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评析

单波　林莉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过去两年里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背景，那么，“悲喜交加”是再恰当不过的表述了。在这个后“9·11”时代，世界越来越沉入深重的文化冲突之中，昆明恐怖袭击、IS杀害中国人质、南海冲突、关闭孔子学院等事件表明，中国被带入其中，这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可回避的事实；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过程中，也与各种力量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当中国的形象传播屡次受到挑战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形象焦虑症”。自2013年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之后，“一带一路”便作为一个热词被导入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它点燃了人们的跨文化思维，人们带着“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满怀希望地寻找着跨文化传播的路径。面对现实境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围绕国家形象与软实力、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族群交流重建、新闻生产中的跨文化实践和城市文化空间及跨文化关系建构这五个议题展开，形成了值得注意的理论动向。

一、国家形象、软实力与跨文化传播

近几年来，中国着力培养国际传播能力，在激烈的国际话语争夺中积极建构自身形象，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因此，国家形象与软实力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然而，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包括商业化的品牌策略、单向度的舆论管理、支配性的形象感知，在追求国家形象完美表现的同时，忽略了国家形象建构存在于多元、开放与互动的语境。武汉大学举办的第八届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以“族群交流、国家形象和跨文化传播”为主题，突破技术主义的思维限制，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国家形象研究：第一，反思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转向在多元互动中充满自我更新活力的国家形象；第二，在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困境的情况下，探索了族群交流的新路径；第三，推进了媒介化时代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并使其向跨文化转向。

在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学者倾向于认同文化内核的“价值说”。关世杰等人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要外壳走出去、载体走出去，更要有内核，在全球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以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仁”“恕”“和”是中国核心价值理念。严三九等人则把具有现代与普世价值的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归纳为四个方面：多种文化共处的文化价值理念；人与自然相处的文化价值理念；指引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理念；指引民众个人修养的文化价值理念。“价值说”抓住了文化传播的核心，但是当传播主体缺乏共同经验时，能否实现价值观对话呢？洪俊浩等人的实证研究对此提出怀疑，一项针对500名美国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不了解，甚至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有限的了解与认识反过来进一步禁锢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这提醒我们，在国家形象传播策略和软实力建构之前，首先要面向现实问题，寻找中西方对话的路径。

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发现了国家形象建构的现实问题。薛可等人通过专家访谈法测量了四类国家形象代言人的国际传播效果。这四类国家形象代言人分别是：国家领导人、第一夫人、文体艺术名人和企业家。研究发现，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代言人的总体报道偏向正面，传播效果好；国际媒介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度最高；第一夫人代言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效果最好。常江等人通过对11部西方主流电视媒体中以“中国崛起”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进行文本分析之后发现，尽管它们都是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主题，但是都将注意力投射到中国执政党的国家治理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上，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读呈现出显著的过度政治化特点。因而，西方纪录片塑造的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矛盾形象，既是经济“暴发户”，又是政治与社会的“侏儒”，与中国官方所设定的“和平崛起”产生尖锐对抗。作者认为，我们要批判地对待西方纪录片中矛盾的中国形象，一方面要认识到这是需要时间和特定抗争手段去不断改变的状况，另一方面又要借鉴西方纪录片的拍摄手段和技巧，采取可被全球受众共同理解和接受的讲述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范红等人的《反腐败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显示，腐败是海外受众对中国政府的“刻板印象”之一，同时反腐败也是国际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因此，该文推测反腐败将会在国际舆论场中提升中国形象。作者建议，要根据海外受众认知特点，利用弱政治化的修辞方式，借助反腐败对外传播机遇，提升国家形象。而王国凤和邵培仁对《卫报》中国反腐话语的研究得出了另一种看法，即《卫报》建构了一个符合西方受众心理构想的中国形象，这说明国家形象传播的意义是多元的。

二、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时代社会流动性增强，同时也导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的冲突频繁爆发，特别是当暴力恐怖事件与民族身份、宗教认同等敏感问题勾连起来时，某一地域的文化冲突往往能迅速蔓延成国际性冲突，甚至升级为文明的冲突。这一现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围绕媒介在文化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解决文化冲突等问题展开研究。《文化冲突和跨文化传播》一书从跨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媒体与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策略等角度展开全方位讨论，拓展了这一主题的思维空间，同时也以自信的态度回应了冲突，传递出文化冲突既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所在，亦是其理论生长点的信念。

有不少研究对文化冲突事件进行个案研究。陈红梅分析了美国三家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对中国三起涉疆恐怖事件的报道框架，发现有三个方面影响了媒体的建构：地区民族冲突框架下的意义评估、对恐怖事件动机目的的推测和模糊不清的受害者行凶者。美国媒体没有采用全球化的报道框架而是民族冲突的框架，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刻板偏见。黄敏等人则从语用策略分析西方媒体对昆明暴恐事件的报道，发现媒体并非恐怖事件的被动传播载体，而是有能力影响恐怖主义定义的政治行动者，在诠释事件意义、界定事件性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把恐怖主义视为媒介建构的产物，传递出“非暴力”的新闻伦理观念。其实，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显而易见的暴力恐怖袭击，更是隐藏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社会生活中。

三、族群交流重建

民族学家们选择从历史文化资源中挖掘族群互动和交流的根基。杨福泉以“茶马古道”上别具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来探索族群关系与族际互动。作者发现，这种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是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杨文炯对河湟地区的多元宗教文化研究发现，正是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整合，夯实了这一地区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根基。作者进一步提出“儒释道伊四教互补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隐性结构，成为近代中国抵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冲击和建构国族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

文化研究则致力于寻找由符号所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例如华阴老腔、丽江洞经音乐祭礼、国产动画片等等，这些研究都发现族群的文化价值可以通过符号展演得到彰显，并且可以持续地建构文化身份。这提示我们，媒介化社会中重建族群交流的可能性是从文化本身生长出来的。

四、新闻生产中的跨文化实践

媒介建构的全球时空是不是一个跨文化时空？它能否促进全球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亦或是带来更多更严重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呢？《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幻象》一书集中讨论了媒介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问题，从媒介文化、权力的幻象、新闻的幻象、新媒体与电影时尚这五个方面展示出一个充满矛盾的亦真亦幻的跨文化世界。中美学者共同完成的《跨文化传播的伦理问题》（英文）一书则提出，通过跨文化对话更新媒介伦理，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跨文化转向，以改变现代性新闻观念对他者的漠视。

有两篇文章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了新闻生产中的把关，分别关注新闻编译和驻华新闻机构中的新闻助理。2014年澎湃新闻在编译《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中国想要什么》时有所删减。批判的观点认为，澎湃的选择性翻译刻意屏蔽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文字，这不仅影响读者的理解，媒体的公信力也会大大降低。宽容的观点则认为，这是一种无奈的善意的技术处理。马景秀认为，这场争议表现出人们对新闻编译的定位不明确，其实新闻编译不是简单的做翻译，而是以翻译的手段传播信息，接近但又不等同于做新闻。由此，作者提倡忠实于原作、适度加译注的新闻编辑策略。在译注上，“可以对需要协商乃至抵抗的语言意识形态成分进行标注和说明”，关照了双方的政治文化译码，但它仍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钱进讨论了驻华新闻机构中新闻助理的日常实践。作为文化中间人，他们游走于中国社会和其所供职媒体机构这两种社会和文化空间中。通过访谈新闻助理，作者发现他们与传统文化中间人的认识不同，不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弥合生产与消费之间沟壑的工作，或者单纯的语言和文化转译工作，而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社会关系，控制外国记者和中国社会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控制信息在两者之间流动的速度和节奏，从而来保证其在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职业的权威。这项研究展现了一个没有明确职业边界的文化中间人的身份焦虑，试图让人们思考如何面对既是职业他者又是文化他者的“双重他者性”。

五、城市文化空间及跨文化关系建构

媒介化都市需要怎样的文化空间及跨文化关系的问题被研究者捕捉到，并进一步提出“可沟通的城市”的城市新主张：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即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

在建构“可沟通的城市”中，媒介对于城市移民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媒体能否带来传播革命和生活革命呢？韦路等人就此展开实证研究。通过对非本地籍杭州网民的问卷调查，作者发现，社交媒体只能在某些方面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其正面作用主要集中在心理上的认同和弱关系的增加，对于深度社会支持的获取和真实社会活动的参与则作用有限。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的确能够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但使用的方式不同，效果也迥异。如果人们更多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其幸福感会增强；但如果人们更多透过社交媒体来观察社会，其幸福感则会减弱。何晶对于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调查发现，对于他们而言，互联网只是一个简单工具和生活陪伴，互联网所具有的其他强大功能如赋权、构建职业人脉、提供职业、专业、技术信息等，还没有被意识到。袁靖华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五大障碍因素为：本地语言掌握程度、本地节目喜好度、现代城市媒介接触频率、工作权益受侵害程度、居住地交友途径。这表明，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不仅仅与媒介排斥有关，更与社会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符号排斥有关，呼应了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中的观点，推动跨文化研究从大众传播层面回归日常生活层面。

六、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总的看来，未来跨文化传播研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向有所期待：

第一，面向文化冲突本身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路径。

全球化越发展，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对资源的争夺也就越明显，文化冲突频频发生，甚至带来不可遏制的悲剧后果。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我们直面文化冲突本身，直面冲突背后的权力关系，从现象学角度出发，调整视域，看清自己所要面对的事物，在文化冲突中寻找消除误解和管理冲突的方式。只要跨文化传播的鸿沟存在，文化冲突就不能消除；只要我们抱着面对文化冲突的勇气，就可以找到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生长点。我们可以试着将关注点从文化差异性转移到文化相似性上，通过人类的文化属性来搭建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路径。

第二，突破单一的技术主义路线，转向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角度。

以构建文化软实力为旨归的国家形象研究逐步走向技术主义，忽略了国家形象建构存在于多元、开放与互动的语境，简单对待正面与负面、偏差与误读，反而会使内群体和外群体都产生对国家形象的厌倦与抵制。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对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需要突破单一的技术主义路线，转向从主体间性和文化问性角度出发，创造在多元互动中充满自我更新活力的国家形象。这就需要我们摆脱从竞争力的角度思考国家形象，反思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中心主义、单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寻找互惠性的、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文化力量，以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平等权力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以对话方式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国家形象只有进入“我与你”的对话关系之中，经由“对话的相遇”，才能促进相互理解、认可和尊重。一个可取的路径是形象传播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测量海外受众的心理感知。

第三，揭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形成属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我们活在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阴影里，导入其理论与方法，却忘记了跨文化传播理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经验，这种地方性的现代性知识被普世化的过程需要反思。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包括：如何化解发展不平衡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交流贫困”？如何重建群体间的信任关系？如何面对媒介化社会的“失联”现象？如何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建人的交流关系？这要求我们还原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加以观察，呈现中国人的跨文化交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路径，建构中国人的跨文化传播视野。

第四，在文化对话的实践中探索跨文化传播的新方法。

文化并不是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论述，而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每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发展规律并不能通过某种先验的本质去理解，而是有赖于互动。只有在互动中感知文化的相同和相异，理解并接受差异，才有可能在对话中建立互惠式的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理性要求我们彼此倾听、彼此宽容，在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上，寻找跨文化的公共空间。

责辑：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