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长明，心常暗

刘佳祺

摘 要：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著名的作家、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具有深刻内涵的经典作品。本文通过对其短篇小说《长明灯》的再读，对其中“疯子”和庸众形象以及“长明灯”的意象进行了比对与解读，再由它与《狂人日记》的简单对比，得出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心态上一种绝望而复杂的转变。

关键词：疯子；庸众；反抗绝望；彷徨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3-0019-01

鲁迅小说塑造了许多具有悲剧性色彩又引人同情和深思的主人公，这其中有大呼社会吃人又无能为力，呼唤救救孩子的狂人；有以精神胜利法欺瞒自己，欺善怕恶直到死前还在懊恼自己的圆没画圆的阿Q；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孔乙己；也有被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严重压迫残害的农村人民闰土、祥林嫂。这些形象背后无一不指向了吃人的封建礼教与虚伪、庸常、麻木的看客们。尽管鲁迅认识到“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他仍有“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呐喊》自序）这种渺茫的希望，试图通过自己的书写，唤醒那些处于沉睡之中的死气沉沉的麻木的人。

《长明灯》不是这些篇章当中最著名的一篇，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故事的开场在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吉光屯”这个村落的名字就十分的有意思，仿佛被祥瑞之光庇佑，“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鲁迅仅用几句话就为我们剖开了这里居民生活的横断面，向我们展现封建又迷信的吉光屯人民。而现在，这茶馆的气氛有些紧张，有一个“疯子”扬言要熄掉亮了几千年的长明灯。茶馆作为一个三教九流人士的聚集地，正象征一个社会缩影。茶馆中出现的人，谈论的事，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而在吉光屯的茶馆中，所有人都正想着法子瞒骗“疯子”，阻止他熄掉梁武帝年间就点起的灯。梁武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笃信佛教的皇帝，所以他点起的灯，更有深厚的意味。人们害怕灯的熄灭，因为他们认为灯灭了就等于失去了吉光的照耀，神明的庇护。这听上去几乎荒诞，却是整个吉光屯人民笃信的真理。在这样的前提下，疯子的出现庙前。他“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功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鲁迅总是能用简单的笔墨勾勒出深刻的人物形象，这大概都要归功于他提过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眼睛往往能投射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抓住一个人的眼睛，能为我们了解或者刻画这个人，省下不少力气。疯子的眼大而长，它应该是美丽的，但其中却含着悲愤疑惧，这全都是因为他想熄灯而不得。因为这样一件小事，他被阻挠，被欺骗，听上去不可理喻，其实这恰恰证明以吉光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牢固。但是他仍坚决要亲自把灯吹熄，可以说，这正是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地方，可讽刺的，恰只有他被人当作疯子。

阻止不了疯子，别无他法的群众只好寻求上一级的权力的帮助，他们找到了更加“至高无上”的封建宗法等级的象征——四爷和郭老娃。郭老娃已经老得话都说不利索，却仍然要经常处置这些有关礼教“邪祟”的事件，可见封建宗法制度在这样一个闭塞的村落中的根深蒂固。众人商量一起打死疯子，这种自以为聪明的残害性命的方法更表达了作者对于愚众冷酷的嘲讽。四爷提出把他关进庙里，占他老屋。这一段描写生动刻画了在所谓仁义道德遮掩下利欲熏心的封建宗法长者的虚伪面貌。最后，“疯子”在一片儿童的歌谣声中被关了起来。他仍顽强抵抗，展现自己绝不妥协的姿态，可是孩子们并无反应，长明灯依然发出它绿莹莹的光，这也证明了他的失败。

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与《狂人日记》做个简单比较。它们的相似性在于，两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被当作狂人一个被认为是疯子，他们都与庸常群众保持了距离，都是人群中的孤独者。他们一个反抗吃人，一个要吹熄灯火，其实都是对封建礼教进行抨击，最终他们也都被关了起来。而它们的不同又在于，首先，是作者叙事策略的改变。《狂人日记》采用的是日记体的形式，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出发，对吃人的社会展开了一种独白式的轰炸般的抨击。狂人在一个绝对中心的地位上用主观性的描写和言说最大限度上对现场进行了一种还原，让人身临其境。而《长明灯》则用“全知视角”，从整个吉光屯的上部，关照整个事件。以简单却集中的笔墨犀利刻画出疯子的形象，再通过他人之口对疯子形象进行补充，这一策略与之前相较，使疯子有了被边缘化的趋势。其次，是狂人和疯子的阻碍者。《狂人日记》中，狂人所面对的吃人者，是一群极具脸谱性质的人物。鲁迅没有对他们展开过多的描述，而是冠以青面獠牙、目光凶狠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象征词汇，展现他们吃人、非人的凶残本性。而《长明灯》中，鲁迅则充分运用了人物间的对话，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封建礼教之下人性的某种异变。非常典型的，是四爷。他可以作为吉光屯封建礼教所支撑的保守传统势力的一个代表。开始，他和郭老娃讨论时，悠悠地说老富的中风是他自己不信菩萨的报应。然后当阔亭他们询问如何处置疯子时，他又说真该死。在不能打死疯子的情况下，他建议先关起来。随后就关在哪儿关的问题，他又打起了他屋子的主意。他假装盼着疯子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把他关进庙里的闲房。这一套说辞可见四爷早就想好了，这更暴露了他伪善的面目和更虚伪的仁义道德。还有一类人是以阔亭、三角脸、方头为代表的。他们可能没有封建宗法理智的那种权威，但是他们却是盲目对这种权威进行拥护。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被这股势力压抑着，但是他们却不自知，还帮助封建权威的传统势力去打击那些觉醒了的人，淋漓尽致展现着他们的平庸之恶，这也是可笑且可悲的。他们和封建势力一同构筑了整个牢固而森严的封建等级体系，成为当时大时代下的小缩影。最后，是这两篇小说的结尾。《狂人日记》的结尾作者以狂人的口吻发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呼号，他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希望他们不要被吃人的礼教所同化。可是它真正的结局早在小说的开头中，狂人“已赴某地候补矣”。这无疑是悲哀的，狂人没有把他的反抗进行到底，他好像承认了那只是一场病，病好了，他才是真正清醒了，可以回归到了正常人之中。我们再看《长明灯》，故事的最后疯子虽然被关进了庙里的闲房，被封建腐朽文化禁闭压抑，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绝不妥协，一遍一遍“我放火！”只是在他的衬托下，孩子们以他取乐，发出“吧！”的声音，还把放火编进歌谣之中，笑着跑远了。这里，孩子们显然以及被封建礼教所同化，他们在这种礼教之下对异端进行消遣，丝毫没有同情也没有其他什么感受，这可能代表着鲁迅对放在孩子们身上的希望也已经感到十分渺茫。

这样的对比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我们可以对其的缘由进行一个不是那么深入的追溯。反观这两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相隔七年。在写作《狂人日记》时是1918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没多久，正如火如荼。尽管鲁迅在开始时并没有抱有多大希望加入这场运动，但他终归还是抱有希望的。而写作《长明灯》时是1925年，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基本上结束，新文化运动虽然有在各方面各领域推及，但是始终没能够深入群众中，仅仅是上层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小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了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自选集自序》）正是这样一种转变，使鲁迅逐步步入一种彷徨失意的心态之中，没有了呐喊的信心和力度，从而更加地走向悲观。他深刻地意识到像吉光屯那样闭塞的乡村，民众难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的思维又怎么得到提升和解放？由此，我们也得以窥见一些从《呐喊》到《彷徨》的创作中，鲁迅思想上消极悲观的转变，一种在反抗中绝望，又要在绝望中持续反抗的复杂心态。

鲁迅对启蒙思想的执着与怀疑，以及现实带给他的种种烦扰与困惑，是造成他思想繁杂又矛盾的原因之一。要体会这种充满多疑的、批判的、超拔的复调人格，我想，首先还是要通过更多作品触摸鲁迅，回到那个历史现场了。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罗华.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J].文学评论，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