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学与书学之关系述要

梅春林

清代国学与书学之关系述要

梅春林

碑学复兴，当归功于国学热风浸淫之故也。

中国书学，自晋唐而繁荣昌盛，继书圣横空出世，兰亭雅集胜地成为千古文人向往的精神之栖息之所。宋元崇尚帖学，斯风尤烈。二王书风，昉于六朝，启秀于唐代，风靡于有宋。宋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三年（992），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共计四百多件作品，刻于秘阁，历来被奉为“法帖之祖”，世传为阁帖是也。元明之际，亦重帖学，染翰临池，无殊前贤；山川炳灵，才士间出。清代书学，历顺康之生息，乾嘉之鼎盛，国运阜昌，民有余粟；士大夫退食之余，每优游翰墨，故书家如雨后春笋，流派纷呈，蔚为壮观。虽咸同以降，内外处于多事之秋，而余泽弗斩，况乎金石文字考据之学术研究，染及书坛；碑学新倡，篆隶名家辈出，又宋元之所未有，宜有述要之故也。

夫书法之为艺术，惟中国所特有。古人有“书画同源”之说，气韵生动，正不独于画也。昔李阳冰论书谓：“于天地山川得其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其经纬昭回之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幽于鬼神之情状，细至于喜怒舒惨，莫不毕载。”前贤书论均叙书法旨要，以为书法者，外则取象万物，内求诸心，足以寄托情怀，抒写性灵；是以秉性既异，神形必殊，刚柔不同，各尽其致。故北海之书，如间雷电，大海扬波；河南之书，如美女婵娟，吐苏杨柳；知善书者皆独有造诣也。清代诸贤，又何不独然？岂可以一言述焉？不过一代风气，足以移俗，贤者弗免。故欲知清代书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宜明清代学术之源流，则提纲挈领，举一隅而三反矣。

观清代学术思想脉络，乃上承明代之学。有明一代之学，至阳明而始大。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不尚支离，独反求吾心。《传习录》有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熊十力于此言注云：“阳明所谓精灵，即《易》之乾元。乾元，本体也。《易》于乾，曰纯精粹也。言本体纯净，无有杂染。又曰大明。言本体无有迷暗。阳明说良知为精灵者，精即精净义，灵即大明义。”《传习录》又曰：“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熊十力又在此言下注云：“人本禀此良知以生，但即生，则易役于形，而昧其良知，故须复。”《传习录》又曰：“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又曰：“圣人只是顺其良知发用。天地万物，但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韦庐以为，阳明良知之学，实即发挥个性之呼声也。时人既苦程朱之束缚，乃靡然从之。其弟子秦州龙溪之徒，复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故末流乃入狂禅。奇行侠节，几非名教之所能络；而以狂言诡服，骇俗欺世者，亦往往出焉。若夫词章之士，则骋其才华，风流自赏，尤放诞不羁；或流连于林野，或沉溺于丝竹，或放情于山水，或盘桓于园林。观清余怀《板桥杂记》所载，明季才士风流，犹灼然可见焉。及至明亡，满人入主中华，亭林、梨洲、傅山诸大儒，身历国变之痛，睹甲申之祸，乃薄明人之空疏，欲以朴学之力，行经世致用，从国学之根基做起，以救其弊。下逮康雍乾三世，文字之狱屡兴，士之稍言国事者，动辄得咎，于是群儒结舌，万马齐喑，惟考古是遁，经世之学乃一变而为考据之学，此乾嘉“朴学”之所由来也。及其流风未沫，溥及宇内，即豪放之士，如洪江北、龚定庵辈，犹兼擅经史；顾亭林《日知录》润泽后学，则风气之移入书学界，深邃的金石文字考据之学术成果，浸染书魂，为碑学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石。古人云：书为心画。致良知于翰墨，可避文祸，可浇胸中块磊，是清代文人独善其身的好手段。可谓是：“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亦可曰“书言志”也。以此门径考察清代书学特色，可归纳为二项：一曰篆隶之盛，一曰碑学复兴。何以明之，分述如下。

一、篆隶之盛

自行楷盛而篆隶衰，唐宋两代，惟李阳冰、徐铉二家最负篆名，故王懿荣曰：“自徐铉后，历宋元明三朝，能篆书者，止赵吴兴一人。”言虽似过，然元明人之工篆隶者，固属寥寥也。明代工篆隶者，惟李东阳、文徵明二人而已。乾嘉以后，小学大盛，书家遂多能篆隶。乾隆时，博学鸿儒洪江北（亮吉）、钱坫诸公，开书篆风气之先，均以考据之余，游于斯艺。江北咸自李阳冰而上溯秦篆，以瘦劲为宗。钱坫亦法少温、相斯，间取汉篆，书功甚深；晚岁病右臂，居然能以左手作篆，人尤珍之。钱坫尝自言梦见李阳冰授以笔法，书乃大进，虽近虚诞，顾至诚感通，形诸梦寐，理或宜然，而其用心之苦，只能为智者道也。隶书因易识易辨，随着清代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了一大批隶书名家。清初书坛老手王铎，隶书十分了得，惜被行草书名所淹，鲜为人知，故传世很少。韦庐所藏王铎隶书《八关斋会记》，字大如拳，长篇巨册，是王铎晚年（五十五岁）时的精心之作，介于隶、楷之间，笔法劲利挺拔，正侧并用，暗合汉简意韵，却又比汉简醇雅，有拔俗之气。如此富有新意的长篇佳作，国内久未见出版传播，良可叹也。清代中叶擅隶书名家，数倍于前，群星灿烂。最负盛名的要数邓顽伯、金冬心二巨匠。二人皆布衣一介，继往开来，堪称斯学艺祖。完白之篆，宗少温、李斯，并博取石鼓钟鼎，遂淹贯融通，绝艺斯成，篆书笔力沉雄，为功力派鼻祖。八分宗《史晨》《华山》，又参之《白石神君》《乙瑛》诸碑，淳质遒丽，冲和中正，大气磅礴。自称曰：“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非自矜也。

金农号冬心，为“扬州八怪”之一。《冬心先生集》尝云：“自《五凤石刻》，下于汉唐八分之流别，心摹手追，私谓得其神骨，不减李潮一字百金也。”所作漆书，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现在看他的隶书风格，竟和20世纪初大量出土的汉简墨迹风貌暗合。与邓完白不同的是，金冬心首先是一位诗人，更以画名传世，格高意远，已超出书苑蹊径，是清代风格独特的文人书法家。

分隶除完白、冬心二布衣外，墨卿分隶足以与二人并驾齐驱，鼎足而三，领袖群伦。其他工分隶代表人物，有桂未谷、黄小松、陈鸿寿、钱泳、张廷济、何绍基诸家。

未谷业精小学，书乃其余事，分书出于《华山》《娄寿》诸碑，平实端厚，亦时有逸气。小松兼擅篆刻六法，分书亦萧散、淡泊，一如其画。曼生亦工治印，其隶书则以奇逸、奔放见长。钱泳在乾嘉之世，隶书名籍公卿间。张廷济精金石之学，行楷渊茂，出于鲁公、元章，分书尤朴茂有致。道州虽以行楷名世，实则分书功力最深，貌草率而实凝练，品在真行之上。

二、碑学复兴

碑学为中国书学之基本功夫，不寝馈此道而言书学者，是犹无根之花、无源之水耳。论其嬗变：实渊于篆籀，大成于汉魏，蜕进于晋唐，晦霾于宋元，复兴于清代。汉代两百年间，立碑之风极盛。《护德瓶斋涉笔》载：《隶释》，汉碑碣二百五十八；《字源》，汉碑三百有九；祝嘉《汉碑录》，见汉碑达七百余种。迄今传世完整者，仅有百余种。碑学历南北朝以至隋唐，如日中天。虽南朝晋宋梁陈等书法，浸润一时，而魏隋之书，足以左右之也。南碑北碑，字颇相类。直至赵宋阁帖盛行，明清馆阁书体继而参错其间，素尚整齐，虽穷极工致，终桎梏性灵，洵书学之大厄也。书以干禄，唐以后皆然，至清初尤甚焉。历来帖派，不重中原碑版，目北派为左道，乃碑学之厄耳。《语石》载，钱竹汀先生曰：“相传明祖营治都城，尽辇碑石为街道，为所毁无疑。”呜呼，此亦斯文之浩劫也。宋元明之帖学流风滥觞，夫以韵俗笔弱之伪书，振导书坛，无怪阴霾四布，碑学蒙尘矣。

后人论碑学与帖学，几相异于水火。然谛审二王书法，世虽目为南派，然羲之钟傅，同出《华山》；世传《兰亭》摹本，以神龙定武二本为主要。尤以定武为近真，定武为欧书。欧胎息魏《大代华岳庙碑》，故今人不识《兰亭》真面目，而以欧书推之，不难想见其严峻遒劲之致。故王书实自碑而来，后世学者，不先从碑石入手，直买椟还珠而已。傅山为明末清初大书家，论书主拙，力颂平原。刘石庵出，以古拙之笔，矫正颓风。邓完白潜心篆刻，乃上追金石之书。包世臣继之，力扬山东秦汉以来之古碑，及云峰山摩崖与《郑道昭碑》，著书立说，掀起波澜，成为碑学领袖。何子贞邃于小学，精于碑版，书法自平原上追周秦两汉，尤精《黑女》，故所书能天骨开张，机杼独运，自成面貌也。道咸以来，至乎同光两朝，碑学已成显学，其间，名家星耀河汉，类多以碑学名世。如吴让之、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沈曾植、李梅庵、杨守敬诸家，项背相望，可谓奇峰突起，造成清代碑学欣欣向荣之鼎盛局面，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皆臻于至善，启发后学。自此，碑学与帖学并峙书坛。金石收藏、考据亦风起云涌。加之三代鼎彝重器，出土日众，士大夫争相购求。阮芸台之“积古斋”、张廷济之“清仪阁”，收藏吉金甚富。流风所趋，士以不知金石《说文》者，几不为士林所齿。碑学复兴，自清末始，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至今方兴未艾，当归功于国学热风浸淫之故也。

邓石如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