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散记（三章）

陈德根

大塘茶语

远远地，就看到小镇笼罩在缭绕的雾霭之中。

从长途大巴车下来，站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视野里的陌生，让我突然有些恍惚。在雾中看去，楼群比我几年前离开时高大了许多，层层叠叠的，沿着山势逶迤，街巷随着路人影影绰绰地一个劲地晃。

二弟的车，风驰电掣般驶出镇中心，连绵不绝的田坝映入眼帘。麦田和油菜与河流相互环绕，这些母性泛滥的事物，仿佛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点缀那些沉静而郁郁葱葱的峰峦。

再远一些的苍山，则惬意地卧在云海之间。我惊讶地发现那玉带似的缠绕着各个村寨的居然是水泥混凝土路，若不是二弟的解说和间或驶过的摩托车、汽车，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和几年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想起离开家的那天，我们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泥泞不堪的泥巴路上，一不留神，走几步就会踩到散落的牛马粪便，空气中弥漫着淤积不散的土腥味。

采茶姑娘的山歌一下子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凝神细听，她们唱的是：“三月采茶茶叶青，妹在家中织手巾。中间织起茶花朵，两边织起采茶人……”

我这才知道，山峦上，在畦陌中起伏的，是无穷无尽绵延不绝的茶树林。

父亲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也好几年光景了，他对我说，乡亲们这些年有的靠出门务工挣钱，有的经商，有的发展副业劳动致富。果不其然，我溜达了小半圈，看到村里多了几辆小轿车，停在气派的小洋楼前。

家乡的小镇名为大塘，位于贵州省南部，隶属平塘县。清乾隆四年（1739年），设置定番州判分驻大塘，其时称大塘州判或大塘理苗州。民国三年（1914年），撤大塘州判，设置大塘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撤平州、大塘两县，合并设置平塘县。大塘镇的前身称为西关区大塘乡，后来撤区并乡，设镇建制。大塘是县内一个规模较大，幅员较广的镇，也是海拔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1400米，因此又有“小西藏”之称。

大塘镇由于地形、气候独特，终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云遮雾罩，盛产的毛尖茶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此物叶片细小短薄，嫩绿匀齐，冲泡后香高持久，滋味浓醇，回甘生津，汤色明亮清澈。形可与太湖碧螺春并提，质能同信阳毛尖媲美。

一旦回乡，有几个人不得不见。其中一个是石国垚，在镇民们眼里，他绝对算得上一个不多见的以实干著称的年轻人。他有过几年使人羡慕的军旅生涯，退伍后，在镇政府谋了一份职。当过很多年的驻村干部，驻村期间，他吃住在农家，忙在田间地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口碑，及至后来他转岗，仍然把驻过的村子当做婆家一般来行走。

说起大塘的茶叶产业，石国垚如数家珍，规模十万亩的茶园，在他看来，是镇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金山银山。他娓娓说起茶文化活动周，茶体育竞技，最美茶仙子选拔赛，我们好几次都没能打断他的话茬。

乡亲们喜欢结伴坐在傍晚的村头，一边摆龙门阵，一边远眺在云雾间浮沉的茶园。这些茶，不过原是生于斯长于斯供他们日常解渴解乏的山野茶罢了。后来政府招商引资，改良了品种，改进了工艺流程，修成了正果。身在深闺沉寂太久的大塘茶叶重新进入公众的视线，国内外市场不约而同地伸出了橄榄枝。

原先慢节奏生活的钟，悄悄地被别人调快了，乡亲们对我说。他们话里所谓的别人，是镇里的干部，技术员，外地客商。从整体到个体的规划，再到组建茶叶专业合作社，平静的乡村生活掀起了波澜。

原先，外人的介入，是深受山民们敌视的。乡亲们原先对陌生人的出自本能的排斥，很快随着蒸蒸日上的经济效益而土崩瓦解。

面对慕名而来的，络绎不绝的客人的时候，茶叶和茶园渐渐成为乡亲们的谈资，连绵不绝的茶山成了他们的底气。现代和传统在交融，并一点点渗进他们的生活。

返回的路上，我们依旧被茶园的广袤和厚重所震撼，谁都没有作声。

满坡满岭的茶树在摇曳，万亩茶园尽处，春天正在走向深处。

“四月采茶忙又忙，丢下茶盖去插秧。插得秧来茶易老，采得茶来秧易黄……”风中，飘荡着采茶姑娘悦耳的歌声。

二婶

回村的路上，陌生的孩童们警觉的眼神，使我明白，一个被城市和村庄所抛弃的人，终究成为自己的敌人，终究成了故乡的客人。

闻讯来接我的二婶更老了，她不由分说拉着我的行李箱，不甘示弱地要把我甩在身后。二婶满头白发刚细心地梳理过，服帖地盘在头顶。只有她回头望着我笑，笑容里还有几分她年轻时的模样。

后山上，吹了很多年的风还在草木间穿梭，呼啦啦地扑向远处的山坳。村前，古老的河流不紧不慢，它就这样流淌几千年，可村里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源头和终点。

寨子方圆数里，原本属于我的山河依旧一派锦绣。

下了一场清明雨，祖宗的坟在对门坡的坡脚旁，等着子孙后代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祭奠。祖坟上的杂草被族人提前连根拔掉了，阳光下，墓石上的苔藓生机盎然。那些奄奄一息的草被人细心地拢成一捆，堆在一株苍翠的柏树脚下，这棵古树在一个雨夜被雷硬生生地劈去半边身子，但是它却活得比寨子里的任何一位老人都还要久。

二婶也停了下来，双手叉着腰，反复打量我，然后笑。

我一遍又一遍读着墓碑上那些熟悉的文字，看着阳光照着那些新鲜的供品，泛出暖洋洋的光泽，我才感到些许安慰，至少我们还能够替他们活着，继续爱着方圆数里他们熟悉的风物。

二婶催促我走，我顺从地与她并排，她仍然像小时候那样牵着我的手，一手拖着拉杆箱。咣当咣当的响声里，她的白发，塌陷下去的眼窝和脸颊，让我鼻子发酸。摸着她的衣袖，我不由想起我小时候的天空，它有着无边无际无遮无拦的高远以及大海一般的蓝，几乎每一天，都有几朵白云自由地，悠悠地游走。

在族人的印象中，二叔和二婶关系并不融洽，经常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有时吵着吵着，就会动起手来，是那种结结实实货真价实的交手，直到有一方挂彩才肯善罢甘休。毫无例外吃亏的总是二婶，但她脾气倔，加之心气甚高，从不会讨饶。每次打骂，我们总会看到二婶满脸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不要命地往木板墙上磕，直到把自己磕得鼻青脸肿。再后来，人们经常会看到她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伏在走廊的栏杆上呆呆地望着远山和天上的残云。大概，二婶的酒瘾就是那个时候染上的。

一旦忙完地里的农活，百无聊赖乡亲们聚在一起推牌九、搓麻将。只有二婶愿意亲近寨子里的小孩，除了讲许多她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她还喜欢不厌烦地向我们描述她婚礼当天的情景。

二婶眯着眼睛，打起手势模仿吹唢呐的人，于是那些雇来吹唢呐的乐手，无比陶醉地在她的话里仰着脸，足下一双簇新的解放鞋扑棱扑棱有节奏地在土路上腾起满眼的尘土。天上，有几朵白云跟在后面，且走且停。

听二婶重复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六七岁的模样，我们和二婶话里的唢呐手似的无一例外地仰着头，齐刷刷地望着尖尖的，毛耸耸的草垛，草垛上是大海一般的天空。天空有着无边无际无遮无拦的高和远，有着让我们羡慕的自由自在的云朵。

据知情人透露，二婶的善饮，是有源可溯的，从她祖父往上数几辈，靠酿酒卖酒为生，熏陶和锤炼了他们的海量。

有一次，二婶说，人活一辈子，无非和自己较劲，剩下的事情就是衰老了。直到很多年过去，我当了父亲，才明白，目不识丁的二婶居然说出了这番具有哲学意味的话。

这个时候，我已随村人南下，在别人的城市里苦苦谋生，一遍又一遍地和自己较劲。我在好不容易闲下来的时候，才会想起二婶和她反复说过的蓝天，一脸陶醉的唢呐手和路上扑腾的尘土。

我常想，她和二叔都已步入暮年，还会僵持不下，势如水火吗？

我记起，上一次见二婶，是在二叔的葬礼上。二婶在人前痛痛快快哭了一场。乡亲们都沉默着，没有人去劝。也许谁都明白，人与时间，人与人的纠葛是无法摆脱的，有些恩恩怨怨即使死亡也拿它们毫无办法。

二婶早就放下了心里的石头，她平时拜拜佛，念念经，时常到二叔的坟地拔拔草。

我离开家的那天，二婶对我说，从生，再到死，不过就是要让我们懂得把所有事情适时地放一放，把心结解开。

从容淡然老去的二婶，分明找到了一个个让自己与自己，让自己与世界和解的理由，让自己释然。

对门坡

隔着一条河，就看见映山红从坡脚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坡顶怒放。族人的坟地，也从山腰埋到了坡顶，坟头草憋足了力气，使劲地绿，墓碑清一色的白，仿佛一扇扇敲不开的门。

我看了很久，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的屋顶冒出炊烟。

只有站在对门坡上，才可以俯瞰越来越辽阔越来越空洞的寨子。

那是我回到家之后迎来的第一个早晨，雾气浓得化不开，肉眼看不清五步之外的物体。寨子南边突然轰隆隆一阵火炮声吵醒了我。侧耳听去，炮声里夹杂着妇孺悲痛的哭泣，我推开窗，一户人家的房顶正徐徐地挂出三面送行白幡。父亲使劲咳出一口浓痰，清了清嗓子说，一准是土林他爹逝去了。

土林是我的童年玩伴，我到浙江打工后，联系渐渐少了。听说他还独身，还听说他整日酗酒，跟他胞兄水火不容，兄弟俩数次持刀抡棍互殴。听到这些传闻，我吃惊不已，是什么改变了曾经胆小怕事的土林？平静的乡村生活，究竟是哪儿出了纰漏，让一对亲兄弟同室操戈？

听我嘀咕，父亲说，土林爱上了他嫂子。对于男女私情，乡下人往往所指不甚明确，说得极其隐晦。我“哦”了一声，像是都明白了，又像是什么都没明白。

为土林爹净身穿衣时，我扫视了两圈，还是没有能够在人群里看到土林的胞兄土万。及至后来整个丧事，都没有看到土万现身。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年轻人现身，我顿时想起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过，寨子里难觅年轻人的踪迹，他们都出远门打工去了。

年轻人还会回来吗？他们回得来吗？拉住路过我身边的任何一个叔伯，我给他们敬了香烟，最终还是硬生生地把话咽到肚子里。

权且把这当作又一个秘密吧。我对自己说。

这些秘密还包括老迈得厉害的父辈们，以及寨子里多出来的我不认识，也不认识我的晚辈们，我无从知道，我走之后，村庄究竟又经历了怎样的变故。

但是我必须接受要去面对一些本身就没有答案的秘密。

这些秘密包括突然间消失了的，对于死亡的恐惧。那一天，下了一夜淅淅沥沥的雨之后，沉甸甸的雾气不见了。太阳光从后山直射过来，投在我家门前的晒坝上。晒坝位于向阳的一块地坪，边角乱糟糟地堆放着玉米秸秆、稻草。稻草下露出一层塑料薄膜，薄膜下面是一具棺材，沉重、肃穆、忧郁，我知道，这就是无法回避的死亡的气息。

没等我问，父亲笑着告诉我，棺材是他的。是他利用冬闲央求木匠割好的。父亲骄傲地补充说，那漆产自自家种了多年的漆树。

父亲给自己准备的棺材静静地卧在阳光底下的稻草垛里，几只土狗虚张声势地相互撕咬着，孩童们在拼命地相互追逐。旁边一溜儿坐着几个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的老人。我顺着父亲的手望去，二大爷、三公、七公……土林的哥哥土万居然戴着棉帽，混迹于一堆老人中间。我揉了揉眼，问父亲那小老头可是土万。父亲苦笑说，千真万确。

父亲犹豫了半晌，嘴唇哆嗦着，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告诉我，土林哥俩闹翻后，土万的老婆去浙江打工，不料跟人跑了，四处苦寻不得，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后来就疯癫了，清醒时，跟在老人后面晒晒日头，到镇上捡垃圾卖；糊涂时，撵着鸡鸭鹅和孩子们满寨子跑，孩子们谈土万而色变，怕得要命。

脚下绿油油的青草温顺地伏向大地，我知道，这是春天到来不久，新长出来的一茬。

山顶上的灌木丛，在风中噗噗噗噗地响个不停。不远处的草丛里躺着半块残缺的墓碑，我隐约想起，小时候老辈子们告诉过我们，那是一个外地客商的坟，客死他乡后，家人曾来访过，修了坟，立了碑。每年清明翻山越岭来给亡人挂青，扫墓。若干年后，不再有人过问，于是牛踩马踏，雨水侵蚀，终究夷为平地。

从坡顶看去，晒坝上的老人和孩子小如蝼蚁，乡亲们新盖的洋房像散落一地的积木。寨子前的河因疏于治理而断流，裸露着犬牙交错的河床。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与绝望，当若干年后，我回来，该怎么辨认出我的故乡？

在土林爹的葬礼上，唢呐手卖力地吹奏着哀乐，亲朋们从四处赶来，陆续加入送葬的队伍。

我们披麻戴孝，抬着棺柩在晨光中缓缓地爬坡上坎。我知道，若干年后，我最终也会在这里老去，死去。在一个霞光普照的早晨，那些年轻的后人为我举行一场热闹的葬礼。

我要走的前几天，下着无止无休的雨。好不容易雨过天晴，我一个人又爬上了对门坡。土林爹的坟在连日大雨冲刷下，低矮了许多，坟头上的草在狂风中倔强地挺立，微微地绽出了嫩芽。那些花篮、花圈混在泥浆里，那些红，那些白，仿佛大雨的残骸，触目惊心。

我的脚下，父亲豢养多年的土狗阿黑甩着大尾巴“扑哧扑哧”拍打着尘土。它有着健硕的体格和一双充血的大眼睛，它死死咬住我的裤脚。及至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才不甘心地松口，围着我不安地转圈，我看得出它是害怕从山脚下赶来的父亲的，我从它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当初在父亲面前畏畏缩缩的模样。

它低低地吠，前脚使劲刨着泥土，父亲并不看我，也不看阿黑，只顾垂首喘气。我喊他坐一坐，父亲伸手接过我递给他的香烟，顺从地在我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叭叭地吸着。我转眼去看父亲，他隐在缭绕烟圈中的脸疲惫而苍老，岁月在那上面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也消泯了他一腔的怒火。阿黑慌慌张张地兜圈子，父亲居然没有像往常那样抬腿就踢，只是低低地吆喝了一声，那狗却懂了，识趣地蹲在我们身边，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

我们望着山下的寨子出了神。

我和父亲说了很多话，但他总是避着我的视线，说话时眼睛望着别处。我不自觉地抬手，搭在他瘦削的肩头上，他试图挣脱，我暗暗加了点儿劲，父亲不再拒绝。我想起，在我年少时，多少次依偎在父亲身旁，我们坐在对门坡上，看一轮落日慢慢地挣脱悬崖边的树丛，坠到山涧中，不见了。

山上开满了映山红，但深陷夜色中一座山，无疑是孤独无依的。那些默然的坟茔加深了一座山的孤独，并感染了我和父亲。

我们同时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一前一后向山下走去。

在山腰，我和父亲都听到喜庆的唢呐声，鞭炮声铺天盖地，那是邻近的寨子有人在迎娶新娘。

此时，母亲长眠在下山的路边上，坟上开满了野花，近旁，我们种下的松柏，在簌簌摆动。我想起多年前，年轻的母亲站在门口，对着对门坡大声喊我的名字，她圆润的声音从坡上溜溜地滑下来：吃——饭——了！

喊着喊着，我就长大了。于是，母亲送我去远行。

我们的脚边，坡上一嘟噜一嘟噜的映山红，被风追赶着，跌跌撞撞地朝山下奔去，仿佛急切地要与自己牵肠挂肚的亲人和故交相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