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 中国民间摄影的青春年代

2016-05-31 08:55封戈杨方
北京青年周刊 2016年18期
关键词:沙龙摄影

封戈+杨方

四月末的周日下午,北京摄影圈发生了两件大事。圈内有一半人在参加一个名为《摄影留学后》的学术研讨会,是摄影青年们在那里交流留学国外的心得体会,探讨摄影留学对中国摄影的影响;在位于798 艺术区的映画廊,另一半人则在回忆他们的青春年代,他们也是一批真正影响过中国摄影的人。从“四五摄影”到“四月影会”,再到“现代摄影沙龙”,这三个名词书写在中国摄影史上,代表着中国摄影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当天开幕了《四月前后——1976 至1986》摄影文献展,作为该展览的学术主持和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著名策展人、摄影批评家鲍昆为我们回忆并讲述了那群曾经“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以及中国民间摄影从萌芽到崛起的那十年。

回忆一:从废品站到旧货市场抢救回的宝贝

2014 年1 月的某日,在收到影像收藏家刘钢的一条微信后,鲍昆就再也无法平静。他与一些老朋友苦寻的,当年“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的展出老照片,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中出现了。在刘钢的邀请下,鲍昆带着疑虑赶到潘家园市场的一间店铺中去鉴识这批照片。

“近年来在几次‘四月影会的纪念活动中,老朋友们都认真征询过当时老照片的留存情况,以便找机会用这些遗物呈现历史原来的情境。但遗憾的是,在有可能留存这些照片的朋友中得到回答都是——没有。”《四月前后——1976至1986》摄影文献展的前言中,鲍昆写了一篇《难忘“十年”》的文章,详细说明了这批老照片的来源以及展览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赶到潘家园后,随着一幅幅熟悉的影像在面前展开,鲍昆确认了这批史料的真实性。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鲍昆简直不能相信,三、四十年前他在中山公园、北海画舫斋和中国美术馆看到和后来参与部分选稿的一些原始照片,在此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追问源头,摊主表示这批东西是收废品的人送来的。最终刘钢收藏了这几百张照片。之后,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重现江湖的消息很快在“四月影会”老朋友们的圈子中扩散开来。当年“四月影会”《自然·社会·人》的参展者,前《中国摄影》杂志主编闻丹青找到鲍昆,想用这批照片策划展览,鲍昆也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为此事奔波起来。除了这批资料,闻丹青手上还有一批1976 年“四五摄影”时的照片,他们又从手中还有零星当年作品的老朋友和藏家那里借到一些老照片。最终挑选了二百多幅照片展出,涉及的作者超过一百位,较完整地呈现了历史原来的情境。鲍昆一直以来希望更多人了解那一段历史的愿望也终于实现。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十年呢?

回忆二:中国民间摄影的青春十年

时光回到 1976 年四月初,天安门广场上花山人海,诗歌、传单遍地,一些年轻人在慷慨激昂地朗诵诗歌悼念周恩来时,另一群年轻人拿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这里的一切。当时在月坛照相馆的鲍昆在工作中冲洗过大量这个时期的底片。打倒“四人帮”后,“四五运动”被平反,当时那批年轻人拍摄的照片最后集结成了一本画册《人民的悼念》。而这些原本并不认识的年轻摄影人在编辑《人民的悼念》的时候却因共同的爱好熟悉了起来。画册出版后,他们继续以影会友,用照片交流,形成了民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

1979 年4 月,“四月影会”主办的《自然·社会·人》第一回展览在中山公园兰室展出,在当时社会是轰动性的事件。有超过十万人次看过这个展览,刨除各种费用,3 分钱一张的门票最后居然盈余出400 多元钱。“人太多了,要排队进,屋里都是臭味,人的汗味,大家都很激动。”当时正在准备高考的鲍昆也去看了展览,“不大的两间屋里挂满了大小不一的照片,窗户上都挂了,就像现在家里的照片墙。”

1981 年,考上大学后的鲍昆送作品参加《自然·社会·人》第三回展览。“四月影会”自由、开放、民主的特质深深吸引了鲍昆,随后他便与那些主要骨干成为了朋友。

就这样连续举办了三届展览,到1982 年年初,又该讨论下一届影展的时候,大家觉得使命已经完成,决定不再继续办展。但1982 年11月,鲍昆与凌飞、马小青、古大彦在北海公园普安殿举办了一个四人联展,这也曾被许多人看作是“四月影会”的延续。

但是大家始终还是怀念“四月影会”。1985年初,由王文澜等人牵头召集原“四月影会”的一些人又筹办展览,并改名为“现代摄影沙龙”,于1985 年和1986年举办了两次影展。这两次展览基本上延续了“四月影会”三次展的精神,只是“现代摄影沙龙”增加了一个为大家服务的由18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现代摄影沙龙在1986 年第二回展之后,由于作为执委会成员的我和凌飞、吴鹏的退出,以及李晓斌、罗小韵的不参加活动,后更名为‘当代摄影学会,从而开始了有别于以往的另一个阶段,所以1986 年正好是这一段历史的完结。”鲍昆说。

鲍昆每每谈到“四月影会”的精神,都认为这是一段很棒的历史,“它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提倡一种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

回忆三:从照相馆师傅到摄影批评家

鲍昆生于1953 年,家里四个兄弟,他最小。从小就爱看各种书,十几岁时他跟着在文工团的表哥接触到了摄影。1970年底,鲍昆中学毕业,被分配到西单商场下属的西单照相馆,天天摆弄相机,给顾客照相,忙的时候还帮忙搞暗房,一干就是八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北京财贸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前身)。上学时因为有照相技术,他又被派去拍学校的各种活动。1980 年,被学校推荐加入北京高校摄影学会,在这里认识了“四月影会”的一些人,也因此参加了1981 年《自然·社会·人》第三回展,逐渐地在摄影圈崭露头角,并在《大众摄影》、《香港画报》、《现代摄影》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和文章。大学毕业后,鲍昆在被称为“钢院”的北京科技大学教美学和摄影。这个时期,他又开始了大量地读书,并结识了很多文学圈的朋友,陈建功、李陀、乌热尔图、刘索拉、史铁生、何志云、张承志、阿城、郑渊洁等。受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和文学界大环境的影响,鲍昆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八十年代后期的摄影界已非常繁荣,山头林立,而鲍昆则有些厌烦了这些事,逐渐脱离了摄影圈。

1990 年,鲍昆有机会去了德国,“想去看看西方是怎么回事”,后来则来往于中国和欧洲做生意。突然有一天,他在法兰克福的报纸上看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消息,便毅然决定回国。回来后,跟朋友开了广告公司拍电视广告,但鲍昆终究不善于做生意,经常被人骗。九十年代末期,他与经常回国的李陀联系颇多。见面一起大聊国际上各种学术思想和有趣的理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激起了鲍昆重新读书的强烈愿望。

2000 年,当时在《大众摄影》工作的老朋友闻丹青邀鲍昆写些摄影类的文章时,一开始他是拒绝的。看到李陀、陈彦谷等人编的学术杂志《视界》后颇受启发,于是答应了下来,并逐渐发表了《艺术的人体和色情人体》和《美丽风光》等系列文章。于是与以前的摄影圈老朋友们渐渐联系得也多了起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雪月风花近百年》(2004年 )、《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2004)、《记忆·寻找·重构——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影像艺术》(2007 年 )、《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精神》(2012年)等文章奠定了鲍昆的摄影理论和摄影批评家的地位。逐渐的,找鲍昆讨论和请求指点作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鲍昆也开始在国内各大摄影节、艺术展作为策展人推出很多优秀摄影家的作品。这其中包括王久良、戴翔、欧阳星凯、徐宝宽、李克君等等。如今的鲍昆更忙了,经常被邀请去各地讲课、做讲座,解读当前的摄影文化现象,传播最新的发展观念。“四月影会”是他经常会在讲座和文章中提起的,“那几次展览为后来中国的各种摄影走向挑开了头,影响至今。”

如今参与过“四五摄影”、“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的那批摄影人,年轻的也已年过花甲,年纪大的已然白发苍苍。而展厅中这二百多幅照片,是他们青春的写照。

Q&A

Q:《四月前后——1976至1986》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文献展”,为什么不是通常的摄影展?

A:文献是档案的意思,档案一定得是原件,是曾经的历史的证物,英文就是document。这次为什么用文献呢?因为展览的每张照片都必须是当年的照片。当时我和闻丹青说要做这个展览,消息一传出去,很多人打电话过来,还有很多外地的电话,说自己也拍了很多那个时候的照片,想加入这个展览。我说,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单纯的做一个历史照片展,而是限定于30多年前的《自然·社会·人》三期展览和“现代摄影沙龙”两次展览上的照片。没参加那几个展览的照片,就没资格参加这个展。

Q:你在展览前言中说,第一次《自然·社会·人》结束后,展览的照片被一位姓黄的香港先生带走出画册了,而黄先生因为出国等原因早已联系不上,这次展览的照片大部分是当年送展的样片,送展样片与展览的原片差距大吗?

A:不大。比如王志平的《海上一辈子》,当年做照片的时候,他多给自己放了两张,所以是同一批的照片。并且当时很多人送作品,一送就是两张,就留下了一张没有被黄先生带走。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洗出来挺不容易的,展完后就拿回家了,比如李晓斌的作品,他大部分都拿回家了。所以我们这次也有一些从作者自己手中征集来的老照片展出,

Q:这个展是从1976到1986年这十年,为什么不是从1979年“四月影会”第一回展开始,而是从“四五摄影”开始?

A:在1976年以前,都是官方的摄影,摆拍的那种。而1976年以后这些图片你看着觉得还是摄影,但它的拍摄主体变了,是人民百姓了,是普通老百姓拍的照片了。拍摄也不是按照谁的的要求,而是自己的意志,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像王志平、李晓斌、罗小韵等,都从“四五摄影”来的,所以1976年是这个改变的开始,有了“四五摄影”才有后来的“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他们的主体都是同一批人。

Q:为什么是这一拨人主导了这场改变?他们倡导的是哪种精神?

A:历史的因缘际会吧。“四月影会”的时候,大家展现的是民主、独立、自由的精神。第一,大家随便拿片子,谁都可以送片子过来,作品的展出是协商的结果;第二,没人审查,强调是反映自己的生活、眼界,是一种独立意识。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Q:“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的几次展览对全国的摄影者有什么影响?

A:全国各地喜欢摄影的人都来看展,“现代摄影沙龙”改成“当代摄影学会”后,各种学会也多了起来。早期北京有“广角摄影学会”,后来有陕西的胡武功、侯登科等人的陕西群体,还有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就空前繁荣起来了。

Q:你为国内各大摄影节作为策展人策划展览和推出新人新作,你是怎样帮助他们提高作品水准的?

A:在我的策展中,我要帮助他们提升主题,理清思路。有的摄影师在理论、实践等方面存在不足,策展人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Q:你现在也是天津美院摄影系的特聘教授,对中国目前的摄影教育有什么看法?

A:摄影是一个非常容易掌握的技术媒介,所以摄影的教学必须改变早期摄影教育中单纯技术化的倾向。而摄影的简单性又恰恰给它带来了表达的复杂性,照片往往可以收进千奇百怪的内容,如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所以,摄影的教学应该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重点,注重照片影像从这些角度的分析,让学生从摄影出发,多角度地面对复杂的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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