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一则“寻人启事”

段亮彩

1938年2月，地处湘粤边界的郴州城的《民报》上连续两期刊登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

寻找谷子元

正当民族危亡、国不保安之际，共产党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中华民众之大事。为了这个目的，不以往日之仇怨，应以拯救民族为大局，合作抵御日军为宗旨。现吾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在郴城设立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成为中共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诚望湘南红军游击队司令员谷子元率众下山整编，共举抗日大旗……

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主任 王涛

1938年2月22日

这则不一般的“寻人启事”，如一块石头丢进池塘，平静的水面激起了浪花。人们无不议论纷纷：启事可信吗？前段时间国民党的“跟脚队”“听响队”“观烟望火队”，还在搜山“清剿”呢。国共两党对垒日久，血海深仇，怎么一下子就化干戈为玉帛而进行合作了呢？这其中会不会有诈？会不会是国民党当局为诱歼红军游击队而放的烟雾弹呢？这个王涛可靠么？谷子元（1907-2002，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和各路湘南游击队会真的下山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七七事变”后，在中共的极力主张下，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并促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22日正式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涛（湖南江华人，原名祖英）南下，他是随红军长征的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赶回郴州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新四军中校参谋的身份，先后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郴县县长黄少谷、郴州保安司令欧冠等人谈判，达成了：（一）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团结抗日；（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办公地址设在郴州中山北路21号，王涛任主任；（三）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政府提供给养。

然而，虽说新四军从1937年10月12日正式宣布成立，但红军长征后，湘赣粤边游击队都分散在省界边际，长期艰难生活在罗霄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消息闭塞，湘南一带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联络渠道中断。所以，寻找、通知山上游击队下山，从当年冬持续到1938年春大半年时间。又由于山上的游击队长年受到国民党的清剿，所以地下党组织和山上的游击队虽说也听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但却不敢相信，更不敢贸然下山，甚至出现尖锐对抗。奉命到安仁县羊脑乡福星村给湘南赤色游击队传达中央精神的党员李国用被游击队当作叛徒误杀；耒阳游击队有几个游击队员因在内部私自讲述国共合作抗日的传闻，而被认为企图叛变投敌被大队长刘厚总杀掉……

王涛当然明白，这是因为蒋介石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长达10年的大规模屠杀围剿以及一些叛徒的破坏活动所引起的警惕性反应行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游击队担心中敌人圈套而一直不下山也不是办法，这样一来无法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改编湘南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的使命，二来会给当地国民党政府落下共产党光说不做、抗战不力的话柄。于是，王涛便想出了在本地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的办法。因为谷子元是湘南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又是湘南红军游击队司令员，更重要的是，长征前王涛任湘南特委书记时与谷子元交情不一般，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只要找到谷子元，湘南游击队下山这一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果然，启事刊登的第二天傍晚，王涛收到一个老乡交来的一封信。他拆开一看，不由惊喜万分，信正是谷子元写的，约他到郴城味雅园一位潘姓老先生家里会面。王涛如约而至。三年不见，两人倍感亲切。王涛详细地向谷子元介绍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和国共和谈、共同抗日等一些重大事项。于是，谷子元彻底打消了疑虑。

王涛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一边秘密从事党组织恢复工作。通过谷子元，王涛又很快找到了周里（又名周礼，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谢竹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等湘南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并重新组建了中共湘南特委（湘南特委的工作区域包括郴县专署所辖的桂阳、永兴、资兴、嘉禾、汝城、宜章、临武、蓝山，衡阳专署所辖的耒阳、安仁、常宁、酃县、茶陵、衡南，江西的崇义，粤北的乐昌、乳源共18县），王涛任书记兼统战部长，周里任组织部长，谷子元任农运部长，谢竹峰任永安耒中心县委书记。

与此同时，谷子元、李林领导的湘粤边游击队和谢竹峰、刘厚总（“皖南事变”中杀害项英，叛变投敌）领导的耒阳游击队相继下山，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在李林和刘厚总的率领下经南昌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40年年底，南方局调王涛去闽南当特委书记，领导闽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次年9月，王涛因叛徒告密不幸遇害，时年33岁。敌人还割下他的头颅到各地示众。由于王涛在湘南工作多年，敌人最后把他的头颅挂在郴州城南门口示众多日。

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谷子元见到了新四军司令员陈毅，谷与陈是湘南起义时就相识的老战友了。谷子元向陈毅汇报湘南游击队下山改编新四军的相关情况时，提起了王涛的出色表现。对此，陈毅深有感触地说：“由于对国民党不信任，当时南方游击队下山改编是件很棘手的工作。1938年1月初，我上武功山（江西万载县）向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传达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之事时，谭余保火冒三丈，大骂我是‘叛徒，将我捆绑，关了4天3夜险些杀害。我苦口婆心宣讲中央精神，谭余保才派人下山到吉安城，跟新四军通讯处接上头，这才相信。我是亲身经历者，方知此事的艰难。所以，湘南游击队下山改编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王涛烈士功不可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