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协同发展

戚敏　黄玉　闫凯

摘 要：位于武陵山腹地的銅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把发展教育作为脱贫攻坚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实践中不断探索独具特色的模式和路径。文章先分析铜仁市农民教育水平和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系，强调对不同角色农民教育需求的精准界定，并基于此提出分层分类的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和农村精准扶贫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教育 农村精准扶贫 协同发展

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位于武陵山腹地的铜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上不断探索独具特色的模式和路径，发展教育作为脱贫攻坚工作中重要的一环，被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教育投入，特别是确保“两基”工作的完成和乡村学前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农民终身教育推动农村人力资源提升发展；通过实施精准教育援助，为低收入者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竞争机会，为最终消除城乡贫困、区域贫困以及社会阶层贫困，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富裕不断做出有益的尝试。

一、铜仁市农民教育水平与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系

1.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程度负相关。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不需要再次论证。教育对于贫困的改善作用方面，国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如阿马蒂亚·森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较典型的有人的发展理念、人力资本理论、基本需要理论和人的能力理论等。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和《贫困与饥荒》中指出，贫困不是单纯的贫困人口收入低和缺乏足够满足人们需要的资金和资源，而是因为贫困人口没有能力（如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来换取其所需要的食品（或资源）。舒尔茨在1960年发表演讲提出 “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舒尔茨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进和知识的增进。此外还有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等。2007年世界反贫困的主题为“贫困人口是变革者”，意在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在消除贫困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消除贫困的进程成中，贫困者同样是变革者，无论怎样的反贫困政策，要能落到实处，都必须有贫困者的积极参与，并由他们己最终走出贫困。2013年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从极端贫困人群中汲取经验和知识，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歧视的世界”，提出以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国内的贫困研究学者们都对反贫困提出见解不同的应对之策。大致可以概括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解决温饱和健康问题，长远建立健全并完善扶贫体制、侧重能力扶贫和教育扶贫，根本在于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之路。在铜仁市，教育水平高的地区贫困发生率低且产业培育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代际贫困的阻断也往往与教育因素相关，这些都印证了教育对精准脱贫的意义。教育与反贫困的问题一直被研究，只能说明我们确实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大家都认可反贫困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因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扶贫，最终还是需要人去实施。

2.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农民教育抑制。现实生活中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教育抑制表现明显。教育作为外部性明显的准公共产品，它的投入主体与产出受益主体具有不一致性，农民自身对教育的投资中常出现即期与远期、成本与收益、目的与结果相悖的矛盾：远期教育脱贫与即期的教育致贫，教育投入的高成本与未来无法如期就业带来的教育收益的不确定性，教育摆脱农门的初衷与教育后连农民也做不好的结果等，甚至“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突破传统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能力剥夺（或者说是真正的贫困）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如果贫困者接受教育的意愿降低，短期或者可以通过劳动换取收入，长期来说更大的可能是造成更深层次的贫困。当然，不断发展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补偿教育、特殊教育以及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教育思想都可以指引农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植入农村经济发展工作中，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服务。从2015年开始贵州省实施的教育精准扶贫可以改善农民的教育抑制，但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同时，要消除农民教育投资中的矛盾，促进农村教育和经济的协同发展，优化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结构和整合教育资源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

3.铜仁市农民教育水平与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典型案例。调研中接触到的一些案例非常典型，大多数都是通过学校教育或者政府及其他组织的技能培训习得了更好的知识技能和理念，自己取得了更好的平台，或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自我增收和带动群众致富。同时，基层贫困者和基层干部群体对第一书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别肯定，也希望选送更务实的第一书记任职。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如松桃县某镇非常重视教育，形成非常浓郁的举全家之力送孩子读书的风气，镇里受访的农户说，即使是中职、高职毕业，就业后的收益也高于平均务农收益，好大学毕业后的孩子更往往倾向于把家人接出去。此镇通过重视教育达到脱贫的结果，但教育对本地的反哺表现不明显，这个镇的农业产业相对仍然较为传统，通过读书得到的多是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更选择。在临近铜仁市主城区的某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写的名为《二十年后我们母校相聚》命题作文，相当一部分同学写的是二十年后的自己打工挣钱或者成为经理老板，还有同学写在一起戴金饰打麻将，二十年后大家使用的交通工具绝大部分是小汽车或火车，二十年后的校园在大部分孩子眼里和现在相比仅仅只是变高变大，想象力的表现应该和孩子们平时接触的非校园教育因素相关性较高。某县四十岁男残疾农户参加“锦绣女”培训后回来继续种地，问到需要什么教育或培训笑笑说不晓得，对上初二的孩子的看法是能读就送，而提及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规划时一脸茫然。

二、对农民教育需求的“精准”分类

教育精准扶贫根本上为谁服务，谁最有话语权。我们现在常提供给侧改革，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问题上，也应该尊重市场和客体需求。农民的教育需求是在一定条件下，农民愿意并且能够支付的教育机会和产品。意愿和能力缺一不可。要对农民教育需求进行分析，笔者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1.农民的分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把现代化进程中的引发的包含着该国农民阶级的分化和消解过程的社会变迁称之为“农民的终结”。在现代化过程的实现中，农民逐步离开祖辈相传的土地、农村，转变为工厂和城市中的非农业生产劳动者。即使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不再是自给自足经济的生产者，而是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社会分工整合到现代商品经济中。对于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期间的中国铜仁当代农民也不例外，农民从原来静态和固定的传统身份向流动的、多元的方向发展着，从总体上讲，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分层和重组是农民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所显示出的最主要特征。大致来说，目前农村存在七个不同阶层：1.农业劳动者阶层。它是一个由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各阶层分化的母体。农业劳动者阶层又可以细分为：（1）本地纯农户；（2）少数从事具有一定规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专业户；（3）到非农业发达地区仍然从事生产活动的“离乡不离土”的外来农民。2.农民工人阶层。以在乡、村集体企业里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是农村中的产业大军，是在社会转型期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型社会阶层。3.雇佣工人。可分为因为有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或因为是雇主的亲朋好友，因而得以被委派负责经营管理或进行技术指导的“白领”；还有雇佣工人的主体——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4.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多为农村中的能工巧匠，一般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自主经营小型的工业、建筑业、商业、运输业、饮食业、修理业等行业。5.私营企业主阶层。即常说的“私营企业家”。6.智力型职业者阶层。典型的包括乡村教师、农村医生和农村技术人员等。7.农村管理者阶层。主要是在乡村事务中政治参与度高的有威望的人等。处在不同阶层的农村居民，教育需求相差极大，而农村中的贫困者，更多的出现在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中有的正在做向其他阶层流动的努力，有的甚至放弃了努力，产生人生的失败感和无意义感，这种放弃进一步加剧了精神贫困和实质贫困，更容易促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也不利于美丽乡村建设。

2.农民角色的转化。随着农村市场化、现代化的不断进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从长期发展趋势看，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正在日益缩小，而其他阶层的数量、规模则相应扩大。目前，我国农村中这种阶层分化仍在进行中。当今的中国农民，正在分化成不同职业、不同利益要求的阶层集合，不同阶层农民教育需求的目的是不同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人和雇佣工人阶层的教育需求是为了成为有一定技能的现代农民，以增加收入。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农民的教育需求更多的是为了能够彻底脱离农村和实现身份转变。由于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会影响各层次农民子女的教育需求。同时，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两方面都会影响农民的教育需求，学校教育和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对农民分层化起着加固和弱化的作用。父辈的职业、社会地位也是影响子女文化资本的重要因素，比如思想、感觉、态度、价值观、理念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会逐渐削弱大众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严格区分，终身教育的观念已越来越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农民在此过程中，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角色的转化。

三、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要实现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协同发展，不在于项目多、资金多、人力多，而在于施策是否因症和有成效。

1.精准教育供给，以教育促精准脱贫和经济发展。教育不仅是一项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事业，更在于能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和乡村居民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实现城乡全面小康，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实现教育精准扶贫，就要根据不同阶层农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提供有效的教育供给。简单地说，教育供给是指一定社会为培养各种熟练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而由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在一定时期内提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出售各级各类教育机会和教育产品（被用人单位接纳的毕业生）的数量。为提高教育供需匹配程度，建议搭建一体化的教育供需对象动态信息管理平台，是正确识别教育需求对象、摸清教育需求底数、掌握教育需求主因、了解未来的教育需求。建立“户、村、乡（镇）、区（县）、市”一体化电子信息档案，完善教育供需信息，实行网络化管理和资源共享，有效推进和开展农民教育提升工作，加强教育提升过程质量监控。当贫困者因故无法接受确实需要的教育时，供给现金或实物的扶助；当农民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时，给予职业发展救助；对具有心理困惑和内在思想观念贫穷落后的贫困者，提供制度性的心理疏导和转变思想观念、提振精气神的社会工作服务；对缺技术和技能造成的贫困者，提供相应的职业教育支持；对需要更高层次教育服务和机会的较高阶层农民，提供适合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教育机构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实现“精准招生”；完善资助政策，实现“精准资助”；推进教学改革，实现“精准培养”；加强技能培训，实现“精准培训”；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精准就业”。健全可及可得的终身教育体系，整合现有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政府相关教育培训部门、社会教育资本等资源，因需施策，有效提高教育供需匹配度，为铜仁市经济发展储备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本。

2.尝试设立有推广价值的教育精准扶贫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可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在扶贫工作已有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直接推动扶贫工作。如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推动在集中连片特困区建立扶贫特区，全面推行国家制定的精准扶贫政策原则，利用特区的一些便利与优惠，在精准扶贫方面进行大胆的尝试，探索扶贫特区的有效运行管理机制，切实地做出一些成效，引为示范。在既有的基层扶贫工作体系基础上寻找新的促进力量，鼓励区域外的政府力量、企业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入区域内，以有效的方法整合这些力量，发挥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整体效应，在管理促进层面上寻求新的突破。同时，完善独立、科学、规范的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对已经在各地施行的各种扶贫绩效评价方法进行客观的评估，尤其对其精准性和适用性做出科学的结论，吸纳国际上已经有的各种经验，根据中国特点和铜仁特色，在全面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和完善全新的扶贫绩效评价手段、方法，把“精准扶贫”工作的业绩精准地测量出来，作为不断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促进工具，接受工作实践的检验。

3.注重教育精准扶贫与大扶贫体系其他扶贫方式的有机联系。教育扶贫不是孤立的，在实际运用中注意其与与地区发展工作、农村工作、社会保障工作之间的联系的有机性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强化扶贫工作与其他相关工作之间的联系，找出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以便把扶貧工作机制改革推向深入，达到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目的。精准扶贫是对扶贫工作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原则要求，也是对扶贫工作与其他相关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善于配置政府扶贫资源与非政府扶贫资源，引领市场力量更积极地介入扶贫事业做更大胆的尝试，研究扶贫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从实际操作角度设计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使得资源整合后发挥更好地聚合效应，给精准脱贫工作更强的支撑力，把精准扶贫工作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来审视，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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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2014年贵州省教育规划立项课题（2014C033）项目研究成果之一，课题主持人系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戚敏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农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