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无敌，哪用军费？

欧阳莹之

不顾真实，漠视验证；不讲道理，自相矛盾。这种心态是信徒诠释经书的特征，不论诠释的是《圣经》、《可兰经》，还是《论语》、《语录》

自从孟子不耻谈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以后，王霸之辨与更普遍的义利之辨，成为儒家道统的一大教条。从孟子到宋明道学，皆强调“义利分明，绝不两立”，持仁义而鞭挞功利。

汉宣帝坚持“霸王道杂之”，显然他不同意儒家道统，而同意法家，认为仁义与富强并无本质上的冲突，功利和法律平等也是可贵的道德价值。汉朝论政，儒法两种立场时常冲突。

董仲舒跟随孟子贬五霸、反功利，鼓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与武帝的进取国策格格不入。武帝保卫国家、反击匈奴，又兴礼乐、搞封禅，不够开支，需要增加收入。一反轻商的传统，他任桑弘羊等商人为高官。他们有商业财务知识，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效率。统一的货币稳定金融、便利通商。平准法稳定价格，抑制投机。均输法调协地方进贡和中央需要，精简政府采购物资的程序，减低运输费用。盐、铁、酒收为国营，本来的盐铁行家受任为盐铁官。短暂的商业财产税叫大商家也负担些国家需要。这些创建勉强应付了武帝击匈奴40年的庞大军费，使大众人民不必加税。

从现代经济学上看，桑弘羊等策划的措施颇有道理，所以有西方学者叫他们的政策为“现代式”。可是在汉时，桑弘羊等却被讥为“兴利之臣”。现代人可能误会，不知汉儒的“兴利”是贬词：小人喻于利。董仲舒以前，君子们已经指斥政府“与民争利”了。

桑弘羊等努力改良行政组织，减少浪费，使政府更有能力动员物资，调整社会，应付外患，如《汉书》记载，“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在现代不拘于儒家教条的人眼中，他们可当“兴利之臣”之誉无愧。

（公元）前81年昭帝下令召开会议，问民间疾苦，讨论罢免官营盐、铁、酒。在丞相主持下，桑弘羊等兴利大夫面对60多个“贤良文学”，即那年全国各地察举的精英。元帝时儒臣桓宽编纂会议记录、推衍论难，著数万言，是为《盐铁论》。除了财务外，会议谈到政治、军事、社会等广泛问题。不过从总的看，这些是枝节。桓宽和班固都同意《盐铁论》的大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或上仁义，或务权利。”会上文学首先发言：“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与民争利”的大帽子，在盐铁会上被桑弘羊顶回去了。可是元帝开始，它的杀伤力大增，常平仓便是一个牺牲品。

宣帝不顾儒臣反对，听取有财务知识的耿寿昌提议：丰收谷贱时，政府以高于市价买入，以利农民。谷物存在当地的常平仓，涝旱谷贵时，政府把仓中储粮以低于市价卖出，以利市民。常平仓缓和谷价上落，以及减轻政府救灾运粮的费用，大见成功，后世多沿用。

可惜在汉朝，它只行了11年，因为元帝听从儒臣：“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

有评者说他们虚伪，用“民”作幌子图私利；也有指责书生少用大脑、不负责任，空抛“明道救世”的口号自我陶醉，不理口号的矛盾百出，更不考虑实践口号的后果。

盐铁官营原来是为了支付国防军费而设，因此盐铁会议不免讨论外政。从汉朝立国开始，匈奴的侵扰就一直是个大问题。历代君臣商量对策，多采取务实态度；不论主张和亲或反击，都考虑到胜负、费用、边民安危、中土繁荣。大家都说兵者，凶器也，但都知道边防军事绝不可少。

盐铁会上的贤良文学采取儒家作风，祭起“仁者无敌”四字真言，挡开一切诘难：“舜执干戚而有苗服。”“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春秋》‘仁者无敌。”“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这不是会议上的数十儒生特别迂阔。匈奴才投降，撤除边防的呼声即四起，逼得元帝下诏：“勿议罢边塞事。”到了东汉，兴文德、废武功的风气盛行，以致盗贼乘无备而横行，一如汉末应劭形容：“官无警备，实启寇心。”

贤良文学不肯看匈奴在和亲条约下入侵的事实，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惯于用主观的大口号以偏概全、掩尽不如意的客观事实。

仁者无敌，哪用军费？尧舜立而天下治，哪用法律？文气洋洒，使听者胸口一热，忘了问：真的吗？可能吗？有什么验证显示完美的理想有可能在当今世界实现，遑论不费力就可以实现？儒者游说诸侯道：听我们的话即可以平治天下。韩非把它比作儿戏，比作巫祝骗子说有法术能使人活千秋万岁，因为它毫无验证。

不顾真实，漠视验证；不讲道理，自相矛盾。这种心态是信徒诠释经书的特征，不论诠释的是《圣经》、《可兰经》，还是《论语》、《语录》。对信徒来说，经书是宇宙间绝对不二的圭臬。凡是真的、善的、有启发性的，都在里面。凡是假的、恶的、无价值的，都已筛除。一切问题，引经据典解答。经书既然全善，持疑问异见的人，当然是邪恶，必须诛心清算。

经书一般内容驳杂。断章取义，忽略不合己意的经文，几乎可以支持任何政见。所以诠经者常分家别派，互相倾轧，不过各派都以为自己奉绝对真理，绝对善良。社会科学家指出，“绝对道德家的关键特色是不顾后果……假如他们好意的行动引致不良的后果，他们从不自省，只断定错不在自己而在外界，是别人的愚蠢邪恶或是上帝的意旨而引致灾祸”。“他们完全缺乏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意念。”

诠经心态崇教条、抑理智，所以必要时能换一套口号，适用于新经书。2000年儒学独专培养成的诠经心态根深蒂固，就像一条缠脚布，使中国思想寸步难行。

诠经心态砥砺灌输教条，妨碍理性思考。不论君主政体或民主政体，都必须靠斟酌商榷来决定措施，有所行动。政策争论涉及各个群体的要求，谈判取舍，繁难无比。成功的协商靠大家通情达理：尊重现实，知道资源能力有限，完美不可冀，够好就可以，彼此让步，以达协议。

理性折衷却是诠经心态所不容的，因为经文的教条全善，让步等于向邪恶低头，绝对不可。思想两极化，以至道德斗争狂热，淹没理智。盐铁会上贤良文学的态度就近乎这样；他们不齿任何不达圣人水平的合理可行改良，一意推翻整个现实政治社会，来个大跃进，全盘圣化。《盐铁论》很多卷以桑弘羊摇头无语结束。我想桑弘羊不是如桓宽暗示般认输，而是叹贤良文学偏执，无可理喻。

当时政策无疑缺憾重重，大可改进。召开朝野大会讨论政治社会问题是个有前途的尝试，可惜成果甚少。几十个口若悬河的贤良文学即时获取大夫之位，但日后全部政绩无闻。他们之辈从察举途径涌进政府。

盐铁会成绝响。此后的石渠和白虎通朝野大会，可怜天子亲降临，不问苍生问经文。

（本文节选自《龙与鹰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