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上海故事,填补“海派原创”的缺席

2016-05-14 08:55丁黎
上海采风月刊 2016年7期
关键词:徐俊犹太人音乐剧

丁黎

2013年5月与10月,上海文化广场连续两轮上演了大型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连演十四场,场场爆满,成为上海一大文化盛事,得到各阶层人士的赞赏和追捧。当时主流平面媒体报道逾20家,电视电台、网络媒体逾30家,网络相关新闻共计1200篇,相关视频点击量达35万次。一台沪语话剧,在多元文化市场中受到如此关注,可以说前所未有。

2014年12月24日,艺海剧院上演了《大商海》,连演五场。这台大戏是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此剧演出后,还在市卫计委党委、市教委和黄浦区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向大学生推广宣传,开启了校园版的巡演。大学生担任演职人员,亲身演戏、评戏,更深入地走进戏剧,重温那风雨变幻的历史、享受艺术的盛宴,感受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青年怀揣“实业救国梦”的爱国赤诚,激发负起时代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让青春的生命火花在激情与梦想中绽放。

2015年9月3日,“恒源祥戏剧”在上海文化广场隆重献演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这部音乐剧,反映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两个民族的友谊,由中以两国杰出艺术家共同打造,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以色列政府及艺术界的全面支持。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女士担当艺术顾问,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和导演徐俊共同策划创作。首演5天后,就被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升格为本年度艺术节“开幕演出”的大戏,创造了剧目从上演到被选为艺术节开幕演出的最短纪录,也是民营剧团制作的剧目首度担纲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戏。

而就在不久前的五六月间,这三部以上海故事为底色的“上海三部曲”系列又在上戏剧院进行了新一轮演出,依旧观者如潮,特别是上海本地的观众反响热烈。诚然,近年来上海作为文化码头,确实为市民引入了不计其数的世界级优秀剧目,但“海派原创”的缺席却一直令本土的创作团队和评论界略感遗憾,从这个意义上,“上海三部曲”的诞生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缺。

陆士清:在上海的舞台上就要讲上海故事

“恒源祥戏剧”的成功,顶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坚持走原创之路,努力挖掘和演绎上海故事。

先看第一部上演的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这是根据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中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台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经典,许多作品早已被海峡两岸的艺术家们改编成了舞台剧和影视作品,可是《台北人》的首篇、享誉甚隆的《永远的尹雪艳》却迟迟没有人改编。而“恒源祥戏剧”敢为人先,把第一部作品就选定改编这篇小说,正是因为《永远的尹雪艳》里的所谓“台北人”——包括舞星尹雪艳、富商、名媛、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都是上海人。1949年前他们在上海围绕着尹雪艳逐财猎艳,轻歌曼舞;1949年在中国历史转折的的关键时刻,他们跟着败退的国民党飘泊台北后,有的围绕着尹雪艳在失落、寂寞、怨叹中相互取暖,有的则沿着前车之辙,继续演出悲喜人生。他们的悲欢离散的生活中,映照着历史面影和富含人生哲理,充满上海味,将之搬上舞台极有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人物由上海到台北,不是自然的迁移;由上海人变为台北人,也不是自然迁移的结果,而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失败所导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和历史演进的结果。这种变动和演进,构成了小说的时空概念:过去与现在(今昔之比),大陆和台北(新旧对照)。对这种变动,白先勇只描绘了它的后果和影响,那就是尹雪艳们从上海到台北的漂泊,以及由此带来他们心灵的失落和怀恋。而沪语话剧非但没有回避,还将之明朗化了。总之,《永远的尹雪艳》在把握原作的基础上,被导演赋于自已的理解和丰富而独到的创造,求真求美地打造成了一台有思想深度、艺术上美轮美奂的戏剧。

再看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音乐剧,有人认为只要有歌有舞、热热闹闹就成了。其实不然,音乐剧还应有戏剧的质素,如《音乐之声》《悲惨世界》等。《犹太人在上海》是一部真正的音乐剧。首先,它有悲怆不悲凄、由悲怆而悲壮的音乐旋律贯串于全剧,有感伤而不悲切乃至雄浑、壮烈、能描绘抒发那时那地人物内心世界的歌唱。如林亦兰见弗兰克时唱“他的眼神看着远方/像那片海一样忧郁……”有挣扎求存的沉重,有祈求的呼唤,有反抗、斗争的亢奋,圆融地表达了这个悲壮的生活历程。第二,它有鲜明的戏剧素质。犹太人来到上海,上海人民接纳他们,支持他们;他们在挣扎求存融入上海人民的友谊中,与上海人民一起展开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音乐剧“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个人的情感叙事,把个人的命运和两个民族苦难中的相濡以沫,扭结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庄严大气地张扬了民族的也是人类的大爱。第三,音乐剧设计了音乐形象,那就是微光。微光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乃至被残杀的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弱者象征。微光是精神的物质化存在。微光虽微但它不灭,在黑暗中寻觅生的希望,在黑夜里照见黎明。林亦兰在微光中登场的,她是一个弱女子,是一束微光,投入对犹太人的拯救,带给弗兰克和犹太人希望;上海的平民百姓是一束束微光,他们给犹太人以友谊和温暖。当犹太人被日本人隔离、高墙里的雅各布被饿得声声呼唤面包时,上海市民以大饼油条救援他们。一篮篮大饼油条,举过头顶送到犹太人的手中。大饼油条的篮子里亮起了微微的火光……整个音乐剧是在微光的色调和氛围中运行和升华的。总之,毛时安先生说得好:音乐剧《犹大人在上海》,“开始了上海故事的国际讲述”。

而《大商海》是以恒源祥创始人沈莱舟的故事为素材创作的,史诗式地演绎上海绒线大王源鸿昌老板申霁航的传奇故事。这个戏在改革开放、民族振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中演出,意义不一般。《大商海》以恢宏大气而立体地展示了沪商的形象,它的结构也是经过精心打磨的。首先在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塑造申霁航的形象,步步深入地揭示他的商道。但又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随着剧情的推进步步深入雕塑申霁航的灵魂。绒线卖断,八大商行打压不予供货的应对;对汤秋稻卷走厂里的毛条、绒线,将厂占为已有的处置;反对发国难财,拒绝绒线涨价;不顾身家性命而断然拒绝当日本人的全国毛统会会长(汉奸),以及因蒋经国“限价”失败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时对职工的救助,特别临近上海解放之时,他选择了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大商海》亦在对比中凸现着申霁航所代表的“沪商精神”。商场三兄弟——申霁航、席耀宗、吴慕用,都各有个性,申霁航与席耀宗的对比特别强烈。虽为兄弟,席耀宗一次次把申霁航推向为难的境地。申霁航的毛条、绒线被卷走、绒线厂被抢占无货可发时,席耀宗逼着他给自己发货;日本人侵占上海,大批难民涌进租界绒线旺销时,席耀宗代表八大商行逼申霁航带头涨价,发国难财;特别是他带着日本兵去逼申霁航当全国毛统会会长(汉奸),导致翁承志为保护申霁航而献出了生命。席耀宗利益当前,首先想到的自己,无情无义;申霁航当然也会考虑自已的利益;但他更重顾客、更重老百姓和民族气节,有情有义。这是申霁航的商道和为人之道,又何尝不是导演想在“上海舞台”上弘扬的“上海精神”呢。

恒源祥戏剧的“上海三部曲”系列,都是徐俊先生导演的,先前他导演的越剧《玉卿嫂》就获得了中国戏剧界的最高荣誉梅花奖,现今导演风格更加鲜明成熟。有品质的戏剧、有美学高度的戏剧、有灵魂的戏剧,是“恒源祥戏剧”的追求,也是徐俊的追求。现在原创的三台大戏,已经有了有坚实的基础,再经磨砺,必将成为剧坛的艺术精品,成为上海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殷健灵:好的戏剧一定有灵魂

这些年,看了好几部徐俊的戏。他的戏多半与上海文化有关,海派,成为徐俊戏剧的某个象征性标志。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徐俊戏剧里最难得的部分,更为可贵的是一些别的东西。最近的一部,是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除去上海故事和音乐的亮点,这部剧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因为抓住了人类共通的东西。这个故事里,有民族融合,有人与人的相扶相助。这样的情感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人对于苦难的体验和记忆。当年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相隔万里的犹太人来到中国,和上海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这个故事里,固然有上海人包容的胸怀在闪光,更加闪耀光芒的却是“患难”二字,这两个字成为这部戏的核心关键词——只有经历过患难的人才能真正地去感同身受别人的苦难,而患难过的灵魂才能更紧密地融合。

之前的话剧《大商海》亦以上海故事为题材。这是一部商战戏、一部男人剧。全剧的中心人物申霁航,14岁怀揣母亲交给的九块银元闯荡上海滩,一路艰辛打拼,终成沪上首屈一指的“绒线大王”。申霁航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命运里,最耀眼的不是他在商海中的运筹帷幄,而是他的铁汉柔情,于利益选择之时自然流露的仁慈、宽厚、正直的人性光华。用徐俊的话说,是“伊始的初心”。这样一颗初心,折射出的恰是人性中最朴质也是最美好的部分。很显然,编导无意趋附话剧市场里逗笑谐趣的风潮,他们要追寻的是不随潮流所动的恒定之美,更要挖掘出贪婪自私欲望背面的人性之美好。而这一部少有风花雪月的戏,出人意料地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叫人数度落泪。

在《大商海》里,我们见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徐俊。初一看,这便是一部打上了徐俊标记的戏:对旧上海题材的钟情与执著,写意浪漫的诗化风格,美轮美奂的舞美设计,评弹淮剧童谣等多元戏曲元素的混搭运用……这些都可在徐俊先前编导的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和越剧《玉卿嫂》等里面找到踪迹。

印象里,徐俊早期还导过改编自白先勇小说的越剧《玉卿嫂》,他请了方亚芬来演。在越剧之前,早已有了电影和电视剧版的玉卿嫂,但徐俊不怕先入为主,他将这部挑战伦理的原著以一种文雅的面貌地搬上越剧舞台,足见他的野心和气魄。徐俊的《玉卿嫂》是委婉的、清淡的、雅致的、惆怅的,像极了江南流水。发生在桂林漓江边的故事,以吴侬软语吟唱出来,多了一份儿女情长的味道。淡化了性爱,也给了这段情爱以向往自由的理由。在这部戏里,徐俊即尝试了写意的风格,在有些地方,或许无“戏”可言,他智慧地将吸引观众的责任交给了演唱以及舞台布景。

到了《永远的尹雪艳》,徐俊将写意化的编导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经典的桥段便是“搓麻将”,舞台上无实物,全靠演员虚拟的表情、动作、走步、台词和恰到好处的音乐来配搭,而同样的精彩桥段到了《大商海》里又有展示,所不同的,由女人的柔与媚,换成了男人暗地里的剑拔弩张、话里有话、绵里藏针。

徐俊已经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风格,他以上海文化为土壤,不为西方戏剧理论所束缚,运用中西合璧又彰显中国写意风格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表达的是人类共通的主题,他所钟情的,不仅是上海,为这些戏剧打底的是人的情感,是跨越时间打动世人的道义、良善等朴素的力量。

徐俊是谦虚低调的,看过他导演的那么多出戏,我从未听见他在平日里夸夸其谈,只记得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起过“好的戏剧一定有灵魂”。而戏剧的灵魂是什么呢?戏剧的灵魂应该跳脱不开人的灵魂,这与所有的文艺作品相类,戏剧只是以它独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的灵魂。徐俊的戏剧有着明显的海派文化特征的话,但这不是他的戏最成功的地方,海派文化只是他实现艺术理想的一个载体,他的野心还是在于要做真正打动心灵的戏剧。印象里,日本国宝级戏剧家铃木忠治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并说这是他终其一生探索的问题。我想,徐俊一定也在探索中,而他的求索之路将指引他无限接近问题的答案。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徐俊: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我们的戏剧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梦想我们的戏剧能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2015年9月3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天,我们“恒源祥戏剧”创作的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如期上演——从此,犹太人在上海这段历史,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不再空白。首演五天后,得到正式通知,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被定为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五天,出现了奇迹。作为民营院团,这是首次在国际艺术节开幕式唱主角。剧组主创和中外演员对这个消息无不感到兴奋。

可以说斯皮尔伯格用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辛德勒”。但是,犹太人在上海这段历史,在世界上却少有人知道。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责无旁贷,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以艺术的力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不久,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正式立项,剧组主创立即远赴以色列进行文化考察。当走进耶路撒冷二战大屠杀纪念馆时,我被一张巨幅的黑白照片所深深震憾。一个德国士兵举着步枪对准一位怀抱女孩的年轻犹太母亲,孩子在挣扎,母亲拼命地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枪口。我久久凝视着这幅照片,我对荣老师说,大幕拉开,第一幅画面就该是这张照片,让观众瞬间感受到犹太民族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来到遇难儿童纪念馆,一片漆黑中,无调式的哼鸣环绕四周,隐隐闪烁的星光象征着60万无辜被害的犹太孩子的生命,让人感到无限痛惜和悲切。由此,也让我产生了灵感,在戏的第一场开头,一艘载满犹太难民的邮轮缓缓驶入上海外滩码头时,10岁的雅各布站在船头,眺望生命的希望之岸——上海,用童声唱出第一声“上海”。

以色列之行,带给我许多思考。犹太人在上海这一厚重历史题材,如何叙述故事,极为重要。中国原创音乐剧之所以没有让观众建立起信心,重要原因是没有讲好故事,大多缺乏作为音乐剧创作的专业和学术上的认知,以为音乐剧只是载歌载舞,以为可以淡化故事、淡化情节。使得故事不具故事性,不具文学性,不具深刻性。使得音乐不具形象性,不具生动性,不具感召性。法国著名作曲家勋伯格说:“观众进剧场可以有两种期待,要么来嘻嘻哈哈图开心,要么来接受情感的洗礼,而我们选择给予他们泪水和爱的体验。”由此,有了好的题材,还要讲好故事,这是音乐剧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精彩的故事能打动人,精彩的故事能触动心灵,精彩的故事能激发灵感。为此,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必须讲好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创作原则。

但当我们翻阅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却发现少有完整的故事,大多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创作难度极大。我们采访当年犹太难民以及难民家属,拜访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我们希望能挖掘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在我们一次次恳切拜访之后,他开始慢慢向我们讲述一个个故事。其中,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青年弗兰克的故事震动了我。那是潘光教授多年前的一次采访记录,收录于《犹太人忆上海》一书中:“因为供应来源短缺,1942年,我们做的相当赚钱的工具生意结束了。不久,我们被勒令停业,转而为日本军队生产手榴弹。不管以什么借口都推脱不掉,我们只得这样做。后来我们发现另外还有许多工厂也在造手榴弹,而且产品都没有标记,放在一起区分不出。这就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让造出的手榴弹一颗也不会爆炸!这可以通过稍微缩小引线尺寸来实现。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一个日本警备队的人走了进来,他问最靠近的工人谁是老板,然后就一枪把老板打死了。”

我认为,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构成全剧的核心事件,并可以推进情节发展直至高潮,发展空间极大。时间可以浓缩在1941年至1943年,这段时间对于来自欧洲的上海犹太难民,生存环境最为艰难。犹太人苦难的命运,以及上海人民与他们共患难,成为全剧的主题。其中穿插的上海百姓教犹太人掌握生活技能——倒马桶、生煤炉、做木工、修鞋子、洗衣服、打热水;春节,上海百姓请犹太人到家里过新年;雨夜,为隔离区的犹太难民送大饼油条……这样的情节,既保证了全剧的国际视角,又能真切展现海派文化里最有特点的市民文化。原创是艰难的,剧本写作我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演出之后,又多次讨论和提出修改方案。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的历史题材,不失真实是重要的前提,艺术加工则要合情合理,不虚假,不杜撰。创作没有捷径,只有诚意对待,不急功近利,充分发挥想象力,努力完善细节,时刻提醒自己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好。

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的背景下,战争让灰暗蒙蔽了一切色彩。为了揭示战争的残酷,战争的无情,战争的黑暗,我对舞美、服装、灯光提出了“无色美学”的概念。我提出舞台美术采用多层锈迹斑斑的钢架结构,并运用5组大小不一的转台,以360度进行分离和拼接,组成船只、石库门弄堂、工厂、隔都等多样空间,以冷色的基调,并以写意的风格展示战争环境下的凄凉。为还原历史真实面貌,服装设计张叔平先生对每件服饰的款式、面料、图案、纹理、颜色、廓形等等,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再做一一的分析和选择。其中还包括众多的配饰:如帽子、围巾、领带、手套、拎包、手表、首饰等。剧中每位演员有15件衣服,38位演员共计570件,加上配件近千件。并且对570件衣服都一一做了冲洗、做旧、加工。服装的制作时间用了整整半年。真发头套20套,我们要求发套和演员自身的头发颜色要达到高度一致,不放过一根头发的颜色差异。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知道,细节比故事更动人。

同时,作曲家金培达也面临着他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剧中人物既有犹太人,也有上海人。所以,出于真实的历史时期两个民族语言交流正确的表达方式,我提出全剧用中英文对唱对白。对此,曾有同仁提出疑虑,两种语言并重会不会产生干扰和矛盾。这一点我对金培达有充分的信心。金培达是上海人,在香港长大,专业学习在美国完成,中文和英文对于他来说都驾轻就熟、拿捏自如。而最重要的是,他具有高水准的音乐剧专业素养。对于全剧融中西方文化元素的特质,有着充分的认识。他的研究卓有成效,中英文对唱成为这部音乐剧的一大亮点。他始终以满腔的激情投入创作,他的兴奋状态让我感到他等了这个题材已很久。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取得了一点成绩,都要归功于在这部剧中挥洒辛勤汗水的每一位成员,归功于恒源祥戏剧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创、坚持上海题材的挖掘、坚持做有灵魂的戏剧。

(作者系“上海三部曲”导演)

钱乃荣:一地的文艺作品应该直通当地人的性情

徐俊先生曾成功导演了一台《上海,爱浓》沪语童谣合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之后就另开生面,推出沪语话剧新品种,上演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上海已是一个戏曲之都,又是一个中西融合的歌舞之城。白先勇曾说:“1945年,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有次路过百乐门,之间一群舞小姐婀娜地款步踏入,那种无可伦比的翩然风姿,踏遍全世界都再找不到了,只有在大上海,百年来浸润中西文化的灵气之地,才能培育出这样精致的美人儿。”

而当导演徐俊把这些精致优雅的美人儿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时,观众就要去看看如何神态栩栩。不过对于现今时行的那些热衷于“重口味”喜欢不断高峰叠起的观众来说,这原是一篇很素淡的短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十分不易,导演的魄力和功底,编剧精到的再创作,就凸显珍贵。它的成功,正是没有像有的改编剧那般任意增添情节,舞台上的细节描写均忠实遵循于原著,恰恰是延伸了原作的素淡和精致,拓展得合情合理,从优雅、精致中发掘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真实底蕴。改编成功不仅是在西装、旗袍、金丝边眼睛、玻璃丝袜的种种细节的真实,百乐门的金碧辉煌,搓麻将中嫁接的优美舞蹈艺术,都艺术地展现了上海的时代和城市特征。更下了大功夫的,是在语言上体现出话剧的固有特征。导演选准了各位演员,与城市气质上的传承相一致,尤其是大胆选准了并非名角的黄丽娅担任主角,不但在体态风度,服装台风上塑造了很逼真的尹雪艳,主要是那一口自然的上海话,听来十分纯熟软糯。这样的作品是经得起两遍三遍去细细品味的。

一地的文艺作品是应该直通当地人的性情的。编剧是用上海话精心直接写出剧本的,直接写和从别的语言翻过来是大不一样的。胡适说过:“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中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刘半农说过:“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来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正确,若要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写到,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之一且排名第一。在世界万物中,语言与人类的思维的联系又最为密切。国外现今的研究成果证明,一种语言,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的独特的思维,它会自然落实到人的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哪怕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因此有差异,更何况在文艺和情感、习俗上的差异了。用沪语表现得好的话剧,当然会自然展现上海文化的风味。语言要翻译就是思维换了一种,就会成了洋泾浜,这是许多人喜欢看有字幕参考的原版片而不要看翻译片的根本原因。古诗如译成现代诗,韵味全失,那其中人生体悟到的奥妙,是“语言统一派”绝对不能体味出来的。何况上海的语言多元、文化多元、艺术多元历来就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主要特色,多元文化自有其创作和欣赏的根基。多元才能借鉴和创新发展,上海以前轻工业产品的丰富性和前卫性也是一个明证。

发掘方言的语言资源的软实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地方口语活话哪怕带上一点,作品就会生动,或再稍加客地典型口语,就更加活泼,这是都得到证明的。上海话散文、小说、话剧,当前在初创和恢复中就已经很有市场效应。方言文艺搞得精致,一定会走得更远,如粤语歌曲走向全国,上海和浙江的越剧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剧。

如何表现一个繁华的大上海?仅用大世界的霓虹灯、黄包车?《大商海》通过一个现实传奇,为我们塑造了以“源鸿昌公记号绒线店”创办人申霁航为代表的海派商人,在上海三四十年代风云变幻的艰难时局里,顽强创业、勇闯难关的刚毅形象,展现了沪商的为商之道、为人之道真实面貌和恢弘气派。编者精心调动了江南文明、海派文化的种种元素,构建了宽宏而精致的叙事风格和清馨环境,来表现大商海的史诗。剧中渗透着海派文化风情,江南的琵琶声,评弹弹唱《赵子龙》,上海的交响乐,市井叫卖,蹦蹦跳跳穿着民俗风采小服装的儿童用上海童谣来表现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以虚拟搓麻将抓打牌的程式表现惊心动魄的人物内心活动,说书人既任旁白有时又进入剧中表演……这些海派色彩,传递给观众更多的文化韵味,增强话剧的文化含量。这个话剧用当代的眼光,重新整理出过去上海商场的真实画面,在上海城市更上新台阶的当今,上海都市文艺重振旗鼓之际,恰当其时地为我们展示出沪商传统、沪商风范、沪商的辉煌历史和战绩;《大商海》还为上海的文艺界带来了上海话剧的恢弘气度和典雅风格,成功弘扬了上海实业家们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浩然之气。为商之道为人之道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民族精神,爱国情怀,实业救国,为商为民之道,弘扬沪商文化,追求严肃话题高雅艺术,都是当今重要议题。

“上海三部曲”的压轴之作——音乐剧《犹太人在中国》与《大商海》中出现的小人物一样,也有市民顾阿姨、李老师、鞋匠、小苏北、爆炒米花人、小宁波等很有性格特色的小人物形象,教犹太人拎马桶、生煤炉,洗衣,表现苦难中在夹缝中的真实生活,往往带有神来之笔,他们一起点燃了心灵的微光。犹太人被隔离,上海的老百姓冒雨送大饼油条,又把自己口中的食物省下,送给一日只能一餐的异乡人。

怎样写历史戏剧?我们拿什么优质文艺贡献给人类?是老是着眼于勾心斗角和阴谋权术的帝党内斗,还是以庄严大气的品相,多写我们的人民在生活中绽现的人性和关爱,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为博爱付出的代价?与《辛德勒名单》一样,我们在《犹太人在上海》里看到了在彼此处于患难之中的人民,坚强的、真诚的、跨越国界的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无边大爱。

纵观徐俊先生近年来导演连续出彩的三部原创新剧,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这些成果继承了上海话剧音乐剧的正宗传统,弘扬了多元博采、追求卓越的海派文化的风格特色,表现了上海这个城市永远精致优雅、大气雍和的城市精神。

(作者系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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