丰抵达乌迳，陈济棠命令他的第三、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粤军企图南北夹击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总部当即“命令聂荣臻和林彪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敌第四师”[2]p124。

7月8日，向乌迳行进的红五军团发现粤军第四师由浈江南岸向水口方向逃窜，随即改变行军计划，命令部队向水口堵击。8日下午1时，两军在水口以东的蒻过村遭遇。水口战役正式打响，成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由于红五军团的兵力优势，粤军的两个团很快被击溃，粤军第四师退守水口圩等待救援。此时，红五军团误以为退守水口的粤军已向南雄方向逃窜，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改变了增援计划，导致红一军团和第十二军的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水口。

7月9日，余汉谋命令粤军第四师原地等待救援，同时命令粤军独立第三师和独二旅立即由南雄赶赴水口增援。9日中午，粤军的援兵与第四师会合，“红五军团将敌10个团错当4个团来打，结果遭敌反扑”[4]p429，红五军团处于劣势，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伤亡严重。在危急时刻，“好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2]p124。9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紧急命令红一军团和第十二军赶赴水口增援第五军团。

7月10日黎明，红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出发，赶赴水口战场。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一起到了设在水口桥北侧的红五军团指挥所，与红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会合，毛泽东听取了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和政委萧劲光的汇报，亲自观察阵地，当即作出战略部署：“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和江西军区独立三师担任正面进攻；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第三、第十三军及江西军区独立六师由左翼向敌之右翼进攻。”[4]p430

浈江两岸的红军一齐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水口战场硝烟四起。由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没有及时赶到，红军与粤军兵力相当，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共击溃粤军15个团，迫使粤军向南雄方向溃逃。至此，视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前哨战的水口战役结束。

多年以后，参与这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2]p125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提及这场战役并做了反思：“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5]p225。

三、水口战役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

水口战役后，粤军全部撤出了赣南根据地，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对红军采取保守观望的政策，赣南根据地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到粤军的入侵。同时，此役的胜利也保障了中央苏区南翼的安定，为红一方面军在北线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红一方面军于8月初离开赣南根据地沿赣江北上，陆续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以打通与湘赣苏区的联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但是，水口之役只是将粤军击溃，并没有完全达到歼灭粤军的目的。此次战役的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水口战役没有大量歼灭敌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红军作战兵力不集中，企图分散兵力以夹击粤军，没想到却引起了粤军的“分进合击，以致不能乘胜追击”[6]p157。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提到：“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5]p225毛泽东在此后红军的作战中都提议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而不主张分散红军的主力部队去攻击敌人，分散兵力容易导致消耗战的产生，这样对我们红军是不利的。

2.没有及时、如实报告军情，延误战机。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误报了战情，导致增援的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各军团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从而给了粤军乘机逃跑的机会，延误了歼灭粤军的良好战机。水口战役结束后不久，7月20日朱德向红一方面军各级指挥员发出通令，其中就讲到前线的指挥员要如实、准确报告军情，“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3]p359。由此可见，在战争过程中，各军团之间及时、如实报告军情对于战局的影响颇为重大。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决策机制也存在不合理之处。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一方面军首长，要在向苏区中央局报告请示得到批准之后，才能下达作战指令，导致红军行动迟缓犹豫而贻误了良好的战机。

3.对敌情估量不足，未及时改变策略和计划。红军在战时未能察明敌情，对粤军的兵力估量不足，我军对其作战所采用的还是原来的游击战和在根据地内作战策略。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赴赣南前线总结这次战役，他提到在水口之役中，红军还是采取截击粤军的办法，没有及时调集救援部队。“这一役的最大错误，在未以全力对付粤敌，仍想用过去在苏区内的办法截尾巴，这仍是对敌人进攻估量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消灭敌人。”[6]p155同时，红军在作战时没有正确认识敌情，没有及时把握敌情的变化。红一方面军在知道粤军冒险固守不动时，没有迅即调整策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随后粤军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增强了敌人的兵力，从而加大了战争的难度。

4.地方党组织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水口战役中，北江党组织没有及时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没有充分发动当地群众配合红军作战。由于当地群众对苏维埃红军不够了解，所以没有积极参与到歼灭粤军的行动中。中共两广工委在水口战役之后，发表了《中共两广工委致北江工委及全体同志信》，在总结北江党组织的问题时就提到：“当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北江中，尤其不久以前在粤北、赣南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军队剧战时，北江党完全没有半点骚动和破坏工作——毁铁路、割电线，去打击和牵制敌人进攻苏区红军，帮助红军很迅速的歼灭敌人。”[7]p189水口战役虽然打成了消耗战、击溃战，但是其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水口战役的胜利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确保了中央苏区南翼较长时期的稳定。此役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可以看作是红军展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红军在水口战役之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短时间内休整部队，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作战策略和战术，这些都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3]金冲及等.朱德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9月）[M].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1982.

责任编辑/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