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背后的“冷思考”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不仅是社会各个层面对国学重视的充分显现，更是时代需要，民心所向。不容置疑学校成为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其在国学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国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国学教育为何而教，目的是什么；谁来教，怎样教；如何评价；如何与现行教育体制接轨。这些“国学热”背后的问题都应该让教育工作者冷静思考。

近日，看到几则消息：

一是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等多部门联合推出国内首套“领导干部国学教材”，各级官员9月起将轮训国学（《法制晚报》2015年6月15日）。

二是首套广东省中小学国学实验教材即将出版（《南方日报》2015年4月14日）。

三是明年高校将增“国学”本科专业（《北京晚报》2015年6月16日），而今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十所国内名校自主招生简章中，“国学”成为一大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课题组表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标准化传统文化教材均已研发完成，同时还开展了“传统文化教学评价与考试模式的研究”。以上种种，均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指日可待。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由民间转向官方，由体制外私立教育转向体制内公办教育。这不仅说明社会各个层面对国学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更体现了时代需要，民心所向。

很多专家学者对国学进校园也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很高的期望。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认为，教育部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可谓高瞻远瞩，令人期待。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可见学校成为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与重要作用已成为共识。

正因为学校教育承担着培育人才并借此以传承民族命脉和中国精神的责任，才使得教育工作者应该冷静思考“国学热”背后的问题，思考怎样在不违背国学精神的前提下来构建课程及实施教学。

“国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国学教育为何而教，目的是什么？谁来教，怎样教？如何评价？如何与现行教育体制接轨？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国学教育依旧改变不了当今教育急功近利的现状。

有人认为，国学主要学“国学经典”，国学教育即“经典教育”，这可以简称为“经学”一派。即将出版的广东省中小学的实验教材就明确了不同年级应掌握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深度，如小学低年级段以蒙学经典《三字经》、《千字文》为主；小学中年级段学习《声律启蒙》、《中国古典诗词欣赏》等，小学高年级段开始涉及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初中阶段安排了《孙子兵法》、《古文观止》等。今年清华大学首次推出的人文科学实验班也是以“经学”为主，报考学生需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以及《周易》、《诗经》中的一类。“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课题组研发的第一套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分别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道德经》。“读经推手”王财贵发起的民间读经运动更是让人们感知到经典在回归和重建中华传统精神家园的重要性。还有人认为，国学主要学“艺”，国学教育即“传统艺术教育”，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都是以此内容打造学校特色，如书法艺术教育、剪纸艺术教育、楹联文化教育、礼乐教育等等。

那么，到底该如何选出适合学校教育的“国学课程”内容呢？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曾经是对“国家学府”的专门指代。而将“国学”这一概念移指“国家学术”或“国家文化”，已是清朝末年的事。顾名思义，“国学”即“中国学”，这一指称，是针对“外国学”或“西学”而言的。今天所说“国学”，即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它是中国国家所有学术、文化的总和，必然要含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如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显然我们今天强调的“国学”则是一个缩小的范畴，主要指以“儒学”（或增加“道家”、“法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这种排斥了古典自然科学而趋向于“纯人文”的“缩小”，依据是什么，其合理性在哪里？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民间或官方的任何解释。

毋庸置疑，“国学”的价值，是“国家灵魂”的体现。我们重提“学国学”、“振国魂”，无疑是一种全民性的理性回归。民国学者高旭在其《南社启》中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历史上，尤其自汉代以来，以“儒学”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学”大系，对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及中华道德的设定、规范，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之，“国学”的“国魂”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这样看来，国学课程的内容不应单单是“缩小了”的“儒家经典”的学习，也不仅仅是古诗文诵读或书法剪纸类的特色项目。国学课程要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学校教育，从为学生提供积极而有价值的文化影响角度来开展课程建设。

学什么，固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学校必须筛选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品德、形成中国文化气质的经典内容展开学习。而怎样学，也是极为最重要的。“纯文的”、“诵读的”、“因循的”学习与“修德的”、“躬行的”、“反思的”学习，各有千秋。因而，国学课程的设计者既要从传统文化所潜含着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中，提取对当今国学教育具有“正价值”的成分，作为基本教材；又要从传统国学教育“文”与“道”合一、“知”与“行”合一的“修身”模式中，汲取教学法的范式。国学课程借以通过国学教育，“教学相长”，既完善学生的人格，又提升或改变教师的人格。若与此相背离，“念书歌”、“背名言”式的国学教育，必然会滑入“巧言令色”的“表演”程式。若干年来，“语文课”的最大失误与偏离，即“文道脱节”也会在“重开国学”后再次泛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开篇就提出了学习的目标，学习在于彰显生命中的光明德性，在于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在于使自身的德性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所有的学习，都是“文”与“道”的结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的过程，不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更应该是提升人生境界、完善生命境界的过程。

《大学》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孔子。《论语》中，清晰地记载着孔子“文、行、忠、信”（《述而》）同修的教育实践。这种“文道同修”或“文德同修”的经验，又被孔子表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

重温孔子“文道同修”或“文德同修”的教诲，再反思语文课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不能不反思，所有另开“政治课”、“思想品德课”的美好愿望，最后都化为对传统国学教育的“道德阉割”、“灵魂抽取”，在“高调”中滑入“假、大、空”的困境。

很显然，这是教育思想、教育设计、教育控制、教育程序、教育方法的系统性失衡。

基于这种反思态度，我们必须对国学教育进行“冷思考”，而不是“冷淡”国学。

通过对国学经典等内容的学习，了解到现今教育的意义在于使人民获得更开阔的眼界，学会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去看待教育、人生、社会等。这同样也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相适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明确提出中小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教育要“以人为本”，育人则以德为本。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德行永远是第一位的。古代有“小学”与“大学”之分，古代孩童八岁入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学习洒扫、应对等礼节，十五岁以后，学习“正心诚意修己治人”的学问。对于“小学”学“技”，“大学”学“道”，世人理解有误。“技”与“道”密切相关，区分只在于表述，“技”是实践着的“道”，而“道”则是“技”的形而上表述。

如此看来，弹琴也好，读经也好，写字也好，如果不是立足于修身正心这一点上，国学教育将会流于程式，流于技能。若为“修身”，则百技皆属修身；若为“学艺”，则百技皆沦为学艺。所以，立足点、目标设计最为重要。“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都有根本和末梢，都有终了和开始，人也如此，道德是根本，技能是末节。学校在国学教育中，如果忽视生命中人格的培养，只重技能，追求分数，追求琴棋书画等技艺，本末倒置，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国学教育为何而教，当是每一个教育者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我的“冷思考”的深层忧虑还有，“语文教学”或放大了语文教学的“文科教育”，其最大的缺失正是对受教者“人文素养”的漠视。“科学素养”的确立，已经被承认了，而且有了“标准”，但让人不解的是，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标的现代教育，竟然没有可以衡量、可以操作、可以评估的“人文素养标准”。这是让基层教育工作者进退维谷的一个“坎儿”，此种缺失，属“宏观缺失”或“教育战略缺失”。实际上，此类问题如不先解决，将要推进的国学教育必然会走入迷途。

因此，希望“国学热”不要仅仅停留在技艺层面的热闹，而是要站在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民族立场、重振民族精神的角度来思考她在中国当代教育中的位置与分量。

（刘常虹 江苏省沛县第二中学 22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