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千佛洞，让敦煌走向辉煌

王建林

鸠摩罗什的生长过程正逢龟兹佛教发展时期，他的一生起点就是在这片土地的佛教思想影响下与母亲的教育下成长为中国的大翻译家。

秦汉之际，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属龟兹国管辖，役属匈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附汉朝，自此龟兹正式纳入大汉朝版图。

大小乘并行的时代见证者

龟兹古国为丝绸之路北道中枢，人口繁盛，气候温和，水量充沛，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绿洲经济较为发达，为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地理条件。

公元前后，佛教自葱岭以西传入龟兹逐渐流行并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4世纪，佛教在龟兹王族的大力提倡推广下，佛教进一步兴盛。《晋书》“西夷传”记载：“塔庙千所，僧尼万余人”。众多寺院和佛教石窟建筑，修饰壮丽，金碧辉煌。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造就了诸多大德高僧，如佛图舌弥、鸠摩罗什等。自此龟兹佛教“道振西域，声彼东国，名噪四海”，成为丝绸之路、中国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文化的传入，促成克孜尔石窟的诞生。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是龟兹佛教艺术初创期，5世纪进入佛教艺术的发展阶段。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是在这个时期的佛教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高僧。两晋时期龟兹盛行“小乘说一切有部”，小乘教占领统治地位，它的思想“唯礼释迦”，信奉一佛一菩萨，也就是现在佛“释迦摩尼”和未来佛“弥勒菩萨”，在这样的佛教思想的氛围中，它的传播形式也直接体现到石窟艺术中。自罗什学大乘回龟兹后，龟兹佛教思想发生了变化，大小乘出现并行的过程，克孜尔石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反映大小乘佛教思想的见证。

中国佛教艺术的发端

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群，为中国佛教寺、窟之首，开创了中国佛教艺术先河。克孜尔石窟形制与佛教美术壁画均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影响，洞窟窟形由印度廊柱马蹄形制改造成为中心主窟，这是根据龟兹地区的山体特征开凿成中心柱式窟形，而后形成龟兹地区洞窟模式固定下来。除中心柱窟外，还有平面方形穹隆顶窟，僧房窟，方形藻井、套斗、纵券、横券式洞窟，壁画大部分集中于中心柱窟和方形窟内。

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又称佛教美术，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它可分为以下几个内容：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故事、说法图、飞天、涅槃变、供养人、伎乐图、天象图、弥勒说法图、护法金刚、动物画、山水、塑像、连环画。

上述15种之多壁画与塑像，其创作根源应追溯到古印度，现今巴基斯坦国犍陀罗地区石窟，克孜尔石窟早期壁画与塑像受其影响较深。犍陀罗石窟以雕像和石刻为主，创造了释迦牟尼一生的事迹，这一切都深深烙印上希腊罗马文化的印迹。

公元前3世纪中叶，希腊亚历山大帝东征进入兴都库什山，在犍陀罗地区以希腊罗马艺术为根基，结合当地民众的信仰，将佛教里的人和事雕琢成美术作品，创造了希腊模式的佛教艺术，开创了印度美术新纪元。克孜尔石窟壁画以四方连续菱形格绘画而著称，这是龟兹画家独创的美术作品，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壁画。中心柱窟的券腹两侧，龟兹画家将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画进一个有局限性的菱形格内，绘画简练，僧众观看明了。如本生故事“舍身饲虎”，摩诃萨埵太子跳山和饲虎的瞬间定格于壁面菱形格内，完全图案化。壁画线条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着，早期线条粗犷，中期细腻、流畅、秀丽，晚期简单随手涂鸦拙雅，类似画面枚不胜举。

中心柱窟绘画题材排列有序，前室有回廊或塑像或绘画，主室正壁开凿佛龛塑佛像，龛外左右绘画或塑像，佛龛上方绘画或塑须弥山峦；券项中脊绘“天相图”，两侧券腹绘菱形格“本生”或“因缘”；洞窟入口上方绘“弥勒说法”，门两侧或开佛龛或绘画；主室两侧壁绘说法图。大型洞窟说法图以面向为界，不明确绘画分界线，小型洞窟由方形格犹如镜框，将佛说法图绘入其内。

会讲故事的墙

“本生故事”与“因缘故事”壁画是中国石窟佛教内容最多的题材，克孜尔石窟可称为佛教故事的海洋，仅“本生故事”画可达135种之多，如“鸽子本生”“兔王本生”“猴王本生”“鹿王本生“孔雀本生”“象王本生”“樵夫背思”“睒子奉孝被射”“智马本生”等。这么多的佛本生故事，主要表现释迦牟尼佛前世无数次轮回转生中，曾以多种面孔出现，如国王、王妃、王子、婆罗门、商贾、仙人、苦行僧等。还有动物，如猴子、鹿、狮子、虎、熊、鸽子、孔雀、鹦鹉、象、兔等，动物类人物类各具特色。图中人物与动物以单线平涂勾勒，色彩笔注单一，以线定型，除衣饰色彩外，肌肉骨骼线条软硬兼施，凸出部位敷以朱磉色晕染，以强调人体的立体感与转折关系。故事中所表现的这—切都是为成佛救助他人不惜自己的生命，舍弃家产、妻儿，任^砍臂剁脚，或卧尸于动物前由虎豹吞食，或焚燃自己求得他人愉悦。故事内容从—个侧面讲述善与恶的因果关系。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得道成佛，广布善行，深受僧众爱宠。石窟里的“因缘故事”是从另一个侧面来描述佛陀的事迹。佛成道后为众生布道说法，行善不恶，来世上天堂享受荣华富贵等尊荣。克孜尔石窟壁画另一大特点，就是弥勒说法。弥勒在石窟壁画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继承人。龟兹习小乘有部，讲自我与来世说，唯礼释迦。石窟布局基本按此顺序进行设计，一佛一菩萨，主室正壁塑现在佛———释迦牟尼，前壁上方绘未来佛——弥勒菩萨，弥勒在壁画中还没有上升到“佛”的地位，也没有将他作为佛来描述，而是一位穿菩萨装的天人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克孜尔石窟以不同的位置绘不同的佛教题材，基本形成一个模式，后甬道（行道）或后室正壁塑或绘释迦牟尼涅槃像，前壁绘或塑分舍利或焚棺图。后室或后行道绘。善爱乾闼婆王与眷属”礼佛，梵天、帝释天礼佛，券腹绘制飞天等等作品；两行道内外壁绘供养人或“阿阁世王闷绝复苏”、“争舍利”等，争分舍利与供养人多之。石窟壁画也是根据时间早晚来设计壁画题材。在中心柱窟窟型当中有的高达10余米，蔚为壮观，但这类窟型并不多见，仅有几个，它曾影响过阿富汗巴米羊石窟的发展。大型洞窟和僧房为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C14已测定出它的年代。早期洞窟壁画人物造型脸型椭圆，手脚宽厚，形体粗壮，线条粗狂，卷发披于肩，菩萨嘴角留小髭，单线、平涂加晕染，是早期绘画的特征。洞窟与壁画可分早、中、完三期，早期壁画受外来影响较深，如前述。在繁荣发展期完全龟兹模式，人物形体比例匀称，脸型圆润，前额宽扁，线条流畅，设色技巧考究。铁线描、游丝描、钉头鼠尾描以形体衣褶而定，表现出龟兹人的特征。以连环画形式来表现佛教故事这也是克孜尔石窟一大特点，这类洞窟不多见，它的表现形式与现今的小人书类似，有一个故事的开头，再有故事收尾结束。110窟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洞窟。110窟位于谷内区两条峡谷交会处的崖壁上，窟型不大，平面方形横券式，正壁和左右两壁绘释迦牟尼一生传记，券腹绘说法图，佛与动物的对话。菱形格壁画中的佛一侧各绘一只鸟或其他动物，佛与动物相对；入口上方绘弥勒说法，正壁上方绘“降魔图”，遗憾的是此画已在1906年被德国勒库克等人盗走（克孜尔石窟壁画被盗走的千余平方米），实为一大损失。该窟佛传记由左壁始，顺时针三圈，在右壁下方结束，共绘60幅，每幅画画在—个花边的方框内，都可形成一个单独的画面，但它又是和下一幅画连贯起来，幅幅精彩，它全方位描写了佛陀从降生、宫廷生活、出家、成道、涅架的全过程。

来自天上的乐与路

克孜尔石窟中的飞天、伎乐也是壁画中的一大亮点。史书记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乐舞是龟兹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影响了中国乐律，“五旦七调”为龟兹人苏祗婆所创，克孜尔石窟千泪泉有“滴水成音”之说，苏祗婆曾采集此音谱写成曲。壁画乐舞和乐器占据每一个洞窟方方面面，飞天奏乐多之，因缘故事中有，说法图中有，焚棺举哀图中有，还有乐舞窟，天上人间皆有枚不胜举。乐器种类多达几十种，如弹拨乐：琵琶、阮咸、竖箜篌、弓形箜篌、里拉；吹奏乐：筚篥、排箫、箫、横笛、螺、唢呐；打击乐：铜钹、大鼓、手鼓、扁鼓、鸡娄鼓、腰鼓、筒形鼓、毛员鼓等。琵琶和鼓是龟兹乐中的主乐器，琵琶传到中原被继承下来，形成现今的模样，还有竖箜篌，就是现今舞台上的大型竖琴。龟兹乐被列入中国乐部之一，龟兹乐在中国乐坛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原石窟里的壁画、雕塑都有龟兹乐舞的影子。

涅槃是石窟壁画中的最重要题材之一，中心柱窟的后室或后行道主题表现佛陀涅槃内容。后室正壁塑或绘佛陀卧姿，头西脚东，背后为四天王护法，梵天、帝释天举哀，佛足旁跪着迦叶，佛首前方坐着“须巴陀罗”，他是佛临终前收留的最后一位弟子；后室前壁绘或塑焚棺或分舍利。分舍利分两个部分，一是分，二是争。分——是和谐公平不对立，争——是通过战争获取，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画面。在克孜尔石窟塑焚棺泥像仅见一例，这是少见的题材，大部分是以绘画形式表现出来，以3米至4米的大线、长线一气呵成，线条圆润韵称，铁线描法，勾勒出涅槃佛与众弟子的种种形态，它传递着小乘一切有部的思想——不生不灭。

以上所述，佛教思想兴盛与传播，敦煌当先，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尤以北西魏洞窟257窟为例。该窟从建筑形式到壁画内容与色彩至构图无不打上龟兹佛教文化的印痕。舍身饲虎与降魔就是最好的见证。在。舍身饲虎”中的王子从山上跳下一瞬间，老虎啃食王子情节，老虎的构图，人物中的饰品都画上了龟兹艺术的笔迹。敦煌早期壁画直接受到龟兹的影响，由此在它的推力下，敦煌佛教走向了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