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

2016-05-28 11:33吴鼎铭
新闻前哨 2016年5期
关键词:收音机刘少奇收费

吴鼎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约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各部门的发展情况与未来规划。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展规划的汇报,对局党组做出了指示,全面阐述了关于他对中国广播事业发展10个问题的意见。刘少奇的指示全文约6000字,以《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为题收录于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370-376页。

《指示》涉及的10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农村有线广播、关于对外广播、关于电视、关于降低收音机价格、关于收听费、关于加强领导、关于和邮电部的关系、关于干部和记者、关于机构问题、关于广播和人民日常生活联系。1956年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年,刘少奇关于中国广播事业的论述,体现了他关于广播业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服务人民的正确思路。

建国初期,广播电台是唯一在信息接受方面不受文化教育限制的媒介形态,承担了向广大没有文化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进行知识普及、政策下达、服务生活的任务,因此,如何通过广播媒体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培养群众收听广播的习惯,是广播事业发展初期的工作重点。刘少奇在《指示》强调:

第一,发展农村有线广播,但同时提醒不能因此加重群众的负担。他的具体建议包括:有线广播的电线杆“不要倒”就行,不用刻意追求“高大”;“购买扩大机,可以由省、县出钱”;“工厂出产的喇叭,也不要算利润,只够成本就行了”。刘少奇在《指示》的第四部分提出“降低收音机价格”,“喇叭、扩大机的价格也要降低。这些价格降低了,更多的人买得起,广播的影响才能扩大。”

第二,在收听费方面,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梅益回忆道:“195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为仿效苏联和一部分西方国家的作法,曾给周总理写报告,要在全中国征收收听费(即持有收音和喇叭的每年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税金)。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认为这是增加国家税收的一项重要措施。”(梅益:《少奇同志和广播事业》,《现代传播》,1980年第1期)这一建议曾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因为当时广播还没有普及,群众的收入仍比较低。195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再次提出这一提议,对此,刘少奇也表示反对。在《指示》第五部分,即“关于收听费”中他指出:“收费的问题影响许多人,要很慎重,不能操之过急。就是要收,也要调查研究,先把有些有了习惯的城市作试点,试办一下看看。新安的喇叭和新买的收音机,至少要三年不收费,这样便于普及。过去乡下开荒,头三年不收税,抗战前坐长江新轮船,不但不收船费,还得到一条毛巾,推广时期要花广告费,他们做大生意的人都懂得这一点,你们就没有好好想一想……人家还未安,你们先说要收费,我看这会妨碍发展。将来要收费,也应该有收的,有暂时不收的。群众听广播,要拿钱买收音机,还要付电费,坏了还要出钱修理,你们还要他们交费,这样有些人就不会听。我们这里食堂有个收音机,如果你们要收费,说不定食堂就会取消这只收音机。要注意不要把你们现在这点家底搞小了。”刘少奇十分理解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在资金运作方面的紧张,对此,他鼓励广播可以适当播放广告:“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过去北京有一些电台播广告,你们取消他,是不是怕搞广告?报纸也是要登广告的。我看有些城市电台可以播广告。”

第三,关于广播内容方面,刘少奇提出:“广播跟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需要要有密切的联系。”这体现在广播内容应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北京最近有许多人很关心时装的问题,你们就应该抓住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报上不必多讲,你们要多讲……有些生活琐事,人民需要知道,比如天气冷了,要提醒大家;发生了大脑炎,猩红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就请卫生部门的同志来广播,这很重要。逢到这些问题,你们应该多广播,表示你们关心人民。你们一切都替他们想到。跟人民密切联系,就要关心人民生活上的事情……我平时听广播不多,几次病了,都听,老是政治大题目,听了没有什么味道。广播要跟人民建立联系,政治上当然也要跟人民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的,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第四,在对外广播方面,刘少奇指示不仅要把亚洲和对华侨当作重点,也将把美洲列为对象,不仅要对“朋友”进行广播,也要对“敌人”进行宣传,比如美国“也要照顾,他对我们广播,‘来而不往非礼也。”刘少奇强调对外广播一定要注意对象的文化,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对外广播的外语干部,可以请外国人。找外国人,不一定要通过党的关系,可以出高价请好的,不要受工资标准的限制。”“他们懂得对象的民族感情,语言也比我们的好,政治上由我们主持,语言、技术等等以他们为主,这样,搞它二三年就好了。”

除了上述几个重要指示之外,刘少奇还简要阐明了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方面的其他几点建议,比如在电视方面,他提出:“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自己生产,这样便宜,易于推广,又不要外汇。”;在加强领导方面,他提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台、中央党报一律平等看待,一视同仁;在和邮电部的关系方面,他提出把技术部门独立出来有利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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