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人学空场论”评析

刘寒

[摘要]萨特“人学空场”的基本含义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采用抽象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忘记了具体的、实在的人，把人吞没在抽象的观念中。萨特认为，其根源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主张用存在主义方法补充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萨特这一时期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转变，其理论实质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一理论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存在主义方法也存在一定合理性。

[关键词]萨特；人学空场；存在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112-06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他的批判归结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对历史运动的分析中，忘记了具体的、实在的人，把人吞没在抽象的观念中，忽视了个体实践，出现“人学空场”。在这一意义上，萨特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来填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我们将他的这一理论称为“人学空场论”。

“人学空场”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很高，并被应用于德育等其他学科。但这种运用基本上已失去萨特“人学空场”的原初含义，只是语汇上的借用。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萨特的“人学空场论”也常常遭受误解，并被粗暴地加以驳斥。由此，这一理论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被广为引用；另一方面，其真实内涵却被遗忘于历史的角落。

一、“人学空场”的内涵及理解

在萨特的文本中，他并未明确提出“人学空场”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对人的排斥”、“完全失去了人的含义”、“具体的人类学的空缺”、“普遍的贫血”等说法。“人学空场”是后人的概括，本文沿用这一说法。

萨特所谓“人学空场”并非一种道德谴责，而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其基本含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采用抽象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忘记了具体的、实在的人，把人吞没在抽象的观念中。对于这一内涵，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学空场”的批判对象：“当代马克思主义”

在萨特那里，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从社会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他称之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马克思主义、波兰马克思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等，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对前者，他基本持肯定态度，宣称要复活马克思主义；对后者，他则持基本否定态度，这是他的主要批判对象。

之所以要区分两种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萨特看来，马克思本人并不忽略存在对人的忽视，马克思在探讨人类实践活动时“研究的中心是具体的人，这种人同时由他的需要、他生存的条件和他劳动的性质，即他反对事物和人的斗争的性质来确定”。然而，在马克思身后，事情发生很大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特征时，越来越忽略人的主体价值，使辩证法脱离了人类实践活动和主客体的统一，成为客体化的理论体系：“辩证思想自马克思以来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客体而不是关心自己。”由此就导致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学空场”。在此意义上，他的“人学空场论”包含两层含义：

1.“人学空场”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

萨特指出：“我们指责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偶然性方面抛弃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规定性，并且不保留属于历史整体化的任何东西，只保留有其普遍性的抽象轮廓，结果使它完全失去了人的含义。”“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不融合西方的某些学科，就会使自己变为一副骨架；……我们所举的例子在这种哲学的中心揭示了一种具体的人类学的空缺位置。”“这种哲学”就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另外，他说：“正是这种对人的排斥，把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中排除出去，才使存在主义思想在认识的历史整体化之外复兴起来。”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指当代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指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出认识和存在的辩证对立时暗含着对理论的存在基础的要求……但是，从社会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导致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巨大的匮乏……这种匮乏……是一种普遍的贫血。”“毫无疑问，这种实践的贫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我们，20世纪的人们，因为认识的不可超越的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我们个人的和集体的实践，因此，在我们的生存中确定了我们的一种贫血。”

2.人学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与上述论断截然相反，萨特认为，人学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恰恰不是空缺的，反而是它的基础。萨特指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出认识和存在的辩证对立时暗含着对理论的存在基础的要求。”这种“理论的存在基础”就是人学。萨特还认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表现为唯一可能同时是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同时，唯有这种人类学可以在人的整体性中来研究人，即从他的条件的物质性出发来研究。”“对生存的理解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作为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就是研究人本身，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对人类的理解是不可分离的。”

总之，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被萨特指责为忽视人、排斥人、存在人学空场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忽视萨特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区分，不加甄别地认定萨特的“人学空场论”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据此对萨特予以强烈谴责，这是不公正的。

（二）“入学空场”中的“人”：“现实的人”“具体的人”

萨特指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深刻研究现实的人，而不应当让他们洗一次硫酸澡而消融掉。”因此，他所谓“人学空场”，是指“现实的人”不在场。而“现实的人”就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个别的人，是处于集体对象的和别的许多个别的人的环境里面的阶级之中的个别的人，就是由于劳动分工和剥削而被异化、物化、神秘化而又用了歪曲的工具手段同异化进行斗争——尽管也慢慢地获得一些进步——的个人”，总之，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

在萨特的前期哲学中，他对人的思考“基于克尔凯郭尔新人本主义关于个人存在的思索”，带有一定的抽象性。例如，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认为，个人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和自由，能够安排自己的命运，但同时也是孤独的个体，并因此陷入存在主义的烦恼。这种孤独的个人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个人是相冲突的。

然而，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对人的理解经过了“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化整合”，开始强调个人的社会性。他不再将个体的人孤立地抽取出来加以研究，对其进行非历史的形而上规定，而总是将个人与他人、群体、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批判研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之间的根本一致性”，“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既是个体又是整体”。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存在于历史之外，必然置身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通过其所属的社会和所投身的历史运动而自我确证。抽象的、超历史的人是不存在的。辩证法就源于这些具体的个人，而不是超个体的总体。

（三）“入学空场”的具体表现：总体化方法的抽象化

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以总体化为基本方法的社会历史理论。总体化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色，用普遍性和整体性阐述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宝贵之处在于它曾是整体性阐述历史过程的最激进的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本人是富有创造性地运用总体化方法进行历史分析的典范，其成功的主要之点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总体化不是脱离具体的“实体”，不是抑制或否定个性和个体的整体性，而是包含着具体的丰富的多样性的总体化，因此，能够形成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合理的把握。他指出：“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那些整体是活的：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内通过它们自己来自我确定。”

然而，萨特认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的具体的总体化的方法变成了抽象的、绝对的总体化方法。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具体的总体性不存在了，剩下的是抽象的总体性，强调整体对个体、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压抑。由此产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学空场”。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和人物时，采用“模式化工作方法”，把人的一切能动性、创造性归结为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萨特指出：“这种方法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它是先验的；它不是从经验中得出自己的概念——或者至少不是从它力图了解的新经验中得出的——它已经形成了这些概念，它已经确信它们的实在性，它将把构成性模式的角色分配给它们：它唯一的目的是把研究的事件、人或行为放入预先制造好的模子。”他们把个人的特殊性看得微不足道，“对于当今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思考就是在整体化，并以此为藉口而用普遍性来代替特殊性；也就是说把我们重新引向具体，在基本的但有抽象的规定性这个标题下来显现我们”。也就是说，那种把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把人的活动归为物质力量的做法，看似是在做根本性的总结，其实指出的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无意义的规定。它所得到的只是人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共性，而不是具体的丰富的个性。

第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忽略了社会普遍性因素和个体实践之间的中介因素，也没有回溯到个体的实践。萨特指出：“关于如何掌握那种产生个人以及个人在一个阶级和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之中的产物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中介的层次”，“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停止了。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现了客体，在客体中发现了历史过程。实际上，他们用一整套直接引证原则的抽象论述来取代这两者。”他以对瓦莱里的分析为例，指出瓦莱里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不是瓦莱里。在对瓦莱里的分析上，当代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空虚性，把特殊性看作简单的偶然结果而躲开了。再如，在对拿破仑的分析中，他认为，单纯指出拿破仑作为个人是一种偶然事件是不够的，还需要解释为何“这个拿破仑是必然的”，不能把特殊性视为简单的偶然结果避而不谈，相反，“偶然性可以并应该被缩减到最低的程度”。在他看来，在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当代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宏观的社会历史分析，而忽视对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的考察。如对历史人物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童年经历、性格特点、心理倾向等微观维度的研究较为缺失，导致研究结果往往沦于空洞抽象。另一方面，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这一环境对该人物的影响，缺乏考察和分析，只热衷于阶级分析。

二、“人学空场”的根源及解决之道

（一）“人学空场”的根源：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萨特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人学空场”，是马克思主义陷于停滞的表现。在他看来，哲学应该成为时代之镜，应该显示为“当代知识的整体化”。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像月亮吸引潮汐一样地吸引了我们之后，在改变了我们的全部思想之后，在清算了我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范畴之后，它突然把我们丢弃了；它没有满足我们的对理解的需要；在我们所处的特殊立场上，它再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来教育我们了，因为它自己已经停滞了”。也就是说，当代马克思主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有益的新发展，不能解答时代问题，使马克思主义陷于停滞。

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停滞，则是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萨特则是这种辩证法的支持者。他认为：“任何哲学都是实践的”，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自己身上实现了一种真正的分割，把理论扔在一边，而把实践扔在另一边。”这里，他所表达的主要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不满与批判。即在苏联建设初期，党的领导者热衷于把集团的整体性发展到极端，实行高度集权，一方面把马克思之前提出的学说视为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阻碍真理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拒斥经验对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把学说放在经验的影响范围之外。在他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辩护体系，是由苏联领导者们为使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残酷现实合法化和得到辩解而创造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已与苏联人的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混为一体了”。

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导致马克思主义停滞，其结果就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主义，而理论则变成一种纯粹的和僵硬的知识”。具体表现是：第一，实践中，导致绝对的唯心主义。官僚主义者在办公室里而不是从实践中制定政策，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生产，强制执行计划化，先验地使人和物服从思想，跟随这种暴力而来的必然是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第二，理论上，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违反经验，不顾一切使他们感到麻烦的细节，粗暴地把条件简单化，尤其是在研究事实以前就把事实概念化。还自以为是在为他们的党服务”。他们“采取了两种办法：概念化和走极端。他们把经验知识扩大为标准的尽善尽美，把萌芽扩大为完全发展了的东西；同时又抛弃了经验中尚有疑义的东西，因为这只能使人无所适从”。与此同时，他则赞扬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拿破仑第三政变时的“综合精神”，指出“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

理论和实践相分离，导致马克思主义陷于停滞，缺乏对人类现实的理解，堕落成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成了“观念学家”。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的根源。

（二）解决之道：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既然当代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而在马克思那里，人学却是基础。由此，萨特提出存在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弥补这一空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这是萨特批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目的。他旗帜鲜明地宣称：“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像人们往往认为的那样，是要‘使非理性恢复权利，而是相反，是要缩小不确定的和无知的部分；这不是以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名义来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如不把作为自己基础的人重新纳入自己之中，就将变为一种非人类的人类学。”

他所提出的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融合，是《辨证理论批判》的重点和理论核心，也是萨特反思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出发点。

1.存在主义何以可能补充马克思主义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机地结合，就在于二者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理论优势，并且具有互补的性质。当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人学空场”，而恰恰在这一领域，存在主义比当代马克思主义先走了一步。它从人出发对人做了具体和丰富的研究。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僵化面前，存在主义的研究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也由此填补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并奠定现代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的可能。

首先，存在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中解体。他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做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存在主义仍然是研究现实的唯一具体的方法”。具体说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因此，其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并且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有深刻的把握，而存在主义由于一直弘扬个体的自由和价值，因此，强调对于人的具体的现实的把握。在这种意义上，二者具有互补性。

其次，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对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关注。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肯定人的实在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同一个，但后者把人吸收在理念之中，前者则在他所在的所有地方，即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家里、在街上寻找他。”“我们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重复这一点：只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当我们说：只存在任何人……之间的实际关系时，我们只是想说，集体客体的物质基础应该从个人的具体活动中去寻找；我们不想否定这些客体的实在性，但我们认为，这种实在性是寄生性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的观念并不十分遥远。”在这里，他一再强调，人的实在性即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共同特征，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则“把人吸收在理念中”，也就是使人消融在观念中。因此，存在主义可以把现实的人，即“在工作、在家里、在街上”的人，补充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再次，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注重对经验作具体的综合分析。如前所述，萨特在批判当代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和实践的分割时，赞扬马克思的综合精神。他认为，这种具体的综合只能在一种运动的、辩证的总汇中被考虑，这个总汇就是历史，它包括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个别的事实，并且通过总体性的中介归入总汇之中；而偷懒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是先验的，他们热衷于把具体的、个别的研究对象抛入预制的概念和观念的模子中去。

在萨特看来，正因为存在主义在上述方面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矛盾，而且优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所以它能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并填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

2.存在主义如何补充马克思主义

在萨特看来，要防止和避免抽象的总体对个体和特殊性的压抑，填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就须引入“辅助学科”和“中介因素”，并借助于“前进——回溯法”，以补充和完善总体化方法。

首先，引入中介方法——心理分析和社会学分析。这一方法不是简单断定社会背景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而是强调对个体与社会互动介质的研究，引入中观向度，注重对家庭、学校、社区等对周围直接环境的研究，以及对个人心理、性格特点甚至两性关系等个体因素的研究。萨特认为，这些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相比，更具直接性。而其研究结果就不再是单一的、抽象的社会总体，而是多样的、具体的历史个体。

一是引入心理分析的中介。萨特这里所谓心理分析，意指那种具体研究家庭结构所制约的人的活动中的个人因素的方法和学说。萨特认为，只有进行这种心理分析，才能在成年人身上发现整个的人，发现他现在的种种特征，发现他身上的历史重荷，也发现人在他的阶级中的插入点。不过，萨特也认识到，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本身是缺乏原则和理论基础的。他声明，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并不怀疑社会制度的优先性。他将这种方法引进马克思主义，只是旨在反对和克服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二是引入社会学的中介。萨特承认每个人都要受人与人的关系的制约，这种制约从根本上可以被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然而，对于个人来说，个人活动并不能简单地直接归于这对矛盾，而是要借助一定的途径才能与之相联系。这就需要详细考察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就需要引入社会学分析的中介。社会学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调查、实验、统计等，揭示了具体的人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个人和阶级之间的新的中间环节。这种方法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社会生活的“全部层面上”研究其对象。当然，他也看到纯粹的社会学分析同样缺乏理论基础，是一种静态的认识方法，它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辅助学科和中介。萨特强调，问题不在于要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种方法，而是它本身的发展必定会使这种方法在其综合工作和深刻的总体化之中产生出来。

其次，引入“前进——回溯法”。所谓前进，就是透过社会理解个人；所谓回溯，则指反过来经由个人理解社会。这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萨特批评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出他们的方法是综合前进的，他们用马克思的原理构成先验的事实，证明他们事先就知道了他们应当去探索的一切，这是一种偷懒的、毫无新发现的方法。而“前进——回溯法”不仅要把人置于历史的框架内，探讨历史的普遍性和整体性，而且要对个人的活动及其相关的中介因素进行回溯性分析，不仅把握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了解其个性、经历等具体事实。在这种“一往一来”的研究过程中，就实现了时代的具体化和对象的具体化，使得历史的一切奥秘的对象丰富起来。这种“前进——回溯法”和中介方法相结合，能够真正形成关于个体实践，即关于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分析，它不是“把人吸收在理念之中”，而是“在他所在的所有地方，即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家里、在街上寻找他”。

三、对萨特“人学空场论”的评价

（一）理论立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萨特此时已转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予以高度评价。众所周知，萨特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上，萨特经历了批判——转向——决裂的演变。从早期的现象学研究到《存在与虚无》的存在哲学自由理论，再到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与革命》，萨特一直远离马克思主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持批判的态度。自《共产党与和平》（1952年）开始，萨特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或靠拢，而到了《辩证理性批判》

（1960年），萨特基本上建立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人学空场论”正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他在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予以高度评价。他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时代不可超越的、富有生命力的哲学。“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

应当承认，萨特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趋近和赞赏是真诚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誉表明，在这一时期，他的理论信仰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但这种信仰是否坚定，是否能贯之于理论与实践，则应另当别论。不过，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即使在1962年以后，萨特与共产主义完全决裂后，他仍然坚持《辩证理性批判》的立场和观点，试图融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二）理论实质：历史的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或实践的辩证法。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强调人的基本自由和责任的哲学学说，强调人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的自由问题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只是他已经把人的自由的可能性，以及个体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放到了具体的历史实践之中，从而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在更高的层次上解决人的自由和价值问题。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也承认社会对人的规定性。他明确指出：“我们肯定人的行为特殊性，因为人的行为虽然通过社会环境却同时保留着它自己的种种规定性，而且它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改造着世界。”但同时，“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一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人的真实性在于他的劳动和他的工资的性质。但是人的真实性又是在他经常以他的实践扬弃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之下被规定的”。他认为，每一个体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自主选择来实现自己的本质，但也指出，每一个体被抛入这个世界，在各种自在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的包围中，受到社会整体环境的决定和制约。在历史的人类学中，萨特不再极端地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的决定性的意义，而是在个体的实践和生存中，考虑众多中介性因素的多维度的影响，从而肯定了每一个体的自由、特殊性、个性等。

（三）理论价值：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萨特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首先，萨特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区分是可以成立的。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原本的思想确实存在差异，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较大出入。同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确实有“走样”之处。因此，认为萨特的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萨特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要害、一针见血。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标签乱贴乱套，当作既定的公式去推导出一切的教条主义学风，不仅仅存在于萨特所指出的苏联理论模式和诸如卢卡奇、伽罗第这样的理论家身上，而且还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中，这种风气至今也可说经久不衰，遗传甚广甚众。所以，萨特的批判至今也不失其现实意义，也足以促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扪心自问、自我反省，为我们敲响警钟。

（四）方法论意义：存在主义方法的合理性

萨特的存在主义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示意义。萨特摆脱了忽视个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刻板的科学决定论，试图恢复作为辩证法根本出发点的个人实践。他并没有抛弃阶级分析，而只是试图通过使受支配的个人重具活力而恢复阶级分析。而心理分析、社会学分析和“前进——回溯法”则提供了这种恢复得以实现的基础。阶级分析法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为人不仅仅具有阶级属性这一共性，还具有其他属性。运用阶级分析法，我们得到的只是人的抽象的普遍性，而得不出人的具体的丰富的个性，不能把具体历史事件中的人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丰满的个体。萨特的存在主义方法对于弥补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不足，防止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方法被抽象化和僵化为压抑个体和特殊性的方法，是有启示意义的。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来，与存在主义方法类似的局部与细节的研究不但成为“宏大叙事”的补充，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建构的目标本身，在福柯那里，身体不再是历史中的“细节”，知识分子不再是整体的，而是局部的、地域性的思想者。因此，萨特提出用存在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然，对这些方法的运用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理论基础，正如萨特自己所言，心理分析和社会学方法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和原则，就会导致一种无原则的折中主义。另外，萨特的存在主义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中介”和“回溯”方法注重分析个人生活环境，并没有穷尽其他必要的中介。而且，萨特有片面夸大童年对成人生活意义的一面，在人学研究上，精神分析学的对他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很多学者指出，由于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存在话语体系、理论特征等的根本异质性，二者不可能实现融合，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的方法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失败的。例如，沙夫就曾指出，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只能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之间做出选择。口头上，萨特选择的是前者，而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则是后者。

此外，国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萨特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仍带有抽象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色彩。关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休，对这一问题的澄清非本文能力所及。但是，即使认为从某种既定标准来看，萨特的“人学空场论”带有一定唯心色彩，我们也不应对其做一种虚无主义的批判。相反，他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正如沙夫所言：“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果因为某个问题有其唯心主义的根源而抛弃它，那么这只会加强敌人而削弱自己。”我们更注重萨特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意义。萨特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时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真正发展，以及如何恢复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对问题的解答，但我们不能回避甚至取消他所提出的问题，而要提出更加合理的对策。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而非故步自封的理论。萨特的研究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应该怎样更好地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借鉴萨特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结果，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研究萨特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