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 忆红色经典(上)

2016-05-14 08:11
晚晴 2016年8期
关键词:烈士长征红军

中国期刊协会老年期刊分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联合采访活动集结了全国22家老年期刊的编辑、记者,由首站江西于都出发至江西瑞金进行采访、报道。

第二站 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当时会场就设在瑞金东北面叶坪村里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谢氏宗祠。会议结束后,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15个房间,作为各个部的办公室。因此这里也就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和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的驻地。

解放后,按“一苏”大会的场景和临时中央政府原貌进行复原陈列并对外开放。这里还保存着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亭等建筑物。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修改后的宪法大纲、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等决定,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175名中央执行委员。

红军烈士纪念亭,也称为五角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悼念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造的。红军烈士纪念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筹建,钱壮飞设计,梁柏台担任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开始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1955年重修。

第三站 江西信丰县—大余县

从瑞金近4小时的车程,采访队来到了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打响“红军长征第一仗”的信丰县新田百石村。这里长眠着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将领——洪超师长。

1934年10月20日,时任红军第四师师长的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当时虽然还没有“长征”一词,但这个师却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锋。按照部署,洪超親自率红十团进军百石,黄克诚政委率红十一团、十二团等在侧翼打掩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当时百石守敌只有200多人,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在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里,被红十团包围。红军要其投降,里面的粤军却不停地向外打枪,把喊话的红军战士打死。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十一团与黄克诚政委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马上到前沿观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人。话音刚落,便被围墙内的敌人射中头部,当场牺牲。

洪超牺牲后,由于战事匆忙,他的遗体被当地一位陈姓老乡草草收敛,安葬在村前的山腰上。红军将洪超生前的一件长大衣留给他作纪念,这件大衣也许是洪超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每逢清明节,当地村民都要集体为他扫墓,以淳朴的民间方式祭奠英灵。后来政府寻找烈士遗骨,根据这些线索确认了洪超的埋葬地。

2005年3月下旬,当年洪超的部下张爱萍上将的女儿张小艾,建议修建洪超烈士墓,得到当地政府的响应。纪念碑于2006年清明节完工,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题写了碑名──“洪超烈士之墓”。

离开洪超师长墓地,队伍前往江西大余县。您还记得陈毅的《梅岭三章》吗?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36年冬天,陈毅旧部下陈海叛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引诱陈毅等同志下山。陈毅不知是计,一大早来到县城,当他们距离交通站只有三四十米远时发现了危险,最后在一妇女的帮助下撤回梅岭,潜伏莽丛间20多天。敌人因搜捕不到,恼羞成怒放火烧山。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则浇灭了大火,陈毅也因此脱险。

第四站 广东仁化—广西桂林

酒海井红军烈士墓纪念碑位于百灌二级公路47公里处的灌阳县新圩乡光明村委,一个小型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园,一口井、一个碑、一座塔,几株苍松翠柏构成了这里的主体。100多位红军烈士长眠于这里。1934年11月27日至30日,为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突破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央军委炮兵营、红五师第十四团、十五团、红六师第十八团先后在新圩至排埠江一带,阻击国民党两个师及一个独立团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四天三夜,完成了阻击任务。因形势紧迫,红军撤退时来不及将伤病员安全转移,敌军伙同当地土豪劣绅将设在新圩下立湾村祠堂的临时救护所里的100多名伤病员捆绑后,残忍地丢进酒海井这个深不可测的地下河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指挥所位于广西灌阳县新圩镇杨柳井村。该址原为该村黄氏村民住宅。在新圩阻击战期间,为确保红军左翼安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带领下,奉命于新圩一带阻击敌军。

李天佑(1914年1月8日-1970年9月27日),广西临桂人,1928年入桂军当兵,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李天佑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34年10月,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李天佑率领红5师担任军团前卫,奉命在广西灌阳新圩抗击国民党两个师,激战3昼夜,完成掩护中央机关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

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位于灌阳县水车乡滨家桥村,该址为该村远岗公字九如的私宅,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分上下两座,内设天井和厢房,砖木结构,饰小青瓦并配有勾头瓦当,外墙饰马头墙,前门外八字形装饰,两边墙体均书写“九如堂”三字,座北朝南,总面积289.9平方米,现保存完整。

1934年11月,红三军团由湖南经雷口关到水车村,经先头部队侦察,把当时村最大的“九如堂”,选为指挥部,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在此坐阵指挥。2006年5月25日,该指挥部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至1934年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北上、第六军团西征和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曾先后三次经过灌阳,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并在灌阳文市镇玉溪村,确立了红军的民族政策。

文市镇玉溪村祠堂,是1934年11月红军长征总政治部驻扎的地方。在这里,红军领导接见了桂北瑶民起义大总统凤福山,派去与红军联系一起打击土豪劣绅,军阀官僚特使。随后,红军下达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指示》到各军团,阐述了执行正确民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该指示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蓝本,玉溪村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祥地之一永载史册!

被誉为“小遵义会议”的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会议旧址,在它门旁的右侧刻着莫文骅将军提的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扭转危局。1931年,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在这座古老的庙宇里,主持召开了红七军离开广西前的最后一次前委会,会议抛弃了“左倾”冒险计划,决定去湘、粤、赣革命根据地与朱毛红军会合,从而挽救了红七军。因此,这次会议是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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