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三实”与中华文化

韩望喜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短短6句话24个字，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挖掘出来，是对儒家精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做人做事、修身为政的警世箴言。

严以修身，就是以修身为本。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将内在的良知、善端扩充、充实，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成就“大丈夫”的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将内在的善端扩充，使之成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儒家文化强调的修身，是要突出社会责任感，探讨的是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责任和担当精神。

严以用权，就是为天地立心。秦国的韩非子说，君主的治国原则，一定要明辨公私，彰明法制，抛弃不符合法制的私人恩惠。君主的公义，就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臣子的私义，则是实现个人打算。韩非子说，私义实行，国家就混乱;公义实行，国家就大治。对于臣子来说，修养身心、廉政清白做符合公义的事情，做官不谋私利，这是臣子的公义;玷污操行、放纵欲望，求自己的安乐和家庭的利益，这是臣子的私心。放纵私心，则国危矣。所以，公私不可不分，法禁不可不审。

严以律己，就是要三省吾身。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靠德行治国，如同北极星，众星拱卫。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就是先正己身，自己正了，天下才能正，如果自己都不正，如何能正他人？在用人上也应当是这样，“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用正直的人来为政，才是正道。儒家强调凡事要“得其正”。

个体修养得“严”，才有为政成事的“实”。

谋事要实，就是诚心诚意谋大事。儒家文化把“诚”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儒家典籍《中庸》论“诚”最详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诚，是上天本然之道理，是自然法则。诚之，是用功择善，是人生法则。诚的人本性自然符合中道，毋庸思虑而有所得。这就是圣人。求诚的人，择众理而明善，固执坚守，努力寻求，以达到诚的目的。诚既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境，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目标。

创业要实，就是要敢于担当。修身立志笃行三德，磨砺君子人格，每个人才能以其深邃的智慧，博大的胸怀，非凡的勇气，敢于担当，敢于创造。儒家的君子人格是知、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谓知，是智慧，君子对道德本体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所谓仁，即是爱人。仁者，不忧己而忧天下国家也。所谓勇，即意志与勇气。君子要养气，养浩然之气，充实于正气，配道与义，就会变作大丈夫，大勇者。

做人要实，就是要忠诚老实。儒家文化最注重的是立人。人如何立？以忠信来立。以精神的我、道德的我来立。诚如孟子所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之为人，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在儒家伦理中，道德是通过良知，通过人们的内在体验而融化在情感之中，所以他们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的本心、良知、良能的重要作用。从良知之呈现中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不借助外力而自觉、自主地体悟道德境界。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追求至诚之境界。诚，既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境，又是君子之心。人要培育忠信之心。这是一颗真实无妄之心、审慎不欺之心。忠信是天人之道，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以一颗坦荡、诚恳的心来面对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