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甘为孺子牛”——关于鲁迅和儿童文学

张大鸣

谈及鲁迅，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小说和杂文。其实，要全面地了解鲁迅，离不开鲁迅和儿童、鲁迅和儿童文学这个话题。鲁迅的一生中，虽然没有专门为儿童写过作品，但他十分重视研究儿童，研究和儿童有关的言论、读物、作品等。他对儿童问题发表过大量的议论，他对于儿童文学的许多精辟观点，也立足于儿童，从儿童出发。

自古以来，儿童并不被看作独立的人，只是被看作社会的附庸。直至18世纪发生了欧洲启蒙运动，出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哲理小说《爱弥儿》，人们的观念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儿童才逐渐被引起重视。在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对儿童更是轻视。20世纪初，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开始纷纷著文，探究儿童和儿童的地位问题。鲁迅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一封给许寿裳的信中曾说：“中国似向未尝想到小儿也。”

对于儿童的轻视，必然带来教育的种种问题。在《随感录二十五》中，鲁迅提出了儿童是“人的萌芽”的说法，并且推断，从儿童身上，可以预料将来的情形。他说：“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痛感当时社会对于儿童的轻视、漠然和摧残，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高声呐喊。

儿童是“将来的人的萌芽”，是将来的希望，基于这样的思想，鲁迅先后在一些杂文、论说、书信、日记中，阐述了他的儿童教育的观点。他说：世上做父亲的男人有两种，一种是只会生，不会教；另一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使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中，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他明确指出，儿童是独立的个体，不是“缩小的成人”，作为成人，要用心去理解孩子，不能做有害于孩子发展的事情。

鲁迅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并提出成人对待儿童的三条原则，即：理解、指导、解放。他说：“开宗第一，便是理解。”要了解儿童的世界，研究儿童的事业，创办儿童的设施，并且以“儿童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这种儿童观的建立，与他早期所从事的译介工作不无关系。早在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先后译介了日本上野阳一所著的三篇专论：《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此外，还译介了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的《儿童学纲要》中的一部分：《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这些作品中对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一些独到见解，对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但现实却令人太过失望，在《上海的儿童》中，鲁迅沉痛地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惧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对当时一些儿童读物的状况，鲁迅也很是不满，他归纳了以下几点：

一是内容陈旧的儿童读物泛滥。鲁迅说：“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是‘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儿童读物中的这些陈腐的内容，鲁迅认为，对孩子是决没有什么好处的。

二是儿童读物中充斥着诓骗孩子的昏话。其中有教孩子上阵杀敌的，有教孩子做文官武将的，有对儿童讲“武训精神”的……为此，鲁迅气愤地说：“现在很有些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哪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

三是反动统治者对于儿童读物的横加干预。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鲁迅抨击说：“对于童话，近来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称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

面对如此混乱一片的儿童读物界，鲁迅认为必须要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一方面要介绍和引进优秀的外国作品，另一方面要为孩子们创造新作品。他在《〈表〉译者的话》中转引日本稹本楠郎的话说：“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为此，鲁迅热情地支持周作人、叶圣陶、张天翼等人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周作人早期所作的《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都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的。周作人在绍兴做教师时，做收集和研究儿歌的工作，当时鲁迅在北京，他特地搜集了各地儿歌抄寄给周作人，并作了详细注解。他高度评价叶圣陶（即叶绍钧）的《稻草人》，说：“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鲁迅甚至还无私地帮助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一名普通职工，他翻译了匈牙利童话诗《勇敢的约翰》，将译稿呈送给鲁迅。鲁迅“见译文的认真而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就想方设法替他张罗出版。他不仅亲自为译稿作了校订，写了校后记，还为它垫付印刷费、稿费。

对于儿童读物的写作和出版，鲁迅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建议，说给儿童看的读物做起来必须十分慎重，“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他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他还特别指出，儿童的书，插图必不可少。“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还说：“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有插图，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插图有趣而且有益，所以，鲁迅在其为孩子翻译的《表》和《小彼得》中，附了不少插画。

不仅对于书籍的插画，对“不登大雅之堂”的连环画，鲁迅也为之“辩护”。他说：“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他还列举事实，说明绘画史上的名人作品和一些伟大壁画，“明明是连环图画”；因此说：“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对于通俗科学读物，鲁迅热情呼吁科学家为孩子写作，要写得浅显有趣，要像“法布耳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从鲁迅的日记和藏书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收集各种类型的优秀儿童读物，其中有《寄小读者》《给年少者》《昆虫记》《世界宝玉童话丛书》《日本童话集》《苏联童话集》《格林童话》《海的童话》《格利佛游记》等。

鲁迅一生的文学成就虽然并不在于儿童文学，但在他的不少作品中，或记下了儿童生活，或描绘了儿童形象，其中的《故乡》和《社戏》，甚至可视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杰作。这些作品对孩童生活充满眷恋之情，如《故乡》中少年闰土和“我”、水生和宏儿的情谊；《社戏》中少年们在八叔的航船上的欢乐；百草园中那充满生机、光怪陆离的意境；《风筝》中“小兄弟”的向往……鲁迅曾说：“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接近。”这种“接近”，使作者有机会亲自体察农村孩子的淳朴和善良。这在《故乡》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而对于现实生活中成年人对于孩童所做的“精神虐杀”，鲁迅则表现得深恶痛绝。如《怀旧》中的秃先生，《五猖会》中的父亲，三味书屋中的先生，《风筝》中的“我”等，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风筝》中的“我”，折断了小兄弟费尽心思做的风筝，扬长而去。等到了中年，“我”“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日本友人曾说，鲁迅“很喜欢月亮和孩子，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这两者经常出现”。对于孩子，鲁迅是充满了希望的，他从孩子那儿得到的，是“因希望而战斗”。《过客》中，小女孩“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因为在女孩看来，坟地上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又好看，又好玩。这给绝望中的过客产生希望，也给作者本人带来了希望。

对于孩子，鲁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他在日记和给亲友的信中，经常谈到孩子。他还经常向贫儿院和学校捐款、赠书、赠画，参加小学校的集会。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回忆说，鲁迅对于孩子，常爱借题发挥，有次他将自己孩子的照片寄给鲁迅，鲁迅复信中说：“我觉得令郎比他令尊更加神气，这样说似乎不大妥当，但照片是事实胜于雄辩。总之，证明人类在进步，对世界也应乐观。”鲁迅的话使增田涉“张口结舌百思不解”。他说：“我无法理解。我不懂这种在人类的脸上发现的生物进化论式的说明，所以只好这样想：他对孩子简直是无条件的喜欢，而且试图相信孩子一定会比老子强，相信人类一定要进步。”

儿子海婴的诞生，给了鲁迅全新的体验，他对儿子从喂养、治病到生活环境，都悉心研究。在致母亲的信中，他详尽地叙述了养育孩子的经过；在致章廷谦的信中，他甚至连如何用“牛乳加米汤”喂养婴儿，都说得十分具体。在鲁迅看来，“己生须己养”是天经地义的事，对孩子的教育，更须费心。作为父亲，鲁迅除了尽养育孩子的义务，还忠实地遵循理解、指导、解放这三个原则，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平等对待。他和夫人许广平常常带儿子去看儿童电影，逛公园，参加社交活动。孩子过多地和大人在一起，他便把他送到幼稚园去。孩子爱听故事，他便每晚给他讲解画册，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有时虽然也打孩子，但是不痛。他对于孩子平时的一言一行，如拆散玩具、模仿士兵、积蓄了两角钱便想到要上非洲去等细节，都仔细观察，并加以研究。

特别可贵的是，鲁迅作为文学大师，还常常从孩子身上吸取教益。他在《人生识字胡涂始》中说：“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在鲁迅看来，孩子身上有许多宝贵的东西，认真研究，对于成人，对于搞儿童文学的人，大有益处。

除了亲自动手写作、翻译和评论儿童文学外，鲁迅还切实地做了编辑和组织工作。一些由他主编或支持的刊物和丛书，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儿童文学创作和译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还专为孩子翻译了不少优秀的外国童话。归纳起来，大约有三类：一类是给孩子的童话，如《表》《小彼得》等；一类是给成人的童话，如果戈理童话、《俄罗斯童话》等；第三类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童话，如《小约翰》《爱罗先珂童话集》等。给孩子看的译作，鲁迅十分注重用字的难易，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花费了不少精力。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提到译《表》的事，说：“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的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表》在《译文》发表后，他发现误译之处，马上发信要求编辑部订正，严肃地对待译作的一言一语，一字一句。此外，鲁迅还翻译过凡尔纳的科学文艺作品，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他晚年复信给颜黎民（一位中学生）时，鼓励他多看通俗科学书。可见，他始终是把通俗科学读物看作是儿童读物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去世前一个月，写了杂文《死》，表示在临死时对于他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但对于孩子，却完全不同。“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这句至理名言，最初便是为孩子而题。他在致萧军信中说：孩子是“可爱的，但我怕他们，因为不能和他们为敌人”。鲁迅用言行表明了，他是孩子们的大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