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朝闻先生谈评弹

沈鸿鑫

王朝闻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求学时就心仪王朝闻先生，特别喜欢读他写的艺术随笔。我记得读过他的《一以当十》《不全之全》《透与隔》《虚中见实》《面向生活》《喜闻乐见》《细节，具体描写》等文章，他往往以美学理论来解读具体作品，讨论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等问题，内容涉及到以少胜多的典型化问题，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如何适应群众的审美经验和习惯的问题，以及全与不全，透与隔等辩证关系等。这些随笔没有大块论文的架势，而是娓娓道来，读起来很有兴味。应该说王朝闻先生的美学随笔对我后来的文艺评论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朝闻先生是一位艺术视野非常广阔的理论家。他与苏州评弹也十分投缘，他是四川人，欣赏苏州评弹是有相当困难的。但他一接触这个曲种，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他特地买了评弹的唱片，开始听起来很感吃力，他自己说，“后来听出味道来，欲罢不能，简直被它‘坑住了”。因此1961年4月，当上海评弹团赴北京演出时，他已成了一名热心的听客。同年，他专门撰写了3万余字的长文《听书漫笔》，先后发表于《曲艺》杂志和《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用漫笔的形式谈论了评弹的诸多艺术问题，如评弹的文学因素和说唱的关系，评弹的说表和噱头，评弹的说唱技巧，评弹的“做”，评弹中的醒木和扇子等。他着重分析了评弹作为说唱艺术的特征和优长，以及艺术创造如何调动听众的生活经验等美学问题，可称精辟警策，鞭辟入里。他那敏锐的艺术感受和细致的艺术分析令人折服。

1982年3月，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在苏州举行，上海市代表队的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弹词开篇《望金门》等节目参演。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市文化局主办的《舞台与观众》报任编辑，我和记者桂秋虹、周根宝等专程去苏州采访。当我们听说王朝闻先生也来苏州时，赶忙联系了他，经他同意后，去他下榻的姑苏饭店进行了专访。

王朝闻先生首先谈了对这次会演的观感，他兴奋地说：“这次会演曲种丰富，新人辈出，就我看到的一些节目来说，大多内容健康，形式活泼，给人美的享受和一定的教益。而通过会演，不仅可以使各地的同行相互交流学习，而且可以围绕一些美学问题进行讨论。”谈到美学问题，他说：“曲艺这一艺术部门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曲艺与戏剧、音乐这些姐妹艺术的联系和差别？曲艺应当怎样提高艺术水平，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这些都值得我们来探讨。”

接着他具体地谈评弹，他说：“评弹作为说唱艺术，它的语言特征是描写性、解释性的，是不受舞台条件限制的，对生活的反映是虚中见实，一以当十，即以少胜多的。我不赞成评弹向戏剧看齐的做法。”他顺便问道：“听说‘文革时期评弹搞成了评戏、评歌，是这样吗？”我告诉他，那时有一个写军宣队“支左”的评弹节目，演员角色化，他戴了一顶军帽，演解放军时，就戴上军帽，演别的角色时，连忙把军帽摘下来，因此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搞得手忙脚乱，非常可笑。我还告诉他，那时评弹唱腔都要重新作曲，并由小乐队伴奏，而说书的演员只记住了唱腔，记不住伴奏的曲调，因此他们手里的琵琶，成了四大金刚的琵琶——不能弹的了。王老听了也笑了起来。他说：“这次会演有的节目，一个演员模仿几个角色对话时，不只在语音语调上戏剧化了，而且站的位置也要换来换去，演员受累，听众也受累。有的节目连伴奏的乐队共十一人登场，有的节目并列八只琵琶，有三只月琴只当道具用的，伴奏太多反而分散了听众的注意力。”他风趣地说：“我们不要把手榴弹变成机关枪，也不要使其它光怪陆离的东西妨碍了观众听觉上的艺术感受”。

在此一年之前，陈云同志曾提出评弹要“出人，出书，走正路”，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转到这个话题。王朝闻先生说：“我理解，‘走正路，既包括思想内容的问题，也包括艺术形式的问题。曲艺、评弹要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即使传统的段子，也要力求对当前人民的精神生活起建设性的作用，有助于群众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崇高的道德情操。在曲艺、评弹作品中娱乐性与教育作用应该是统一的。这次演出的作品中，有的内容是很严肃的，但批评的方式却逗人发笑。以说、噱、弹、唱著称的评弹，当然要设计‘关子，要有噱头，但必须考虑噱头落在谁的身上，演员对艺术的社会效果要有预见性。”

评弹如何更好地为听众服务呢？王老特别指出：“要努力提高评弹的艺术质量，充分发挥听觉艺术的长处，在刻画人物方面下功夫。”他说：“我二十多年前听刘天韵、苏似荫《求雨》的唱片，刘天韵在描摹钱志节上街闲步的身段时说：‘走起路来摇嘞摇，摇嘞摇。他用近于第一人称‘道白式的语调来叙述，巧妙地以‘白的语调替代‘表的语调，生动刻画出了钱半仙那种自得其乐的状态和心情。而通过作用于我们的听觉，又唤起我们的想象，仿佛看见了视觉形象，这就充分体现出说唱艺术的优越性。”他还十分赞赏刘天韵刻画钱志节上台求雨时“以笑代哭”“笑中带哭”的杰出表演。王老又说，去年我在无锡听评弹《武大郎娶亲》，潘金莲盖了红盖头走进洞房，艺人说一路走去，潘金莲的脚底板觉得地上很不平整，于是想到这家人家家道不好。这里艺人抓住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了潘金莲的聪明和心理活动，预示了以后与武大郎关系的变化。

王老又说，当然，评弹的唱也很重要。他说到徐丽仙的《新木兰辞》，“我觉得她并不故意显得要感动别人，而首先感动了自己的那种聚精会神地和角色交流似的味道，给观众与演员、观众与角色的交流构成了桥梁式的条件，观众也仿佛被带进了花木兰从征的回忆这一规定情景之中”。他又说：“听说《杨乃武》‘廊会进室里小白菜一句唱‘几番欲把寿哥叫，是邢晏芝重新设计的，她吸取了俞调那三回九转的唱腔，特别是‘几番二字绕着唱，跌宕盘旋，似断又续，既好听，又更能具体地表现出此刻小白菜的矛盾心理。”

王老认为，作为曲艺的评弹，特别要重视演员与听众的交流。他说：“艺术的欣赏，不仅在于接受，还在于发现。评弹不仅有娱乐性，而且可能调动听众的想象和思索，成功的艺术家善于让听众与演员一同创造形象，一同评价生活。评弹中有‘评的成分，就是演员对书中的人物、事件可以议论、评价，这既是叙述体艺术的特征，也更有利于引起听众与演员的交流。所以评弹艺术家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接触听众，熟悉听众，还要学习人民群众勤劳、朴素的品质，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我们采访后，随即写成《走正路――记王朝闻同志一席谈》的专访在报上发表。此后我读到王老写的长文《台下寻书》，其中就包含了他那次与我们谈话的部分内容。后来，我们曾通过信，主要是我向他请教有关美学的问题。

被称为“江南明珠”的评弹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保存、传承、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今天重温王朝闻先生的这些意见，该是很有启迪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