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权利流失问题的文化因由

李明林

【摘要】民主权利的维护与正确运用，是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由于政治文化缺失，民主权利时常流失，导致民众无法正常地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不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因此，突出政治文化建设是维护民主权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文化；公民

出于对高品质民主的美好追求，中国通过不断地完善民主制度，赋予人民民主权利，力求动员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然而，当前民主权利流失成为常见现象，在民主政治实践中表现为民主参与率不高及参与技术水平不高，使得民主制度运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在民主权利与公共权力彼消此长的规律下，公共权力则会因民主权利的流失而增强，居于公共权力关键环节的个别机构或领导干部则因此而集权专断。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缘于民众政治文化的缺失。

一、公民文化落后

中国历来缺少民主的土壤。封建伦理下的等级制度，一直以来，倡导臣民有别，缺乏民众与国家合作、妥协与平等对话的平台。其所提倡的“民主”更多强调官德高尚、为民作主，如《尚书.多方》提及“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加上“天命所归”观念深远影响，人们普遍承认等级特权所在，也相信“唯命不于常”，并愿意在“天命”转移时奉承天命接受特权。可是，一般情况下，民众不主动参与国家政治对话、合作、协商等过程，只是静静看着等着，君王治国有道时他们就服首称臣，享受皇恩浩荡，服从国家的制度安排，就算相互间利益有所冲突，也能逆来顺受。一旦君王无道，则会“替天行道”，发动起义，可是一旦起义不成，接受招安，也就完全承认当局政治，接受当局编制了。

当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梦想着推行“天下为公”的西式民主时，民众多数如同阿Q般仅仅把它当作是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件，表现得麻木无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政治动员，虽然保障了革命胜利，但仍然给民众以“参与革命就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错觉，未能从根本上消解根深蒂固的臣民思想。建国以来，由于革命思维影响和对物质生活追求，民众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依附、驯服和顺从，对政权既逆来顺受又官逼民反，对财富既有平均理想又有特权观念。”因此，民主权利是怎样维护行运行的，内涵是什么，很多人都不清楚、不关心，仍然仅仅将参与政治理解为臣服或造反。

与中国不同，传统西方国家注重商业。为了快速获得资金，英、法、西班牙等不惜用坚船利炮为商人强占制海权，而商人以高额纳税回报君主，并以纳税人身份再次从君主那里获得政治权利，这中间便通过议会这一体制机制平台分权、合作、妥协与对话，客观上开始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民主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民主政治在古希腊时就已存在，而且，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早已普及。18世纪，卢梭便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其影响力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全面体现。这些政治思想为西方社会公民坚持民主权利、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实施民主制度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在全球化时代，当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将民主整合和提升为代表西方的价值观全球推广时，作为利益诉求不断多元的中国民众，不少人容易相信，是西式的民主政治带来的今天西方的巨大成就，从而不去认真分析西式民主政治与文化传统的一致性，更不去关注和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长久以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趋利文化影响

《社会契约论》里有关权利合理流转的论述：正是权利的合理转让，众人从完全自由者成为契约里的自由者。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形成契约，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规范内的自由。可是，从历史看，当人们不合理地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将权利当作某种利益交换物时，这权利就会流转至某一个部门或个人成为集权或物化为利益欲望。于是，产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出现有些人或部门超越法律规定行使某种权力的现象，或称之为“潜规则”现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出仕一直具有趋利选择的取向。从“朝随肥马尘，暮叩富家门”的门客幕僚文化到升官发财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伴生着趋利文化。在物质主义盛行时，为了个人利益，民主权利常常被当作某种交换利益的商品，流转至某人或某机构，以至于封建王朝里总有臣子掌握超越本职权限的权力，甚至达到权倾朝野。此外，为了明哲保身，民众也会将权利拱手让人。建国后，在经历了文革“强调阶级”情形下，就连以心忧天下、兼济天下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文人也在会权衡利弊之下，为最切身利益，任民主权利流失。他们因为害怕“夙遭闵凶”而失语，社会也就鲜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拍案而起现象以及当仁不让、据理力争的书生意气。再者，因为讲求面子和情感所在，一些人也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以求得一团和气。

让人所料不及的是，民众的民主权利不合理流转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即民主权利一经流转便不受民众控制，常常会彻底流转流失，而集权者越是集权，就越更加容易集权。当民众有所觉醒，想再行使原本的权利时，集权者则会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从而以独断专行手段行事，不再自觉承认和轻易转让民众原先所具有的权利。

当然，作为商业发达、商人众多的西方社会文化更具有趋利性，但不同的是，这种趋利文化不倡导甚至拒绝将民主权利作为个人利益的交换物随意流转，而是倡导和坚持将其作为谋取利益的实用工具握在手中以不断地从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中获取最大利益。

三、官本文化残留

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影响深远。官本即以官为本，倡导官位就是价值权利。因此不少治理者总是把自己当作高人一筹的管理者，而非共公事务的服务者。他们试图通过权力控制，体现权威来实现治理。在这种控制下，官本文化一直与公民文化对立。一是忽视民主权利，认为民众“贫、愚、弱、私”，只要作出强力的制度安排，就能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二是害怕民权，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民权的运用必然对官权运行产生牵制作用。于是，这类治理者总是想方设法使手中权力无限大，使民主权利无限小，以便能短、平、快地解决任何事情，实现对所在区域领域的控制。在这过程中，民主权利常常遭到排挤或掠夺。这与先治理来实现掌控局面的重视民主权利的做法存在本质区别。

官本位文化流行后又会衍生出“颂圣文化”，唯上颂圣。费孝通先生一直提倡文化自觉，强调文化自觉“没有一点复归”的意思。但是，“目前这种‘复归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只是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完全漠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今，自觉揣摩上意的风气更盛，“‘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加强越演越烈”。于是，趋炎附势文化孽生开来，使得民主程序受到人情、关系、利益的破坏，在利益集团面前，人事任命、安排、决策等民主政治环节变得不受标准程序控制，于是就有了任人唯亲，任人唯金。同时，官本位还会攀附意识形态，狐假虎威，强占政治话语阵地，使民众失语。

16世纪时，柏拉图师徒一直强调农民是最可爱的人，商人和工匠让人憎恶。就是因为农民顺从统治，商人和工匠则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生活诉求。这种由来以久的政治诉求，随着西方农民转变为工人以及商业的繁荣，不断地消解西方官本位文化，使民主权利不断得以体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很大成就。

总之，民主权利的正确维护运用与政治文化息息相通。正是如此，美国得以实施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而同样的民主制度在菲律宾、伊拉克、利比里亚等国家则类似邯郸学步。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已日渐完善，只有着力提升民众政治文化水平，才能有效动员民众正确维护并运用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促进民主政治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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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晋﹒中国式民主政治[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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