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戴震研究综述

2016-05-14 20:11吴如功
青年时代 2016年6期
关键词:训诂学戴震

吴如功

摘要:戴震作为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与哲学家,对于其学术成就及其生平的研究在2015年度获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试从多个方面阐述2015年度戴震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方法,整理并发掘戴震研究对今日学术界人文研究所具有的理性意义,以飨后来学人。

关键词:戴震;乾嘉学派;训诂学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训诂学家与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修养,是乾嘉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戴震突出的学术贡献,直至今日对其生平与学术成果的研究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意义。2015年度戴震研究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囊括了哲学、文学、人物生平等诸多方面,因而笔者试从这些方面人手,梳理过去一年中戴震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方法。

一、哲学思想

复旦大学的苏正道认为,随着乾隆20年戴震进入京师,他之前在研读《说文解字》与《十三经注疏》时期所积累的学术素养得到了总爆发,并博得了京师众学者的推崇,至此十八世纪戴震考据学学术地位得以确立。在这一基础上诞生的《孟子字义疏证》,其写作过程便是一部完成的戴震义理学由“考据”回归。

义理”的建构过程,因而《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构建出对抗程朱理学的完备的思想体系,是对沦为统治者工具的程朱理学的挑战,也是将原典回归原义的一个典范。

西北师范大学的任万明认为,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儒将原有的以“道”为中心的儒家哲学演变为以“理”为中心的“明理之学”,并在后世的传播中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戴震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积极的驳斥与批判,并对“道”与“理”的关系加以重新阐释,重申了个人学说中的义理思想。而甄晓英则在《戴震对程朱理欲观形成原因的归结》一文中梳理了戴震对程朱理学体系中“理欲观”在学术思想层面及意识形态层面的双重批判,指出戴震对理学与宋儒的批判,其根源在于揭露意识形态化的,将“理”实体化与机械化的封建礼教,以及这种借禁欲主义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奴役企图,认为身为后来学人,必须要注意到戴震这种批判具有超越学术性质的政治意图。

山东大学郭征的硕士论文《戴震视野下的王道思想》将关注点放置在戴震的王道思想之上,考察王道思想在戴学中的地位,以及以仁政为核心的王道政治如何达到”达情遂欲”的理想目标。戴震肯定人欲在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独特地位,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等基于情欲恰当实现的道德原则,这是他超越宋儒,直接继承先秦以来汉儒思想内涵的表现。而从大环境来看,明清儒学的激荡变革也是戴震提出“达情遂欲”理想目标的现实大环境。

王江媛在《戴震的妇女观与家庭观》一文中探讨了戴震对妇女问题的研究,认为戴震在其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妇女群体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所用,而戴震在其《汾州府志例言》对“列女”与“节烈”的看法,与其对徽州妇女抚育子女维持生计的艰辛寄予的深深同情,都表现出戴震对妇女与家庭等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则通过剖析戴震的精神世界,认为在今日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大背景下,戴震学术思想精神依然有其积极意义。安徽大学的常珊珊则分析了戴震的实证考据已超越了古文献整理的范畴,其根本目的在于“代圣人立言”,以“明经”求“闻道”,为实现其高尚的学术志向而努力。

二、训诂理论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李畅然认为,戴震的解经方法鲜明而简洁,其方法论在后世的解读中往往视其为脱离了读者主体,陷入“纯文本主义”之中。指出现代人在尝试解读戴震学术思想时同样要尝试“以心相遇”的语用学手段,这基于戴震随着年龄与学术积累增长,思想转变在著作文本上的体现,也是今日学术研究者讨论“汉宋之争”时不可忽视的先决条件之一。同时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一文中,李畅然则从史源学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三部清算程朱理学的代表作的史料来源,指出戴震在写作中大量引用了《性理大全》等一批包括原始史料与二手史料在内的儒学著作,指出在考察戴震所引发的“汉宋之争”中,应考虑到二手史料影响到其批判陆王心学时的学术严肃性,而《性理大全》很可能全面影响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内容组织方式。

徐玲英注意到,戴震认为《诗经》作为圣贤整理的经典,需要使用详细的考证发掘其中包含着的微言大义。因而戴震三易其稿,力求在前人的研究中还原经典原貌,同时在他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之下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哲学精神。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谢艳霜在《从胡适的戴学研究看他的反传统》一文中通过对胡适的戴学研究历程的分析,从侧面解释了戴震的学术观点如何在胡适等一批反传统主义(实为“反正统”)现代思想家的推动之下,逐步取代程朱理学自清代延续的正统地位,并且在“激进”的胡适与“保守”的冯友兰两人哲学思想的对比中,探索戴学在现代儒学思想重建中的历史地位。

三、人物生平

关于戴震的家庭环境对其学术生涯的影响,在《戴震家族考》一文中有着充分的研究。王智汪在文中首先考察了戴姓及隆阜戴氏的起源与迁徙,进而分析戴震及其父戴弁对修族谱所下苦功,以至戴震因“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族人并卷入族中诉讼,被迫逃奔北京。这种动荡的家族环境并未影响戴震耿直的性格,反而成为影响他学术生涯的宝贵财富。同时,汪柏树认为,戴震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是以30岁进入徽州著名学术研究重地不疏园为标志的。戴震作为善于自学的青年学术奇才,在进入不疏园之前已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而在进入不疏园,成为“江门首称大弟子”之后,戴震与一批良师益友切磋经学与自然科学等学术思想,开辟了崭新的学术研究途径,终于在其踏人京师,由地方性的徽州学术文化圈转移至藏龙卧虎的全国学术文化圈之后,成为四库馆臣中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师,徽州不疏园因此也成为酝酿戴震学术生涯再攀高峰的思想史重地。

而厦门大学的方勇骏在查阅温州地方文献时发现刻本《乾隆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录》含有《戴震全书》所未收录的乾隆二十七年江南乡试时戴震所做三篇制艺,从中分析戴震与段玉裁、韩锡胙二人的关系、清代考据学对科举应试的影响以及著名经师江永对戴震应试文所产生的影响,为戴震生平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同时潘定武也从戴震佚文《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颂》为材料,指出这篇写于金川大捷后,颂、序合篇的长篇序文不仅是今日研究清代前中期贺颂奏折的优秀范文,同时也反映出戴震晚年学术思想与学术心态的转变的重要文献,对于分析“《水经注》案”对戴震的影响,以及清代知识分子夹缝中生存的困窘处境亦有裨益。

关于戴震研究中萦绕了近二百年的《水经注》案的来龙去脉,杨应芹通过胡适对乾隆对《大典》本校订水经注所题御题诗的再研究,深度分析了《御题诗》的题写时间、题写背景,以及这种误读对《水经注》之“相袭”论产生造成的影响。同时他在《南京大屠杀不能与《水经注》案同年而语——与姚大力同志商榷》一文中重申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认为《水经注》案作为一桩学术疑案,在一系列完备的考据之下,应当成为一桩学术定案,为戴震二百余年来受玷的学术声誉洗冤。

北京大学漆永祥在《再论戴震学术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一文中,整理了包括《七经小记》蠡测、《经考》与《经考附录》、《声韵考》与《转语二十章》之关系以及《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真伪问题等戴震研究中一系列难题,同时重新考证了戴震早期与晚期学术取向的转变,以求厘清戴震研究中可能存在的这些误区与争议。

总而言之,2015年三个主要方面产生了丰富的戴震研究成果,今日的戴震研究,需要广度和深度更深层次的努力,整理并发掘戴震研究对今日学术界人文研究所具有的理性意义,为清代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留下更多璀璨的思想结晶。

参考文献:

[1]李畅然.“以心相遇”:解析戴震治学的语用学维度[J].中国文化.2015(1)

[2]李畅然.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3]徐玲英.求真务实:戴震<诗经>研究特色[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4]谢艳霜.从胡适的戴学研究看他的反传统[J].江淮论坛2015(2)

[5]王智汪.戴震家族考[J].古籍研究.2015(1)

[6]方勇骏.戴震乡试佚文及其交游、学术新探[J].兰台世界.2015(15)

[7]潘定武.戴震佚文<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颂>述论[J].古籍研究2015(2)

[8]杨应芹二百年来<水经注>案的症结一谈谈胡适关于<御题诗>题写时间的发现[J].安徽史学.2015(5)

[9]漆永祥.再论戴震学术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J].学术界.2015(3)

[10]苏正道.<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兼论戴震义理学和程朱理学的关系[J].朱子学刊.2014(o)

[11]任万明.戴震对程朱理学“道的理化”之驳斥[J].甘肃高师学报2015(3)

[12]甄晓英,戴震对程朱理欲观形成原因的归结[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

[13]郭征.戴震视野下的王道思想[D].山东大学,2015.

[14]王江媛.戴震的妇女观与家庭观[J].新闻世界.2015(5):301-302

[15]张立文.戴震的精神世界[J].黄山学院学报.2015(1)

[16]常珊珊.戴震的学术志向[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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