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沦丧：无理索取“赡养费”，母女反目梦一场

文/一海

亲情沦丧：无理索取“赡养费”，母女反目梦一场

文/一海

姚老太太年逾八旬，膝下的一儿一女早已成人。本应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姚老太却与女儿因“赡养”纠纷发生激烈矛盾，最后将女儿诉至法院，索要数百万元的“赡养费”。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母亲借“赡养”之名，向女儿索要巨额财物的赡养纠纷案，判决驳回了姚老太的诉讼请求，一起母女、兄妹因为金钱反目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远赴“三线”困苦生活中充满温情

姚老太太一家都是北京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姚老太和丈夫响应国家号召，远赴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姚老太在当地一家化工厂工作，工作辛苦、条件恶劣。房晓林和房晓红兄妹俩随父母在贵州生活。尽管生活艰苦，但一家人互敬互爱，生活也是其乐融融。姚老太及丈夫工作忙碌，经常无暇照顾孩子，年幼的房晓林就经常帮父母照顾妹妹，替父母到幼儿园接妹妹放学。放学后，带着妹妹一起玩耍，有好吃的一起分享，妹妹也非常依恋哥哥。上学后，兄妹俩经常在一起学习，哥哥经常辅导妹妹功课。多年的刻苦学习和相互帮助，兄妹俩都考入了大学。父母即将退休，儿女也都成才，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似乎已经开始。

儿女成人 一家人天各一方

房晓林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姚老太和丈夫都是北京人，虽远在贵州，但思念故土，希望叶落归根，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离开贵州，投奔在北京的儿子。姚老太希望儿女都在身边，通过各种关系在北京给女儿找了份工作。但这个工作房晓红并不喜欢，也不能解决户口，当时恰逢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工作机会多，房晓红就离开北京，远赴深圳，到深圳一家公司工作。经过几年打拼，房晓红的事业越做越顺，逐渐成长为公司骨干，并凭借个人能力一直做到中层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公司也发展成一家著名的上市公司。在深圳工作期间，房晓红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与同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小姜组成了家庭，生活平静而幸福。

而姚老太夫妇和儿子在北京的生活就不那么如意了。姚老太和丈夫离开北京多年，在北京已没有房产，多年的工人生涯，他们也没有多少积蓄，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退休金。房晓林自1998年开始炒股，就从单位离职，失业在家。一家人没有房子，只能租房居住。姚老太和老伴年老多病，房租和生活费都靠房晓红帮衬。

不愿租房 要女儿买房起纠纷

尽管姚老太夫妇在贵州有房产，但他们不愿意在贵州生活，和儿子一家三口在北京租房居住，租房生活的不便，使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渴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可姚老太夫妇没有积蓄，儿子房晓林失业在家，没有收入，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买得起房子。

姚老太在和贵州老同事聊天的时候听说深圳的公司工资都非常高，还给员工分配股权，某某的儿子在深圳工作，几年时间就给自己父母和岳父母各买了一套房。自己的女儿房晓红在深圳的大公司工作，她肯定有钱，给自己的父母哥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也是应该的！

2002年的时候，姚老太和儿子看中了望京一套130多平米的大三居，总价60多万元。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房晓红，让房晓红迅速汇来60万元，给他们交购房款。

房晓红很为难。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虽然是公司的骨干，但收入并不像父母哥哥认为的那么多。她也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她的孩子由于母婴传播，也患有肝病，每个月都有很大一笔医疗费支出。她家里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没有60万元，况且一家人还要生活。房晓红拿不出这些钱，就和父母哥哥商量，先付一部分首付，房子写他们夫妻俩的名字，贷款由他们夫妻俩还，父母和哥哥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无限期地住。

哥哥房晓林不愿意了，他认为妹妹是有钱故意不给他们，冷漠无情。姚老太和老伴也觉得女儿不孝顺，她哥哥混的这么惨，她竟然还不帮她哥哥买房？！一家人的关系日渐紧张。

赴深大闹 不顾亲情只为钱

姚老太认为，自己年轻时吃了很多苦，到老了应该享享福。儿子房晓林年逾不惑，还单身一人，无房无工作。自己不能帮儿子买房，有钱的女儿就应该帮他哥哥实现在北京买房成家、娶妻生子的愿望。儿子有了房子，就能娶到媳妇，她就能抱上孙子了。儿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帮儿子把女儿名下的股权要过来，儿子就能有固定的收入，她和老伴走后就不愁儿子的生活了。

在这种愿望支撑下，姚老太不断地给房晓红打电话、发信件，要求房晓红给钱给股权。

2002年的一天，房晓林来到房晓红的公司门口，打电话约房晓红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房晓红和丈夫小姜赴约时，发现房晓林早已等在那里。双方坐定，房晓林拿出一份材料，在房晓红和小姜面前晃了晃，说：“这份文件值100万。你们如果不想让它公之于众，就掏100万买下它！”房晓红和小姜一看，上面是房晓林杜撰的关于她和小姜不孝敬父母，不念手足亲情，为富不仁，道德败坏等内容。房晓红和小姜十分气愤，没想到哥哥为了钱竟然这么干！坚决不再答应支付购房款。

眼看这一招要不来钱，房晓林和母亲姚老太开始采取别的办法。他们到房晓红居住的社区和公司大闹，逢人便宣扬房晓红的“恶行”，还向房晓红的领导告状，让领导监督她给钱给股权。姚老太母子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司秩序，公司的党委负责人接待了他们。了解到实际情况，公司的党委负责人告诉他们：“别说房晓红作为一个普通员工，没有这些钱，就是我这样一个公司领导，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即使她有钱，她的钱也属于她的个人财产，任何人都无权支配。房晓红名下也没有公司的股权。”姚老太母子不满公司的处理方式，多次前往公司闹事。房晓红不堪其扰，寻求父亲的帮助。父亲对她说：“我也不赞同你妈和你哥的处理方式，他们太过激了。但我要救我儿子，也没办法。”眼看父亲阻止不了母亲和哥哥的疯狂举动，房晓红只好对他们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的工作就要丢了。我工作丢了，谁来给你们钱？”姚老太母子终于不再闹了。

但母亲和哥哥持续不断的骚扰，让房晓红身心俱疲。为了彻底解决与父母兄长的纠纷，2004年，房晓红与父母和哥哥签署了《房晓红赡养父母的法律协议》，约定房晓红一次性给付父母50万元的“终身赡养费”，不再负担父母今后的任何费用；房晓林与房晓红断绝兄妹关系，房晓林今后不得代表父母向房晓红提任何要求。协议签订后，房晓红抵押了自己和丈夫的房子，向银行贷了款，加上家里全部积蓄，凑够了50万元，分三次给姚老太汇了过去。“赡养”问题终于告一段落，一家人平静地生活了几年。

亲情沦丧 再提买房对簿公堂

姚老太的老伴病重后，姚老太夫妇和儿子回到贵州。2009年，姚老太的老伴去世，姚老太和儿子又搬到北京，在北京租房居住。房晓红主动承担了母亲和哥哥在北京的租房费用。尽管女儿已经给了50万元的“终身赡养费”，但姚老太还是觉得女儿应该给自己买房，应该把股权给儿子，又开始多次向女儿索要购房款和股权。被女儿拒绝后，2014年，姚老太将女儿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女儿支付自2009年10月1日起每月8000元的赡养费；要求女儿支付300万元的购房款；要求女儿将自己名下的公司股权变更到她名下；还要求女儿每月到北京看望照顾她。姚老太还要求把房晓红公司的领导追加为第三人，她认为房晓红公司的领导没有督促她给父母购房款和股权，属于失职，应该和房晓红一起来法院应诉。

面对母亲的诸多诉讼请求，房晓红无奈地表示，她不是不愿意赡养母亲，她愿意将母亲接到深圳来照顾赡养，可母亲不同意。她已经给了父母50万元的赡养费，并当庭出示了汇款凭证。房晓红还表示，她现在已经患上严重的肝硬化，并已从公司离职，没有了收入，没有能力再满足母亲的那些要求。

姚老太认可女儿给过她50万元，但不认可那是“赡养费”，并认为女儿即使患了肝硬化，也不影响工作，也有能力满足她的那些要求。

两审判决 索财梦想一场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房晓红公司的领导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姚老太要求追加房晓红公司领导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驳回了姚老太的追加申请。姚老太已经与房晓红达成协议支付50万元后房晓红不再负担赡养义务，且房晓红已实际履行。鉴于房晓红支付的赡养费数额较大，姚老太再行主张赡养费已无依据，但出于道义人伦，房晓红仍应支付一定的赡养费，因此判决房晓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向姚老太支付赡养费200元，驳回了姚老太的其他诉讼请求。

姚老太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支持她的诉讼请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姚老太在贵州有住房和退休金，生活是有保障的，她与女儿房晓红已经签订了赡养父母的协议，并已经履行，无权再要求女儿支付赡养费；且姚老太没有证据证明房晓红曾承诺出资300万元给她买房和将股权转让给她，故对姚老太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一审法院判决房晓红每月给付姚老太200元赡养费，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不持异议，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编后语：

一场借亲情之名，索要巨额财物的“赡养”纠纷，就此画上了句号。赡养费是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主张赡养费，应该考虑子女的经济能力和自己的实际需求，不能不顾子女的实际情况，借“赡养”之名狮子大开口。手心手背都是肉，心中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借“赡养”之名违背法律、不择手段压榨女儿，姚老太偏心一不该；儿女均已成年，应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姚老太以儿子落魄、女儿富贵为由强行为儿子索要财物，姚老太对儿子溺爱二不该；不顾手足亲情，采取敲诈、闹事的方式向妹妹索要财物，房晓林冷血三不该。尽管法律对这起闹剧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但被严重伤害的亲情，是否还能弥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