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立意

2016-05-14 05:39马志伦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6年6期
关键词:过秦论阿房宫赋立意

马志伦

内容摘要:比较贾谊的《过秦论》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贾谊作《过秦论》,年23岁;杜牧作《阿房宫赋》,年亦23岁。两篇文章的写作都是在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过秦论》写于汉文帝二年;《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不过两者写作的动因却不一样,贾谊的《过秦论》是应文帝之诏而作,叙述了秦的盛衰历史,总结了秦的兴亡教训,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阿房宫赋》并非应皇帝之诏而作,故文学想象大于严谨的论证。本文仅探讨这两篇文章在立意上的区别。

关键词:《过秦论》 《阿房宫赋》 立意

比较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的《过秦论》和杜牧(公元803年—公元852年)的《阿房宫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贾谊作《过秦论》(公元前178年),年23岁;杜牧作《阿房宫赋》(公元825年),年亦23岁。两篇文章的写作都是在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过秦论》写于汉文帝二年(汉文帝在位23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6年);《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唐敬宗在位3年:公元824年—公元826年)。

不过两者写作的动因却不一样,贾谊的《过秦论》是应文帝之诏而作,“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吾谓《过秦论》亦贾生所上之书,且为以后诸篇之纲领。何以言之?《新书》分事势、连语、杂事三类,凡属于事势者,皆为文帝陈政事,不应首篇独异。”(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过秦论》是一篇以秦为喻的政论,“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纪赞后人所乱》中云:‘上篇(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过秦论》)是专责始皇,而每以陈涉与六国相形,以见其不施仁义,故前之灭六国易,后之亡于陈涉亦易。”(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过秦论》和同时进上的《论积贮疏》一起,构成了贾谊的治国思想,只是《论积贮疏》表达的是贾谊的经济主张,《过秦论》反映的是贾谊的政治主张。贾谊在《过秦论》中叙述了秦的盛衰历史,总结了秦的兴亡教训,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值得指出的是,贾谊的“仁义”观带有鲜明的“民本”色彩,贾谊从秦的强盛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过秦论》之所以要引述秦的历史,是因为西汉离秦不远,贾谊作《过秦论》时,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建立才28年——汉高帝刘邦在位12年(刘邦先称汉王,前202年称帝);汉惠帝刘盈在位7年;高后吕雉在位8年;文帝在位1年。“汉人上疏多喜称引秦事,徐乐、严安之上书,刘向之谏起昌陵,皆如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只不过贾谊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秦国以武力兼并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而后又以武力压迫人民,导致强大的秦王朝不久灭亡。秦国能够凭借武力兼并六国,事出有因,因为相比秦国的暴虐,当时的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秦国的战争机器比六国更加强大,更加有效,加之百姓厌战,渴望战争平息,所以战争赢面的天平最后倒向了秦国,但也因此造成了秦王朝的错觉,以为夺取天下靠武力,治理天下也可凭武力,这实在是治国思想的错误。因此贾谊的《过秦论》并非仅是总结秦兴亡的经验教训,实也是阐述他的治国思想。比较而言,处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国思想之所以没有造成秦国的垮台,是因为当时正出于战争的状态,处于谁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局面,秦国的“霸道”策略适宜于兼并战争,一旦天下统一,秦王朝仍沿用这种战争思维,依靠残暴和血腥的镇压迫使人民就范,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李斯的《行督责书》中言:“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会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会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如此,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下臣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所以才能特立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并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这是赤裸裸的“独夫民贼”思想,正因为秦王朝过度使用民力,视百姓如草芥,导致人民不堪重负,于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秦王朝的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过秦论》所体现的政治家洞见,便是贾谊看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一个适用于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而贾谊认为的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就是“施行仁义”。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黄老刑名之学”,“黄老刑名之学”是一种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杂取他家一些观点融汇而成的学说体系,主旨是“无为而治”。不过作为一种治国思想,尽管“黄老刑名之学”切合当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实际,但终究显得混杂,且与提倡“仁义”治国的儒家思想有本质的差异,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贾谊师从荀(况)派弟子吴公(史失其名)和张苍,所学虽与韩非、李斯同属荀子儒家学派,但和韩非、李斯的思想最终与法家思想合流不同,贾谊的思想仍以正统的儒家(杂阴阳五行学)思想居多,和秦时王绾、淳于越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一脉相承,主张的都是“仁义”思想。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说:人君“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的这一说辞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仁政”(以民为本)思想。到了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终于完成了儒家思想在治国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大任,当然董仲舒的“儒术”已是改造过的“新儒家”思想,其中汲取了其他一些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思想学说,成为一个能为统治者接受的治国思想。

贾谊秉承“仁义”的治国思想,当然不是只想坚守儒家孔孟正统思想这么简单,它和当时的社会实际密切相关,因为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外有西汉王朝同北方匈奴政权之间的矛盾,内有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更何况,即使西汉王朝实行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农民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窘迫,正如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在《论贵粟疏》(距贾谊上《过秦论》和《论积贮疏》十年)中所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现在五口之家的农夫,其中从事于官府劳役的至少二人,他们能够耕种的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得砍柴,修治官舍,提供劳役;做这些事情,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冷风雨,冬天不能躲避寒流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个人的送往迎来,如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老育幼等,费用都在里面。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的急征暴敛,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的命令,到了晚上又更改了。在交纳赋税时,有粮的人,不得不以半价贱卖,手头无粮的人,只能以加倍的利息寻求借债,于是出现了卖田卖房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因此贾谊的“仁义”,是提供给西汉皇帝的一剂治国良方。

对比贾谊《过秦论》中的政治家洞见,杜牧《阿房宫赋》显现出的则是文学家的眼光。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借古讽今,即借秦始皇荒淫奢侈自取灭亡的史实,讽喻皇帝,但因为《阿房宫赋》并非应皇帝之诏而作,故文学想象大于严谨的论证。《过秦论》鞭辟入里,《阿房宫赋》借题发挥。从文学的角度而言,《阿房宫赋》的影响可以和左思的《三都赋》一比高下,左思的《三都赋》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杜牧的《阿房宫赋》刚一出世就引得士人争诵。当然左思写《三都赋》,为使文章的每一笔都有着落都有根据,曾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的资料,经过十年,才将这篇凝结着他心血的《三都赋》写成。相比之下,杜牧的《阿房宫赋》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之风,想象与夸张使得这篇文赋有不少失实之处,如将阿房宫的兴建完全归于“秦爱纷奢”,有失偏颇,实是因为秦始皇嫌都城咸阳人多,原来的宫廷狭小,所以决定大造宫室;阿房宫直到秦亡尚未完成全部工程,怎会“覆压三百余里”;阿房宫的修建是在秦始皇离世的前二年(秦始皇在位37年),所以宫人们“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是不可能的。

杜牧不是一个政治眼光见长的作家,其对军事倒颇有研究,曾注《孙子》十三篇,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就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议论项羽不该自杀,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保存实力,来日再战,最终获胜可期。而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则从政治的角度来评判项羽已尽失人心,其兵败不可挽回,哪怕项羽再具人格魅力也不能聚死士卷土重来。虽然两人所持的结论各有道理,但以政治识见而言,高下立判,因为项羽失败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他代表的是领主的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至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不可避免。当然也正是由于杜牧的政治敏感性不是很强,并未参与朋党之争,故而其结局相比卷入朋党之争漩涡的李商隐要好得多。

《阿房宫赋》虽然讽刺了唐代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并以秦朝灭亡的史实告诫统治者注意前车之鉴,但从深层次来说,杜牧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唐穆宗和唐敬宗当然是两个奢侈荒淫的皇帝,如此无道,只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掌控在宦官的手里,舍生活中的享受别无他求。当时唐朝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于宦官专权以及朋党之争,导致政局动荡。由于杜牧此时尚未踏入宦途(杜牧是唐文宗大和二年即公元828年的进士,此时离《阿房宫赋》的写作已有三年),不谙朝廷政治的波诡云谲,仅以文学家的眼光看待问题,认识浮于表面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贾谊的评价,司马迁认为贾谊的才干足以担任公卿,何况文帝也有这一打算,只是由于当朝大臣的阻挠,文帝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并逐渐疏远贾谊,使他卒于藩国太傅之任;班固则认为,贾谊虽不至公卿,但他的谋略建议大体上都能得到施行,从这一点来看,他“未为不遇”。对于贾谊的“遇”与“不遇”尽管有分歧,但争论的双方都一致肯定贾谊是政治人才。

对于杜牧的评价,则大多从文学的角度认可他的历史地位。杜牧继承了唐代文学中的优良传统,主张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他的诗文实践了这一理论,后人因此把他称为“小杜”,以别于杜甫,又与同时代的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从这些评价也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见识非杜牧可以比拟。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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