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鼓子秧歌文献综述

陈元元

【摘要】“踢鼓子秧歌”是晋冀蒙雁门关一带的歌舞艺术形式，在学界已有研究，但暂无体系。本文总结了此领域的许多重要文献并对之以文献综述，以期揭示“踢鼓子秧歌”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踢鼓子；秧歌；阳歌；民俗；歌舞

踢鼓子秧歌，是唐宋时期流传于晋冀蒙，雁门关一带的歌舞形式，其风格特点粗犷豪放，细腻古朴。踢鼓子秧歌的主要表演角色分为踢鼓子与拉花子。鼓子一般都为男性，在秧歌舞蹈中伴着多种套路的锣鼓节奏，踢出各种花样套路，舞踢过程中无道具。拉花子一般都为女性，且设置双数，一起配合踢鼓子者，其一手拿花扇，一手拿手绢，舞出各种花样舞姿。一名踢鼓子与俩名拉花子合称一对鼓子，表演舞踢可以是一对鼓子进行，也可以是多对鼓子一起进行。视踢鼓子场所大小而定。现在踢鼓子秧歌的研究仅在晋冀地区有所开展，艺术家们对踢鼓子秧歌的起源成因、风格特征、表演形式、传承与保护这四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梳理与描述。但对于流传于内蒙古地区的踢鼓子秧歌的研究还属于空白区，所以在流传过程中内蒙古地区的踢鼓子秧歌的形态到底是原样的继承了晋冀一带踢鼓子秧歌的风格，还是在流传过程中已经融合了当地的民俗民间文化，转变成了与之有对比的文化形态，还不得而知。笔者儿时生活在村落，每年春节、元宵节、二月二都会有踢鼓子秧歌举办活动，挨家挨户的进行舞踢，记忆特别深刻，时至今日，仍然对其有很大兴趣，故将艺术家们对踢鼓子秧歌的研究加以综述，希望对踢鼓子秧歌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有关踢鼓子秧歌起源成因的文章，有梁晓玲在《朔州踢鼓子秧歌探究》[1]一文中指出秧歌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歌舞形式，早在唐宋时期就有秧歌的记载，例如：插田歌等。而踢鼓子秧歌作为秧歌的其中一种形式，它既有其他类秧歌所具有的共性，也有着其独特的个性。对于其历史性的源流，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宋元时期，农民起义军梁山好汉劫富济贫、劫狱救友——以文艺形式，乔装打扮，迷惑官兵，救出被关押的好友。第二种说法：梁山好汉董平回家看望母亲，途中路过朔州，当时正遇正月十五闹红火，董平被吸引，一起与百姓舞踢，而后流传。第三种说法：宋江招安后，梁山好汉有一部分人不愿跟随宋江，遂转移至长城内外，以教练秧歌为名，积蓄力量，谋划东山再起。从其中可以看出，古老而别具特色的踢鼓子秧歌与梁山英雄传说有机结合，使这一古老而别具特色的民间歌舞形式曾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苏转平、王琳二人在《民俗学视域下雁北踢鼓秧歌的体育文化价值研究》[2]一文中又提到另一种起源说：朔县贾庄乡南曹村秧歌艺人高如海听前辈艺人席生、赫旺、刘国君等讲：“隋朝末年，李渊杀了杨广，宫廷里剩下很多嫔妃、宫女、丫环，不忍心杀死。可是，这些嫔妃、宫女、丫环不守规矩，整天哭闹。于是李渊调回瓦岗寨的英雄好汉，让他们杀死这些嫔妃、宫女、丫环。瓦岗寨的英雄好汉回到宫廷，不但没有把她们杀掉，反而和她们嬉戏在一起，踢的踢，拉的拉，从这以后，就留下了踢鼓拉花即踢鼓秧歌这种民间舞蹈。”还有一篇另辟蹊径的文章是席军、张杰的《“秧歌”应是“阳歌”——陕北秧歌刍议》[3]一文中提到陕北及北方的“秧歌”应该以“阳歌”来命名，作者将南北秧歌的表演方式、表演时间、以及秧歌与农业的发展关系等方面作以对比、研究，总结出北方的“秧歌”与南方的“秧歌”有很大不同。作者认为，北方的秧歌究其根源应是古代人民对于太阳的崇拜而产生及命名的“阳歌”，用以祭祀礼制，需在特定时间及场合表演，违背便是大逆不道、以下犯上，而老百姓又极其喜爱此民间音乐舞蹈形式，故取谐音为“秧歌”在民间表演、娱乐，以此证实了自己的观点。而踢鼓子秧歌又是北方秧歌的一种典型艺术形式，具备秧歌共性的特点同时，又兼具且更加突出豪迈快之情感，故与此观点联系紧密。其实无论是梁山好汉传说，还是瓦岗寨好汉说，以及崇拜祭祀说，踢鼓子秧歌都体现了北方人民性格的粗犷豪放，既反映了劳动人民对自然以及生活的热爱，又流露出不畏强暴、侠肝义胆的反抗精神，与处于塞北高原上人民的勇敢勤劳的性格特征相吻合。

有关踢鼓子秧歌风格特征的文章，有史琰琰写于2008年的文章《浅谈山西民间舞蹈踢鼓子秧歌的表演特征及其成因》[4]。文章从历史文化因素与地域环境因素俩方面简述其风格特征。第一，历史文化因素方面：由于踢鼓子秧歌源于晋冀蒙交界，雁门关一带。故蒙汉文化、信仰在此交融，踢鼓子秧歌也融合了蒙古族风俗与蒙古舞风格，所以踢鼓子秧歌发展至今，既有汉族的细腻古朴，又有蒙古族的粗犷豪放，二者兼容并蓄，使踢鼓子秧歌形成一种独具一格的歌舞形式。第二，地域环境因素：山西坐落于黄土高原，全省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地形山高坡陡，道路崎岖，所以人们在走路时习惯以腰部的拧、扭来保持身体平衡，并使脚步刚健、有力、灵活，所以，踢鼓子秧歌的基本舞蹈动作离不开踢、拧、走、扭四个字。而苏转平、王琳在《民俗学视域下雁北踢鼓秧歌的体育文化价值研究》[2]一文中也涉及了关于踢鼓子秧歌风格特征的论述，男角儿（踢鼓子者）的舞蹈是由武术演变而来，以大小洪拳为基础，立势刚强稳健，灵活矫健。而女角儿（拉花子者）在舞蹈过程中则集中了戏曲中的舞蹈成分，如走场、闪巾、小武花、交叉扇等舞蹈动作，使角色呈现出灵巧奔放，活泼优美之感。二者武舞相融，深刻的体现出踢鼓子秧歌的力量与柔情之美。

有关踢鼓子秧歌表演形式方面的文章，有张浔、刘志军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秧歌舞蹈选·山东鼓子秧歌》[5]一书中对于踢鼓子各角色的人数、动作、以及伴奏乐器、鼓点等均给予详尽的记述，例如在鼓的动作第十套组合动作中作者对踢鼓子的拍点、动作、姿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描述，简洁明了，直观易懂，具有教学价值。还有一书是由张浔（编舞）、赵象焜（配曲）、张佳琪（插图）三者共同编写的《鼓子秧歌》[6]一书中对其背景、演出特点、历史遗存，和动作解说这四方面作以陈述，书中重点对伞、鼓子、花三者的表演动作作以详细的文字解说与图片参考，意义重大。但以上俩本书是属于山东鼓子秧歌艺术形式范畴，其在表演过程中的鼓子这一角色与陕北雁门关一带的踢鼓子秧歌中的鼓子有所差异，所以二者是否同根同源，还有待考证。苏转平、王琳又在《民俗学视域下雁北踢鼓秧歌的体育文化价值研究》[2]这一文章中主要从踢鼓子各个角色特点和表演阵图作以叙述，其中重点的对“踢鼓”“拉花”“棒子”三个主要角色作以具体介绍；阵图方面列举了单圆场、双圆场、天地阵等八十多种阵型，均借鉴古代军事战阵、仪仗、土木建筑、吉祥图案等方面演练而归纳总结得来。黄建新《晋北踢鼓子秧歌当代形态转换研究——从“踢鼓子秧歌进课堂”谈传承与发展》[7]这一文章又从时间、地点、规模三方面阐述踢鼓子秧歌的表演形式。一、时间：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等传统节日进行表演。二、地点：广场、街头、村落。三、规模：大场子（16—108）、小场子（2—5）、过街场子（双出水）、对耍（村村交流）。突出了踢鼓子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景观。还有刘晓真所写的《行走田野——传承与变迁中的踢鼓子秧歌》[8]一文。文章又从踢鼓子的场图、角色、流派等方面作以陈述：第一，踢鼓子的场图：借鉴古代战阵、仪仗、土木建筑、生产实践、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吉祥图案、动植物形象演练出100多个阵图，如：二龙出水，嘶马卷蹄、八卦连环、十面埋伏、蝴蝶金线、闯王进京等阵图。第二，踢鼓子的角色：见下表

而陈伟的《神池踢鼓子秧歌》[9]文章中，却又重点的对踢鼓子时所唱鼓歌的歌词进行了描述。

一、敬庙时所唱的鼓歌：

正月十三庙门开，一班秧歌敬纸来。三株黄香升天上，人寿年丰大发财。

二、进院时所唱鼓歌：一进大门三间窑，窑头上满灵芝草。灵芝草来水上漂，青骡骡青马绕院跑。

三、在场内踢鼓子时所唱鼓歌：阳婆上来一点红，照见太原一座城。太原城内有景致，琉璃照壁九条龙。

四、散场时所唱鼓歌：高高山上一圪嘟蒜，一锤捣成七八瓣，走的走来散的散，想看秧歌明天看。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记谱，但却从歌词方面使踢鼓子秧歌的表演形式更加全面，可谓独树一帜。

有关踢鼓子秧歌传承与保护方面的文章，有黄建新的文章《“非遗进课堂”对晋北踢鼓子秧歌教材建设的意义》[10]。文章从进课堂为出发点，详述了三方面关于非遗保护传承的方法。

第一：“非遗进课堂”从保护与传承方面来说，有效的手段有1、编写课堂训练教材，完善踢鼓子秧歌的理论研究，2、依托学校平台，培养更多踢鼓子秧歌传承人。

第二：“非遗进课堂”的探索有利于踢鼓子秧歌风格明朗化、科学系统化。

具体方法：

1、采用资华筠老师的“特征提取，因子分解”的研究方法，使原本零星的舞蹈片段，看似毫无章法的自然动作，通过动作特点的捕捉，质感的把握以及动律的统一使得踢鼓子秧歌风格更为明确，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鼓子、拉花的训练科学系统化，使其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兼顾了课堂民间舞蹈的训练性，是踢鼓子秧歌摆脱了民间自然传衍的传承方式，使鼓子、拉花的风格更加具有明显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并在踢鼓子秧歌训练科学系统化的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第三：“非遗进课堂”的探索促进了地方性大学舞蹈专业教学模式的完善，弥补民间舞蹈教材的缺失、调动学生保护与传承“非遗“的自觉。还有焦亚旭的文章《踢鼓子秧歌探析》[11]。

文章从俩方面叙述了踢鼓子历史文化传承的见解。

第一，文化内涵方面，口头传承展示了晋北地区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特殊地理环境，也展示了民俗文艺对民间叙事的渗透，故在踢鼓子秧歌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演义，说唱文艺对其产生了深远的促进作用。

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更应弘扬兴盛传统的民间歌舞形式。我们不能丢弃传统文化的精髓，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此方面，我们任重而道远，庄严传承且信心坚定。

以上综述对踢鼓子秧歌的研究做了详尽梳理，所提到的文献对踢鼓子秧歌的理论和技巧的发展提供了资料依据，有很大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有关踢鼓子秧歌的历史来源、音乐旋律等方面的文献还是有些薄弱点与空白点：

第一、有关踢鼓子的起源是否有“军旅说”，至今还无定论；

第二、有关踢鼓子的“鼓歌”旋律，至今无人记谱，还属空白。所以，在今后有关踢鼓子秧歌的文化研究中，应切入空白点，加强薄弱点，使得对踢鼓子秧歌的研究更加系统，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参见梁晓宁《朔州踢鼓子秧歌探究》一文，《艺术研究》。

[2]参见苏转平、王琳《民俗学视野下雁北踢鼓子秧歌的体育文化价值研究》一文，《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3月第28卷第2期。

[3]参见席军、张杰《“秧歌”应是“阳歌”—陕北秧歌刍议》一文，《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6卷（总第60期）。

[4】]参见史琰琰《浅谈山西民间舞蹈踢鼓子秧歌的表演特征及其成因》一文，《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4年。

[5]参见张浔、刘志军《中国传统秧歌舞蹈选·山东鼓子秧歌》一书，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6]张浔、赵象焜、张佳琪《鼓子秧歌》一书

[7]参见黄建新《晋北踢鼓子秧歌当代形态转换研究——从“踢鼓子秧歌进课堂”谈传承与发展》一书，《民族一书研究》，文章编号：1003——840X（2012）03——0040——07.

[8]参见刘晓真《行走田野——传承与变迁中的踢鼓子秧歌》一文，《中国文化报》，2014年7月29日。

[9]参见陈伟《神池踢鼓子秧歌》一文，《山西日报》，2008年4月8日，第C03版。

[10]参见黄建新《“非遗进课堂”对晋北踢鼓子秧歌教材建设的意义》一文，《北京舞蹈学院学报》，文章编号：1008——2018（2012）04—0014—03.

[11]参见焦亚旭《踢鼓子秧歌探析》一文，《翩跹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