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何时开始下跪的?

2016-05-14 09:09吴钩
视野 2016年6期
关键词:韩熙载士大夫礼仪

吴钩

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有一幅五代时周文矩所绘的《合乐图》。一些学者相信,此图正是失传的周文矩版本《韩熙载夜宴图》的一部分。

在《合乐图》中,请注意一个细节:图中的乐伎都是盘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乐,包括擂鼓的那名乐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势。而欣赏演出的韩家宾客、家眷,则多站立,只有韩熙载本人盘坐于床榻,另一名女宾坐在矮凳上。

而到了宋人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看到,五名乐伎都坐在圆墩上吹奏箫笛,一位打牙板的男宾客也是垂足坐于圆墩,韩熙载则在一张靠背椅上盘膝而坐——这个坐姿有些奇怪,也许作为一名老式贵族,他还不习惯垂足而坐。

五代人周文矩的画面,应该比南宋画更加符合韩家夜宴的实际情形,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而南宋人绘画时,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两幅图像的不同细节,显示出一个信息:宋代以前,即使在贵族家庭,靠背椅等高型坐具还比较少见,人们一般都是盘膝坐在宽大的床榻上,或者席地而坐。

入宋之后,高脚的椅子才在民间普及开来。自此,高足高座的家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家具,中国人从席地而坐的时代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

跪拜礼的变迁

高型坐具的普及,触发了改变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连锁反应,传统的社交礼仪也被改写。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人们在社交场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双膝弯屈接地,臀部贴坐于足跟,标准姿势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与韩国还保留着跽坐的习惯。

此时,中国社会通行跪拜礼,因为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臣拜君,君也拜臣。许多朋友都应该读过《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

经秦火战乱之后,古礼全失,汉初叔孙通重订礼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实际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内涵,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所以刘邦在体验了一把繁文缛节之后,不由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请想象一下,你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礼,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时,楼钥出使金国,发现被金人统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时兼用跪礼与揖礼,“或跪或喏”。楼钥说:“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喏”即揖礼,可见依宋人礼仪,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礼的。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我们从多幅宋画中也可以找到揖逊、叉手之礼,如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女孝经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有一个场景:皇后与皇帝、大臣见面,大臣行叉手礼。

宋代的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据两则元朝史料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

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为了避免因为下跪太久而导致膝盖受伤,聪明的清臣发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见,跪久则膝痛,膝间必以厚棉裹之。”。练习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课:“光绪某年,李文忠公鸿章以孝钦后万寿在迩,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习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顺,则官运亨通。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向他讨教为官的秘诀,曹振镛告诉他:“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

从表达礼敬到自示卑贱

晚清的康有为曾写了一篇《拟免跪拜诏》,对跪拜礼的流变作了一个扼要的回顾:“(先秦时)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到了康氏身处的那个时代,跪拜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康氏的朋友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所以说,跪拜礼的变迁,绝不仅仅是礼仪流变,背后其实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一位清代人已意识到:“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清人跪得那么殷勤、欢快,无非是士风的退化。如果我们去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便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员争长短,也不给领导好面色看。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跪拜礼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自示卑贱的内涵,康有为才想替光绪皇帝《拟免跪拜诏》。不过事实上要等到清廷被推翻,跪拜礼才正式宣告终结。今天有一些志在复兴国学的朋友,在收徒等场合恢复了跪拜礼仪式。对此,我的评价是,多此一举,徒增误会。 (茜子摘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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