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课堂言语环境小论

语文教学是学校教学的一种呈现方式，它依托的主要载体是课堂教学。新课改之后，课堂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否定课堂教学的作用，甚至取消课堂教学，那实际上等于取消语文教学本身。”依据李海林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一方面需要学生主体的亲历性，另一方面需要“真实的”言语环境，高效的语文教学需要真实的课堂言语环境。在近代中国的语文教学中，两位著名的教育家夏丏尊和叶圣陶先生，专门针对中学生语文教学问题编写了一部著作——《文心》。它不同于一般的学科教科书，它是用故事的方式来经营，具有情境教学的特点。书中的国文教师王仰之先生注重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不拘泥于教材，把生活中的某些因素引入课堂，使课堂生活化，成为言语交流的场所。直到今天，《文心》通过言语环境展现出的“大语文教育观”，仍然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新。

一、生活化的课堂言语环境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以李海林、王尚文为代表的一批当代语文教育专家主张语文教学内容要将社会生活发生的事件与课堂语文教学联系起来。“就在这种过程中，他形成国家观、社会观、个人观。”《文心》一书始终贯穿着语文课堂生活化的思想，使学生拥有独具特色的言语体验。第三节《题目与内容》描述了第一次作文课的情景，王尚文先生启发大家，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提起笔来写作呢？回答问题的学生说，有时心里欢喜、有时痛苦，就想提起笔来写，写作介入之后，欢喜愈发欢喜，而痛苦则有所减弱。有一次自己亲手种植的蔷薇开花了，就写了一篇《新开的蔷薇》，写完再去看花，发现此时的花格外有韵味。王先生总结了学生的发言得出结论：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融入生活，而非生活的点缀。写作不是随意的花言巧语，写作的题目只在于引起你的兴趣，所写的内容还是你自己原来就有的，是符合实际需要的。所以他给出了符合学生当下实际生活的两个作文练习题：《新秋景色》和《写给母校教师的信》。这两个题目将作文和学生的生活相融合，第一个题目恰巧刚到初秋时节，面对秋景，学生自然有话可说；另一个题目是因为全班大部分为身处异地求学的学生，容易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因此应该立即将自己的感受写成书信寄给母校。这堂作文课老师让学生最为受益匪浅的是：作文是以实际生活需要为出发点的。

第九节《文章病院》是学生们课前将《中学生》杂志上的一篇名为《文章病院》的文章进行剖析，归纳出一号、二号和三号病患，将这三号病患者的毛病依次归类，找出诊断方案于课堂中讨论。这三号病患大多与当时的政局变革有关，国难和抗日成为学生诊断文章问题的素材。随后的国文课堂上，朱志青把“文章病院”的研究结果记录下来，并把三号病患所患的问题报告给全班同学，并总结出了三类文章的毛病：“用词、用语不适当；意义的欠缺和累赘；意义不连贯，欠照应。”王仰之先生充分利用学生对时事文字的关注，将生活素材引入语文课堂，通过课前准备和课中汇报讨论，增加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以至于“七八个人便伛着身躯，头凑着头围着看。外面有脚踢着皮球的砰砰的声音，有鼓励赛跑者的热烈的呼喊；但在这里的几个人好像全没有听见，他们的心神正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动。”深深沉醉于语文课堂。

《文心》中表现出的生活化的课堂言语环境，如同王尚文先生对语言运用的研究，将生活中的要素融入课堂，使课堂成为言语交际的场所，即事件性引入。“直接将社会生活即时发生的事件与课堂内的语文教学事件联系起来，语文教学课堂成为社会环境系统的一个组织部分，从而赋予语文教学课堂以社会真实环境的性质。”在《文心》的附录中，叶圣陶先生的儿子叶至善认为，《文心》的故事取材于中学生的生活，重点围绕有代表性的几个学生的在校和家庭生活展开。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四年夏天。这一时期社会政局动荡，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萧瑟，内忧外患。这些学生群体家庭生活困难，很多面临着失学失业的威胁，在王仰之先生的国文课堂上就处处体现着这一忧虑。《文心》中语文课堂上的言语环境与生活一一对应，这也正印证了叶圣陶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语文无非是个例子”，即语文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二、角色化的课堂言语环境

角色化的课堂言语环境是指教师创设一个特定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内容开展的过程中，学生被赋予角色的要求。“在这种‘角色要求的规范下，学生带着特定的、具体的言语任务，朝着特定的、具体的言语目标，开展特定的、具体的言语活动。”《文心》中包含着的大量课堂教学事件本身就是言语交际事件，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使语文教学具有开放性与创造性，其价值还体现为对今天的很多教学问题依然适用。

第十二节《戏剧》讲的是学生从王先生课堂讲解《桃花扇·余韵》开始探讨戏剧知识，随后系统学习了《桃花扇》、《长生殿》，了解到了戏剧和传奇的区别。学生锦华认为，“元朝人的戏曲同《桃花扇》一类的‘传奇，体式上是有点儿不同的。一本传奇演一个故事，不限定多少出数，故事繁复的长到四五十出。元朝人的戏曲称为‘杂剧，却大抵是四出。”进而，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开始结合“一·二八”战役去编排抗日戏剧。整个戏剧的构思围绕着体裁、题材和具体的场幕次数及内容展开。体裁方面，锦华认为应该用西洋的戏剧，而复初认为涉及抗日，用惯用的旧时体裁为宜。乐华提议，“一·二八”战役经历了很多天，如果把所有的场景都搬到舞台上去表演是不现实的。复初突然站起来激昂地认为“一·二八”那一夜的场面应该变成第一幕。士兵和居民对待战争的不同心态以及日本军队的残暴都可以在这一幕体现出来，乐华和锦华都同意他的观点。第二幕由大文提出策划，地点设在江湾战场，重点描写士兵如何奋勇抗战，各界民众怎样接济、协助他们，用日军的残暴衬托士兵的英勇。锦华记录完毕提出了第三幕的设计，即“一·二八”战役的收场，“我们这方面的阵地虽然毁坏全非，士兵心理上却并不愿意撤退，这在报纸上是有记载的，这一点应该把它表现出来。还有，什么人要他们撤退，什么人希望战事早一点收场，也该是这一幕的内容。”最后同学们一致认为，在自己的戏剧里，每一位出场的人物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了解到古今中外的戏剧知识，学生们与原素材进行信息交流，进入到不同角色的设定与扮演中。角色化的课堂言语环境丰富了同学们的语文学习，让学生建立起了与“国家”、“社会”和“自然”的正确认知方式。

《读古书的小风波》讲述的是高中新请来的国文教员主张教学生专看古书，有学生匿名写下名为《谁愿意迷恋骸骨》的文章，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情。乐华和复初在事情发生后很想知道王先生对此事的看法，由此学生和老师之间引发了以平等为原则的交流，王先生让学生就读古书发表自己的见解，要求学生介入交际，信息共享，向世俗发起挑战。复初先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批人要我们学生制造成同他们一样的守旧派。而乐华提出问题的角度就比较新颖，他问王先生如果日后担任了高二的国文课教师，会不会让学生精读《礼记》和《庄子》内篇的内容。王先生的回答则有理有据，高中生应该读一些文学史的作品，文学史的作品不是凭空说话，而是可以让学生与历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会面，如此这般读古书就有它的必要。在师生对话互动的基础上，王先生引导学生得出了对待古书的基本态度：学术和思想不能凭借主观的爱憎，应该考虑学术和思想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因何发生，又因何衰落。以对待历史真实的态度去面对古书，那么它就不是“骸骨”。“单说一部《礼记》，要研究古代民俗和儒家思想就少不了它。”在王先生与学生的言语交流过程中，存在信息的商定与共享，教师这一角色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输入的信息要比学生主体对信息的理解内容更高一些，《文心》中王先生与学生以各自师生角色进入言语交际，他们之间的“信息差”使得老师和学生发生了真正的言语交际，解除了学生心中的困惑。这种对话式的教学模式，通过师生角色的互换，达到了培养优秀对话者的目标，引导受教育者扩大视域并理解知识。

三、《文心》中语文教学课堂言语环境的启示

（一）建构大语文教育观

“大语文教育观”的总体模式由“一体两翼”组成：“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是开展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学习环境。这种思想和模式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语文的封闭式局面，把语文教学引入一个高远廓大的境界。”语文教学的专家主张把生活要素引入课堂，使语文教学环境最大可能的真实化，使其成为改进教学方法的一种手段。

《文心》以生活化、角色化的课堂言语环境将语文抽象的知识与青年学生的现实问题相结合，这种轻松多样的课堂言语环境使学习成为了愉快的事情。“语文老师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诱导方面，启发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和指导他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解决，而决不贪图省力，把他自己的答案灌输给学生了事。”《文心》虽然讲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语文教学问题，但其中教学模式呈现出多元开放的姿态，对今天的语文教学课堂言语环境、“大语文观”的建构都有着独特的价值。

（二）丰富语文课程的内涵

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多尔提出了他的“4R”课程观，其中课程的特征之一就是回归性。回归的含义是指“通过与环境、与他人、与文化的反思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的方式。”回归性使课程呈现开放性，师生之间通过言语的对话引起反思，完成回归。在《文心》所处的时代，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儿童每天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学校听老师讲课，肢体不能活动，更无法谈及精神上的自由。“老气横秋”成为近代中国孩子的写照。在基础教育中，《文心》营造了形象生动的课堂言语氛围，如同大学学科间没有界限的讲授方式，无疑对今天课程内涵的探索具有指导意义。现今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迫切希望完成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及师生间互动方式的变革，通过对话丰富课程内涵，回归到学生自身，提供给他们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环境。

（二）培养平等优秀的对话者

多尔将他的后现代课程比作舞蹈型课程，教师、学生、教材都两两参与到其中，他们之间可以互相形成舞伴关系。王尚文先生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说法，将多尔的比喻作了一些改进：“对话型教育是一种舞蹈型课程......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优秀的舞蹈者，而培养的基本途径是通过舞蹈本身。”通过舞蹈的方式，培养优秀的舞者，而舞步有一定的模式和规范，要通过教师的指导习得。也就是说，对话型教学依托教学环节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对话能力。《文心》中体现出开放性的教学方式，王先生将生活引入课堂，师生间扮演的更多是一种平等合作的角色，重视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学生的自身发展情况（如乐华）。一方面，学校各科老师都有关于语文课程的独到见解，家庭中的父母（如枚叔）都关心孩子国文的发展，周围的同学也可以在平等的前提下交流与提升自己；另一方面，学生在教师和家长面前，他们的对话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学生就如同多尔认为的“平等中的首席”。“对话因而是一种主动性行为，在对话中，参与者的任意一方都必须以唤起对方回应为目标，频频向对方发出吁求。”教师、学生、伙伴在这种言语环境下是一种民主平等的共同体，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平等优秀的对话者，而不是被动的输入者。

《文心》不能只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它应该成为一线教师和学生花费心思去研读的书籍。书中的王仰之先生能够让孩子用眼睛和心灵去发现美，面对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的残酷，他将文学视为“文化的遗产”。教师应当学习王仰之先生对待文学的态度：精心创设言语环境，带领孩子们感受语文世界的美，理解生活的内涵和世界的广阔。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也是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最优秀的教师——“以天地为课堂，把大自然作为‘思想和语言的源头”。

参考文献：

[1]李海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2]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夏丏尊，叶圣陶.文心[M].北京：三联书店，2008.

[4]张国生，丁之凤.大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5]小威廉姆E.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6]李政涛.表演：解读教育活动的新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7]闫学.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7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