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意境美中的“寓意”探究

吴瑕

摘 要：本文通过对花鸟画表现形式的追根溯源，从意境美的角度出发，强调花鸟画艺术中的“写意”和“工笔”，它们只是一种描绘形式和制作手段，同样是以追求“意境”的表现为目的。在梳理花鸟画表“意”的历史脉络时，探讨中国花鸟画意境美中“寓意”表现的发展及其重要性。

关键词：意境；美；寓意；意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3-0154-02

经过长期的沿革与发展，花鸟画意境美的表现形式是分呈繁衍的。花鸟画意境美的表现形式大致有静美、秀美、幽美、动美、奇美、壮美诸种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他表现形式，他们偏重于作者的主观情意，也与作者的心境有关。花鸟画艺术的表现形式与花鸟画意境美的表现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后者的不同。徐熙的“落墨为格，殊草草”的画法，构成了气象萧疏，野趣横溢的奇美；黄山谷对释仲仁画墨梅有感而作的“雅闻华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画继》）不难看出，仲仁所画墨梅，其“意境”的“清标幽韵”，足令观者心旷，属幽美；崔白趋于放纵简括的意向，从他枯劲的笔致中，可以感觉到笔势的疾徐和动静，属动美。在中国绘画史上，作品呈现不同意境美表现形式的花鸟画作品不胜枚举，以下是笔者举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与惠崇《秋蒲双鸳图》为例：

北宋花鸟画的全盛时期，是建中、宣和间徽宗赵佶统治时期，赵佶在绘画上主张精研物理，专上法度，画花鸟都要求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据《五色鹦鹉图》的自序，徽宗皇帝当日于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御花园内，看见一直极为特别的鹦鹉飞鸣于御花园的杏枝间，姿态悦人心目，就将这一刹那间的美丽景象御笔彩绘，又做诗并序，亲题其上，此画构图简雅高古而风神飘逸，用笔劲挺生动，设色华而不俗，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息，花鸟画最能展现丹青之美。虽其静美、秀美的意境在画面上流露得淋漓精致。同时，也不难看出，正是这种严谨不苟的态度使北宋的院画大都忽略了对“物”的自然本真特性的把握，即“物”的内在规律，而偏执对“物”的外在规律的深入了解，两者原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观察的直觉，只注重对“形“的描绘，忽视观察中的审美体验和逻辑思考，特别是缺乏想象，忽视了绘画创作应该具有的创造性。

《秋浦双鸳图》并无款印，传为惠崇所作，惠崇是北宋著名的诗画僧，此图所绘“寒汀远渚”，表现败荷枯芦、水鸭双栖的景象。图中除芦草外，其余景物都用细碎小笔点簇而成，略施淡彩，更显出深秋萧瑟的气氛和意境。

想来在“黄家富贵“盛行的画坛，象惠崇和崔白这样清淡野逸的画风是不入主流的。“物有常理，而其动静变化机趣无方“（方薰）说明看重 的是“物理的丰富性和“物”的内在变化。作为绘画，要紧的也正是表现“物”的机趣、变化和内在的精神特征。北宋画家董迿提出：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于此耳”。正是针对画院重形轻神这一痼癖提出来的。笔者认为，“寓意”中的表“意”，正是表现“物”的内在精神的重要形式之一。前面已经谈到好的作品一定是寓意性在意境中充分而完美的体现，“寓意”性是中国花鸟画意境美的重要审美特征。

那么，“寓意”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笔者认为，“寓意”性的表现直接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问题。花鸟画表现生活是从“写生”开始的，即写他自己的“生意”。因为创作的目的就是要用花和鸟构成生意勃然的艺术天地，进而由于画家的“感物联类”，又从对花鸟“物性”的理解中，赋予他们以生命、个性和意志，用来寄托画家的思想感情。随着他的进一步发展和视野的开阔，画家的注意力渐从表现“物”的本身和画家自己的情感，思想转移到社会。花鸟画在表现生活上的这种发展，也是历史和时代所决定的。所以，笔者理解，“寓意”性在花鸟画意境美的表现是根据画家所描绘的对象欲采取的表现形式和欲传达出来的意境所决定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势与内容的问题，徐渭认为唐代王洽的“泼墨如水”和北宋李成的“惜墨如金”只是一个形式，他认为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笔者认为只有两者达到高度和谐的统一才是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所以，为了鞭挞当时奸臣当道和贪官污吏的可鄙，徐渭在他的作品里寄寓了深切的愤慨之情。徐渭的诗格和画格，文法与画法沟通相映，根据欲表达出的思想内容而使其作品传达出不同的意境美，也使其作品产生更加深刻的思想内容。另外，在院画花鸟中，兴起的以表现禽鸟“捉击”、“争斗”为题材的花鸟画，可以说这是主题内容方面的一种变异。如南宋画家李安忠，南渡前他就在画院，是一个经历过“离乱”的老画家。当时擅画“搏击”“捉勒”的花鸟画家，不止他一人，这类以“搏击”“捉勒”为内容的花鸟画兴起，前人也曾有过分析，不是全无根据。我们知道，画院花鸟大都以表现花鸟郁勃的生意来创造美的境界，用 来满足统治者精神生活的需要。作为宫廷花鸟画家，不去描绘娴鸥戏水、花木峥嵘，反倒表现禽鸟“击搏”和鹰隼“捉勒”这类强弱之间利害相倾的主题，当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如果不是用以讽喻险薄的世情，大概就像韩玉泉分析的那样，是出于画家对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的一种心理上的反映。因此，笔者认为，花鸟画意境美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寓意”性是为花鸟画意境美服务的。

不论是北宋院画“黄体”以追求华艳巧丽为工，还是继徐熙之后崔白惠崇活泼清澹的野逸画风，都表现了不同形式的意境美，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走向僵化的“黄家”画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花鸟画表“意”的发展，笔者认为，在梳理花鸟画表“意”的历史脉络时不得不正视的一点，也为我们这些后辈在当代花鸟画创作观念的中“取其精华”。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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