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的代价

彭小莲

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时，法国观众的尖叫并没有更多的寓意。可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百多年以后，银幕的视觉效果取代了太多的东西，最残忍的是，阅读不再是人们向往的最高境界，文学意义被摄影机的效果挤压到犄角旮旯。黑暗中的光亮，代表了人们去消磨时间和生命的地方，太多的观众在那里寻找乐趣。但是他们不一定清楚自己会被“娱乐”裹胁、绑架，银幕上运动的画面，带来的“现实”感觉，让你有一种身历其境的参与。梦，就此开始了。而这梦，是清晰的，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混成一片，于是你会被打动，去接受。接着，那些有追求的艺术家，开始拍摄艺术电影，或是在电影中，渗透文学性，总之他们不愿意让电影变成浅薄的表达。但是，电影作为一个娱乐的形式，是无法否定的，它带来一群又一群的年轻影迷，最终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明星的痴迷粉丝。

这就是摄影机和胶片，给人类的生活内容带来的新形式。

电影，在这一时刻甚至是身份的象征，很难想象一般人家会拥有摄影机，拍电影是一次昂贵的付出，所以进入电影圈的人，都需要具备很多能力和技术的支持。这些支持，就意味着付出代价的掌握。每一次的拍摄，不仅需要曝光准确，焦点准确，摄影机更不能出现故障；这还不算，冲洗又要经过一道程序，冲洗以后，底片不能划道，不能染上灰尘，当底片成为负片印成正片时，样片才能出现在银幕上。每每当我们看见正片出来的时候，都会自觉地戴上白手套，这似乎是一种仪式，在胶片面前都会有一份自觉的虔诚，因为每一道程序，都倾入了艰苦的劳动和付出，最后构成一个神奇的活动的视觉世界。

这就是工业时代的艺术！

现在，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个工业艺术正在欺负书面文字的局限；它毫无顾忌地在替代书面文字的价值，它不再具备书面文字的抽象表述，不再赋予观众思想和哲学。它是物质的，直观的，很多时候，它局限在事物的表象中。老人在电视机前，一边打盹一边观看，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睁着眼睛，并不明白屏幕上在展现什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消磨生命的方法。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一个高度文明的文化，是不能仅仅靠视觉艺术记录下来的，即使埃及的壁画和雕塑，在公元前已经如此辉煌，可是当古埃及的文字消亡时，它的文明也随之而去。

可我又确实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因为母亲的职业（苏联电影的俄语翻译），让我热爱上了电影。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放映间里看见叔叔阿姨在摇片机前清理样片，把放映机的镜头对准焦点，最后才能把片子挂上去。配音室里，无声的片子，几个接在一起的镜头，巡回放映着。我坐在黑暗中不能发声，但是配音演员却对着话筒说个不停，反反复复地说，停下来的时候，是导演在那里指出他们的问题，直到把口型对准，录音师将台词记录在声带上。就这样，我接触电影，了解电影，它像一棵树那样，在我身上种植、成长。

没有想到的是21世纪，短短十几年时间，胶片的世界，就被柯达公司自己发明的世界第一款数字相机打垮了，那伟岸的胶片帝国，刹那间轰然倒下，倒得如此惨烈，连感叹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们。手机摄影随之而来，它不仅可以打电话，可以拍照，甚至可以拍摄活动影像。一个月前的微信上，看见北影厂的洗印车间被拆除的消息。高科技替代了工业革命，全新的视觉市场诞生了，电影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胶片退出历史舞台，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门槛消失了，当年的仪式已经不复存在。拿着说明书，就可以扛起机器拍戏的年代到来了。拍坏了，就像用橡皮一样，擦去硬盘里的数据，重新开始。已经没有材料消耗上的代价——重拍。原以为成本的降低，可以让质量大幅度提高，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成本的降低，同时降低了创作者的慎重态度，于是更多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行业，投资方对待影片的态度转向只看明星的出场，摄制组的团队成员被太多的民工替代。影片中人物的塑造、故事结构和叙述的角度，同样被明星的价值所取代。这构成了“娱乐”的前提，电影的初衷模糊了，电影语言本身的语境消失了，票房成了电影的标杆，也成为粗制滥造的影片的避难所。

娱乐本身没有过错，明星就是为娱乐设立的，关键明星不是娱乐的全部。即使娱乐，它的内涵里面，还是需要其他素质的具备——它的品位和精良的制作。好看的娱乐片，也会成为经典，即使像“芝加哥”那样绚丽的歌舞片，依然可以让人眼花缭乱到难以忘怀。可是，我们拍不了那样的片子，我们没有那样华丽的文化背景，等到我们的片子在“华丽”中喧嚣时，会变得惨不忍睹。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是几代人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岁月里长大，对商业的、娱乐的、物质的鉴赏，依然缺乏体验、认识和把握。

特别是拍摄老上海电影时，十里洋场，我们只在照片上看见。现在电影里的老上海，你会看见主角穿得华丽，群众演员即使是西装革履，可是他们的气质，依然只能是“群众演员”。很多人一眼望去，就是拍摄基地周边的农民，这里没有十里洋场的氛围，衣服也解决不了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精神气质。不要说我吹毛求疵，不要说观众只需要看情节，没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对，观众可以不注意，但是拍电影的人不能不注意，什么才能构成有品位的“娱乐”电影？语境，就是这样被彻底摧毁的，服装、道具都由业余的人员在操作。

你可以对这些粗制滥造愤怒，但是市场有空间，票房在为它说话。尼奥·波兹曼还是不能容忍这些，他说：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的讲话，没有给我更深刻的思考，因为我看见的现实，连“娱乐”都谈不上，投资方直奔被娱乐的观众口袋而来，他们大言不惭地谈论着票房，根本不谈电影；到《叶问3》的时候，竟然把手直接伸进观众的口袋里拿钱，做假票房，报虚帐，甚至投资方自己买票房，为把市场做“漂亮”，因为电影投资、电影票房是和理财产品联系在一起了。这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最后是电视新闻里报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夜幽灵场。我不能不想到，“娱乐”绑架的不仅是观众的精神，同时在偷窃着他们的钱财。这就是，娱乐让我们变得愚蠢以后，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唯一，还能打动我的是，在报上看见郑大圣导演，带着摄制组住在村里，体验着真实的生活，拍摄着低成本电影，他依然在为自己的“电影”付出理想，他不屈不挠。就像我看到那些好电影一样，他们在娱乐之外，给予我更多的思考和精神层面的营养，虽然它们并不哲学，但是它们赋予我书本文字以外的意义！它们生动、直接，直抵我情感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