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梁辰鱼研究述评

弓 静

（江苏师范大学　敬文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1世纪以来梁辰鱼研究述评

弓 静

（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 要】《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是昆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其对昆曲的创作、演出等阶段的积极介入，推动了昆曲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笔者在对21世纪以来明代昆曲作家梁辰鱼的研究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认为实有总结之必要。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相关成果主要分为梁辰鱼生平研究、《浣纱记》研究、散曲及其他诗文作品研究三部分，还提出了关于梁辰鱼研究之展望，希望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梁辰鱼；浣纱记；昆曲；述评

近年来，关于昆曲方面的研究日渐兴盛，并已初具规模。昆曲研究逐渐成为戏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进入了现代化、多元化和立体化时期，并出现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昆曲这一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态，愈加散发出光彩。

《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在昆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对昆曲的创作、演出等阶段的积极介入，推动了昆曲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历年来学者对其的研究不断，作为梁辰鱼研究的集大成者，吴书荫先生编校的《梁辰鱼集》、徐朔方先生编纂的《梁辰鱼年谱》，为后来学者研究梁辰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21世纪以来，学界研究梁辰鱼的文献以单篇论文为主，没有详细的系统研究，为此，笔者对梁辰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发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认为实有总结之必要。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相关成果主要分为梁辰鱼生平研究、《浣纱记》研究、散曲及其他诗文作品研究三部分，分别予以概括和说明。

一、梁辰鱼生平研究

（一）生卒年研究

关于梁辰鱼的生卒年，学界存在争论，目前公认的是徐朔方的说法，即梁辰鱼生于公元1519年，卒于1591年。然而，武俊达指出：“梁辰鱼（1520-1591），以诞生于正德十五年庚辰（龙年），取字伯龙。”［1］黎国韬《梁辰鱼生卒年及〈浣纱记〉创作年代考》一文倾向于武俊达的观点，即梁辰鱼生于庚辰龙年（1520年），并对原有观点进行了材料上的补证。21世纪以来专门研究梁辰鱼生卒年的只有这一篇文章，故在此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出游、交往研究

梁辰鱼一生有过四五次较长时间的离乡出游，而这些游历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在史学上的见识。探禹穴、游越国使其熟悉了越国的历史、传说和民风，这对他创作《浣纱记》具有很大的帮助。梁辰鱼在远游途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有助于其文学声名的传播。黎国韬亦在《梁辰鱼西游考略——兼论〈甲寅感怀二首〉》一文中对梁辰鱼三十六岁时西游湘鄂赣等地的经历作了详细论述，进而探讨了其诗作《甲寅感怀二首》与远游的关系，以及远游对其人生的意义和影响。

梁辰鱼的交往十分广泛，王侯将相、山僧道士、歌优伎女以及文征明、王世贞、徐渭、魏良辅、张凤翼等著名文人均与之有交情。梁辰鱼的士林交游对《浣纱记》的传播意义重大，使得官员有机会观看《浣纱记》的演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它的流传；其次，名家对《浣纱记》的评点也促进了其广泛传播；再者，明代进士群体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对昆曲的创作、演出等阶段的积极介入，推动了昆曲的有效传播。

关于梁辰鱼的交往问题，黎国韬做了详细论述。《梁辰鱼与鹫峰诗社》一文对鹫峰诗社进行了简要考述，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结社赋诗的一些情况，对于了解梁辰鱼的生平及创作有不少帮助，亦可以看出梁辰鱼的怀才不遇、侠客思想以及洒脱超逸的性格特征；《梁辰鱼与莲台仙会》则对晚明隆庆年间南京的莲台仙会进行考述，细数参加该盛会的名士佳人，指出了这一次文化盛会的若干特点，从中可以看出梁辰鱼对妇女的尊重，显示出其妇女观的进步，并进一步探究了莲台仙会这一文化活动与梁辰鱼生平及创作的一些内在联系；《梁辰鱼与乐家乐妓交往述略》细数了梁氏与乐家乐妓的交往，指出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传奇《浣纱记》成功搬上戏曲舞台并广泛传播开来，出现了“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2］的盛况；《梁辰鱼与中晚明曲家交往述略》列举了梁辰鱼与王世贞、李开先等人的交往，这对于研究梁辰鱼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亦有助于判断梁辰鱼在当时及后世曲坛上的地位。另有陈益《梁辰鱼与他的几个同道》，论述了梁辰鱼与魏良辅、俞允文、周胤昌、顾懋宏、张凤翼等人的交往，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思想研究

梁辰鱼的思想比较复杂，由于出身望族，受传统文化濡染较深，故其思想大抵以儒家为本。但梁辰鱼兼读释、道之书，常与山僧、道士往还，故受释道的影响亦不小，这在其现存的两部戏曲作品中有所反映。他又具有较浓厚的侠义思想，这与他性格开放、喜好游历有关。此外，其妇女观在当时显得颇为进步。

前人很少关注梁辰鱼在史学上的修为，黎国韬用充分的证据论证了梁辰鱼的史学修养及其对史学的自觉追求，“这主要是由于家学渊源和师友的影响。”［3］梁氏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其诗歌、散曲、剧作的序言之中，前人亦很少予以关注。黎国韬对这些序言作了分析研究，发现梁氏的文艺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了解梁辰鱼的文艺思想，对于理解其剧作和散曲创作也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梁辰鱼的女性观，甘子超认为梁辰鱼的作品中表现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对女性人生价值取向的认可”［4］。指出《红线女》中的红线女形象具有典型的反传统意义，《浣纱记》中的西施是由传统女性向英雄女性的转型且带有反礼教的性质。论文的后半部分论述了梁辰鱼女性观的三个成因，即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生经历与豪放任侠的个性以及道家思想的影响。

二、《浣纱记》研究

（一）创作时间研究

关于《浣纱记》的创作时间问题，21世纪以前，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徐朔方认为作于作者二十五岁前后，徐扶明认为写成于万历元年（1573）左右，吴书荫认为大约作于嘉靖末年，胡忌、刘致中则认为作于1566—1571年间。相对而言，认为作于梁辰鱼中晚年的人居多。黎国韬认为吴书荫先生所说的较为合理，但是吴书荫提出此说时没有经过过多的论证，也没有驳斥其他诸说。黎国韬利用一些新的材料和证据，通过详细的分析说明，分别举证驳斥了徐朔方、徐扶明、胡忌的说法，厘定《浣纱记》的创作时间为1562—1565年。

（二）人物形象研究

1.西施

这些论述人物的文献中，专论西施的颇多。长期以来，西施都是美女或美好事物的代名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来审视西施，亦褒亦贬，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张艳萍的《〈浣纱记〉新论——凡人与英雄一体的西施形象》一文，从一位普通女子的角度来探索西施的魅力与英雄气质。西施在接受肩负着家仇国恨的重任后，成为了一位巾帼志士，她身上所闪现的是人格的内在美。“当历代学者对于西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指指点点的时候，梁辰鱼在《浣纱记》中为西施的功过做了一个完满的答复，他择取的是唐代杜牧的说法，使她受命于难，殉一身以全越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复国志士，这也反映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士大夫的‘美女祸水’的偏见，赋予她高尚的爱国主义品质。”［5］

关于西施到底是“红颜祸水”还是“复国英雄”，李娜在《“红颜祸水”还是复国英雄——从〈浣纱记〉看西施》一文中给出了答复。李娜并不局限于范蠡携西施泛舟太湖的美好结局，而是经过深入探讨，认为西施只是范蠡实现功名的工具。论文前半部分赞扬了西施是一个美丽多情、深明大义的至情女子，后半部分指出作品仍然将西施看作“红颜祸水”，仍然掩饰不住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范蠡最终携西施泛舟太湖，但那并非是为了践履前盟，也不是因为爱情，而是由于赵王和文种的劝说，更是出于对‘恐留倾城更迷君’的忧心与介怀，唯恐这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再祸及越国。这里，范蠡看似超越了传统的贞洁观念，实则其内心‘红颜祸水’的思想仍是根深蒂固的。”［6］李娜认为剧中的西施受男权的制约和摆布，没有独立人格，是范蠡实现其功名事业的工具，是政治的牺牲品。李娜的观点正好与上述张艳萍的观点相反，亦可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来审视西施，因此对西施的形象也有了不同的认识。罗姣的《从〈浣纱记〉看古代戏曲的男权视角》、华飞的《从人物形象出发试论梁辰鱼〈浣纱记〉》，亦认为西施是一个政治牺牲品，这点与李娜颇为相似。

齐晓静的《论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传奇〈浣纱记〉为坐标》一文总结了西施自古以来的不同形象，“从最初的‘天下美人’到宋代的‘红颜祸水’，再到明中期的‘巾帼英雄’”［7］。随着中晚明经济的转型，男女平等的意识开始觉醒，“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拘囿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使这种觉醒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8］

谢芳芳的《〈浣纱记〉故事源流考》一文，认为《浣纱记》在吸收以往的西施故事及创作素材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西施形象，个性鲜明、品格高尚，是对千百年来西施形象发展的总结和升华，符合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阐释，成为最被普遍接受的西施故事范本，标志着西施故事的定型。

2.范蠡

关于《浣纱记》中范蠡的形象，目前学术界持两种观点：一种是赞扬其以国事为重的忠诚，一种是批判其追求功名的自私。批判范蠡的文章很多，主要是围绕其功利思想，上述几篇谈论西施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对范蠡进行了批判，故不赘述。这里主要列举赞扬范蠡的文章，如张帆的《〈浣纱记〉中范蠡人物形象分析》、孙晓宏的《范蠡——理性精神烛照下的人格范式》和周婷的《出入之际显智慧——〈浣纱记〉中范蠡形象简谈》。张帆认为范蠡是作者梁辰鱼心中理想文人形象的投影，这一形象立体而复杂，“既有传统文人向往自由与美好的浪漫多情，又有指点江山、胸怀韬略的豪迈，也有急流勇退、纵情山水的侠气。”［9］范蠡将西施作政治交换并不是无情，而是爱情态度的含蓄隐忍；以国事为重，表现了其忠诚与勇武，肯定了其纵横挥洒的政治韬略和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孙晓宏亦赞扬了范蠡这一形象，认为其折射出了不一样的人性光辉。周婷肯定了范蠡在越国危难之刻挺身而出、舍小家为大家的忠心，以及复仇成功后毅然携西施泛舟归去的那份超然物外的洒脱、淡然。

3.其他角色

至于《浣纱记》中的其他角色，尚少有专门的论文，更多的只是附在谈西施、范蠡形象的文章后面作简要论述，如周婷的《出入之际显智慧——〈浣纱记〉中范蠡形象简谈》一文，在结尾处肯定了伍子胥、公孙胜的忠君思想，华飞的《从人物形象出发试论梁辰鱼〈浣纱记〉》一文在结尾指出了奸臣伯嚭是梁辰鱼极力批判的对象。谢芳芳在《〈浣纱记〉故事源流考》中的第三部分，分别通过对比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越臣范蠡和文种、范蠡和伍子胥、伍子胥和伯嚭，刻画了一个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专门论述《浣纱记》中其他角色的论文只有芦新蕾的《从〈浣纱记〉中的因果抉择分析人物形象——以夫差、伍子胥、勾践、范蠡为对象》和李洪蕾的《复仇——尽忠——伍子胥在〈浣纱记〉中》，故在这一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芦新蕾没有单纯评价人物的好坏，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评判，从吴国攻越、越国战败、勾践归国和范蠡请辞四个阶段，分别分析了夫差、伍子胥、勾践、范蠡在因果抉择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人物形象，立体而全面。李洪蕾则通过对有关伍子胥的代表剧作的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伍子胥形象。

（三）叙事结构研究

21世纪之前，许多学者认为《浣纱记》开创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写作模式，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赞同。黎国韬认为历史是梁辰鱼所要描写的重点，爱情的描写是次要的，因而范、施的爱情一线并非全剧的主线，吴越相争才是全剧的关键。金鑫在《〈浣纱记〉曲剧结合方式刍议》中亦赞同《浣纱记》第一次真正为昆剧演出打开了新局面。吕维洪在《〈浣纱记〉叙事结构分析》一文中，通过运用叙事学方法对《浣纱记》进行不同视角的分析，“对传统对立元素的解构，扩大了爱情的内涵和悲剧意蕴，突破了传统剧目才子佳人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模式，从而把充满特色的矛盾冲突寓于普通的叙事结构中，使人物性格、心理的发展在合理的叙事中更加丰富而真实。”［10］

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一文明确提到了《浣纱记》独特的双重结构，“在剧中，吴越之争的兴亡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吴国内部的忠奸冲突构成情节主线，而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离合则构成副线，由此形成全剧独特的双重结构。”［11］郭英德也看到了《浣纱记》这一写作模式的弊端，即这种多重的创作意图，致使全剧主题不突出，显得冗长、散漫。无怪乎王世贞评价其“满而妥，间流冗长”［12］，徐复祚批评其“关目散漫，无骨无筋，全无收摄”［13］。

专论《浣纱记》结尾的论文，有甘子超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浣纱记〉尾声赏析》、李光翠的《〈浣纱记〉以〈泛湖〉作结的原因解读》和《〈浣纱记〉以〈泛湖〉作结的创新价值与影响》。甘子超认为《浣纱记》的尾声之美在于其情节设置的与众不同以及声腔设计的南北对称；李光翠认为以《泛湖》作结的创新价值在于其打破了大团圆的结局，表现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折射了时代精神与进步思想，其所蕴含的历史兴亡的教训留给后人深刻的思考。

（四）曲律研究

关于《浣纱记》的曲律，黎国韬认为其在排曲组套、点板运腔方面是很考究的。另有专论《浣纱记》的音乐成就的论文，如王艺播的《论〈浣纱记〉对昆剧音乐体制的影响》，通过论述昆曲的流变以及魏良辅的声腔改革，说明梁辰鱼的《浣纱记》是魏良辅新腔理论的实践，指出其音乐内容和音乐体裁，即《浣纱记》的音韵字律和曲牌套式，并分析它们对后世昆剧音乐体制的影响。金鑫的《论梁辰鱼的昆曲创作》一文，后半部分通过详细论述《浣纱记》的曲牌格律特点，指出《浣纱记》是曲与剧的结合，发扬了昆腔新曲曲风。

彭静在《梁辰鱼〈浣纱记〉用韵考》一文中，运用韵脚字归纳法对《浣纱记》的用韵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这是21世纪以来学界没有做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彭静认为“梁氏作曲时是尽量遵照《中原音韵》的，一些出韵的地方是作者方音的自然流露”［14］，而不是用错了韵脚。

（五）地位和影响研究

关于《浣纱记》的地位和影响，历来说法不一，周贻白、聂石樵、陆萼庭等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但大多数论者认为该剧只属于明代剧作的二流作品，如王雪芹在《梁辰鱼〈浣纱记〉戏曲史价值刍议》中一反前人观点，反对过于拔高《浣纱记》的影响力，反对将昆腔的流行归结于《浣纱记》的出现，而是认为兼容南北曲特长的昆腔新声，大大促进了传奇剧本《浣纱记》的创作。

黎国韬认为《浣纱记》的地位是崇高的，因为梁辰鱼开创了以改良昆腔作传奇的历史；其影响也是巨大的，《桃花扇》《长生殿》的写作模式明显借鉴于它，观众和戏曲批评的反响也很热烈。赵耀在《梁辰鱼〈浣纱记〉的文化精神阐释》中指出，梁辰鱼把男女爱情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真正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思考。“作者借助对历史事件的重述阐释了心目中理想的君王形象、忠义观念以及爱情模式；通过主人公范蠡的功成身退表达了古代士人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从中体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这种历史——哲理式的文学审美方式给后来的抒情文学重大的影响。”［15］赵耀通过阐释《浣纱记》的文化精神，论述了其对抒情文学的重大影响，可谓角度新颖。

也有一些论文通过论述梁辰鱼的爱情观与女性观来展示《浣纱记》的价值，如张燕荣的《爱情遭遇政治的浪漫传奇——论梁辰鱼〈浣纱记〉的爱情观和女性观》一文，明确指出《浣纱记》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刚刚兴起个性解放新思潮的文化背景下，立足现实，审视历史，从范施传统故事中生发出既关注个人爱情婚姻又不忘国家兴亡的人生理想，体现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进步的爱情观和女性观：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对女性审美理想的肯定，从而使历史的延伸与现实的需要在戏曲艺术上达到了统一。”［16］

当然，还有通过论述《浣纱记》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献来说明其历史地位的，如黎国韬和龙赛州的《〈浣纱记〉艺术再探》，分别从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其艺术内涵，纠正前人对该剧的一些误读，藉此对该剧在文学史、戏剧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评价。

总之，梁辰鱼的昆曲创作确实为昆剧最终风靡于明清两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浣纱记》的创作模式及其影响力，为该剧在戏曲史上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帮助。因此，笔者认为将它视为明传奇的一流作品，并不为过。

关于《浣纱记》是否为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演唱的剧本，历来争论不一。顾聆森认为《浣纱记》毋庸置疑是昆剧的第一部作品，在《〈浣纱记〉的昆剧处女作地位臆说》一文中通过论述魏良辅和梁辰鱼的关系、魏良辅音乐伴奏改革和《浣纱记》完成时间的关系，指出其都在为昆曲搬上传奇舞台而努力。并通过相关材料论证了魏良辅是昆曲的鼻祖，梁辰鱼则是昆剧的开创者，从而断定《浣纱记》就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演唱的剧本。徐宏图与顾聆森的观点相反，在《昆山腔源流新证》一文中，他解释说除《浣纱记》外，尚有高则诚的《琵琶记》、李日华的《西厢记》、席正吾的《罗帕记》、高濂的《玉簪记》、汪廷讷的《狮吼记》等40多部昆剧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年代，或早于《浣纱记》，或与《浣纱记》同时，大都在当时的昆剧舞台上演出过。因为《浣纱记》的成就高于其他作品，故会产生以上的错觉，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浣纱记》就是第一部用昆山腔演唱的剧本。

（六）审美意境研究

有一些专论《浣纱记》意境的文章，如吴娜的《论〈浣纱记〉的意境美》，认为《浣纱记》吸收了诗歌的意境理论，营造了诗化的艺术境界，情与景相互交融，这是其艺术上不可忽视的亮点。“以《泛湖》结尾，在余韵悠长，悠远深沉的诗意境界中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演变、兴亡交替的思考，为整本剧作画上了完满的句点。”［17］

杨再红在《梁辰鱼〈浣纱记〉的审美张力》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浣纱记》的审美张力在于作者让人物在江山与美人间做出痛苦抉择的时候，对个人命运与家国责任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突出了人物处于两难境地中的心理和性格，并对女性命运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体现了进步的女性观。

（七）《浣纱记》与《桃花扇》对比研究

有将《浣纱记》与《桃花扇》进行比较的论文，如谢超韫的《〈浣纱记〉与〈桃花扇〉爱情模式比较》和王亚丽的《悲欢离合中浸透着历史兴亡——〈浣纱记〉与〈桃花扇〉之异同》。谢超韫用比较的态度，阐述了《浣纱记》与《桃花扇》爱情模式的相关性、延续性以及差异性，指出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浣纱记》的艺术手法，不同之处则是《桃花扇》不是在总结亡国教训，而是为了借历史框架反映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王亚丽则从多个方面对比了《浣纱记》与《桃花扇》，指出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了历史题材的剧作，都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有机的结合起来，都写了一段经典的男女爱情故事，贯穿全文的线索都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定情信物等等。”［18］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以喜剧形式结尾，一个是以悲剧形式结尾，女主人公的形象、爱情与政治所占的比重也不同。

（八）《浣纱记》在昆曲舞台上的搬演研究

王静则另辟蹊径，在《〈浣纱记〉在昆曲舞台上的搬演研究》一文中，不拘泥于前人的研究角度，从动态的舞台搬演出发，重点梳理了《浣纱记》自写就以来，经由明清至当今的演出与流变情况，角度独特而新颖，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启迪。

三、散曲及其他诗文作品研究

（一）诗歌研究

梁辰鱼以戏曲家著称，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存诗多至一千余首，收录在《鹿城诗集》中。这些诗作中包含了很多梁辰鱼的生活资料和思想情感，对于研究梁辰鱼的生平思想有重大意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亦值得重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价他的诗歌“在曲家中固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矣。”［19］

对梁辰鱼诗歌的研究，是梁辰鱼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黎国韬在《梁辰鱼研究》一书中，专列第五章论述梁辰鱼的诗作，其中第二节是关于梁诗的主要特点，认为其具有模古拟古之风，能合江山之胜，兼有狂歌与痛哭、豪迈与哀伤，并论及了古乐府、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等几种体裁以及咏史、咏物、题画等几种题材的作品。

21世纪以来研究梁辰鱼诗歌的论文只有两篇，黎国韬《梁辰鱼与鹫峰诗社》和颜玉屏《梁辰鱼诗歌与戏剧研究》。前者以考证鹫峰诗社活动为主，评论诗歌艺术的文字也不多，所以对其诗歌总集《鹿城诗集》的纯文学研究几乎仍是空白。颜玉屏参考了黎国韬的研究，立足文本、联系史实，从梁辰鱼的人生经历、思想个性等方面出发，结合中晚明时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吴中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及士人风貌，重点对梁辰鱼诗歌创作的内容、艺术特色进行分析评述，“从诗歌创作内容的不同构成层面看，把梁辰鱼的诗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交游唱和、聚散酬赠、追怀挽悼、题书赞画等交际应酬性质的诗作；第二类是言志咏怀的诗歌；第三类是描写山水类的诗歌。”［20］

（二）散曲研究

梁辰鱼散曲集《江东白苎》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散曲集之一，一般作散曲史者，都为论述梁辰鱼的散曲设置专章或专节，如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散曲史》。至于单篇论文，现知的有黎国韬的《梁辰鱼散曲论》、金鑫的《竹林早识青云器，茂苑争传白苎词——梁辰鱼散曲试论》《论梁辰鱼的昆曲创作》，鲍晓东、陈志勇的《“白苎体”与梁辰鱼的散曲创作》。黎国韬认为梁辰鱼善写套曲，比较注重曲作的形式，以叙事曲折委婉取胜。其散曲以写情及咏古抒怀之作最为出色，喜用诗句、词句人曲，用典频繁、曲辞典雅，比较注重曲作的形式，一部分散曲还保留了曲家的生平资料和文艺思想，表现了梁辰鱼求新求变的文艺观念。但用典太多、成句太多，导致文句滞塞。金鑫认为梁辰鱼的散曲声韵和谐优美且长于抒情，但其语言过于绮丽。鲍晓东指出“梁辰鱼的散曲开创了晚明一派，形成了散曲创作的独特风格，自成一体——‘白苎体’。梁氏‘以词入曲’的结构方法，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集曲翻调的宫调体式，对后来曲家影响颇大。但他散曲创作中出现的弊病如词藻浓艳、格律不协、意脉阻滞，也多为人所诟病。”［21］由此可见，黎国韬、金鑫、鲍晓东采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都看到了梁辰鱼散曲中的优点与不足。

（三）杂剧研究

关于其杂剧《红线女》，一般的文学史或戏曲史著作也很少设置专章或专节予以论述，多数只是在论《浣纱记》后附以零星、简短的评论。如颜玉屏的《梁辰鱼诗歌与戏剧研究》一文，后半部分着重分析其杂剧《红线女》，探讨了其戏剧创作的艺术风格、主导思想和地域文化特征。并结合其诗歌创作，初步揭示了梁辰鱼戏剧创作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篇论文的优点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地域文化特征与杂剧《红线女》的关系，总结了梁辰鱼的戏剧创作风格。不足之处是论述不够深入，篇幅大量引用剧本台词，较多地参考前人的研究观点，缺乏自己的有效新意，所以，这也是梁辰鱼创作研究中一个亟待补充的方面。

黎国韬的《略论梁辰鱼之考订元剧》一文指出，“梁辰鱼考订元剧，可以视为他效仿魏良辅再度改良昆腔的工作之一，这为他自翻新调作了准备，也是新昆腔得以运用于传奇创作并被搬上戏剧舞台的重要保证。”［2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考订元剧”是梁辰鱼戏剧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了解其思想发展的重要角度，同时也为昆腔翻新并最终出现在戏剧舞台上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这对戏剧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21世纪以来梁辰鱼的生平和创作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下想简要谈谈梁辰鱼还有哪些可以研究的空间。笔者以为，未来可就以下几个问题对梁辰鱼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其一，梁辰鱼是否得到魏良辅的亲自传授，魏良辅是否配合创作《浣纱记》，魏梁二人的真实关系如何？学界尚存在争论。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中，认为魏良辅没有配合创作《浣纱记》的有陈宏亮先生的《魏良辅并未配合创作〈浣纱记〉》。但武俊达先生持不同意见，在《魏良辅与梁辰鱼对昆曲唱腔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梁辰鱼正是因为在魏良辅改革昆腔的基础之上才创作了《浣纱记》，所以魏良辅对梁辰鱼有重要影响，但也没有明确指出魏良辅是否配合创作了《浣纱记》。针对在《梁辰鱼集》中没有任何梁辰鱼与魏氏交往的记录，黎国韬在《梁辰鱼研究》一书中认为可作如下解答：其一，梁辰鱼与魏良辅可能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其二，梁辰鱼并没有得到魏良辅在音乐上的亲传；其三，魏良辅也没有参与《浣纱记》的创作，梁氏是通过间接途径获悉改良昆腔精髓的。具体可参阅第三章《梁辰鱼交往考略》，兹不赘述。但是黎国韬也没有断定，只是说可能，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21世纪以来仍然缺少相关方面的有价值的研究，可以说这仍是一个学术难题。

其二，梁辰鱼及其作品在戏曲史上留下许多争论，比如他的《浣纱记》到底是一流作品还是二流作品？梁辰鱼是一流曲家还是二流曲家？梁辰鱼的思想到底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这些都值得作更进一步的评议。

其三，关于梁辰鱼的诗歌、散曲、杂剧，始终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当加强。

其四，通过梁辰鱼的生平、创作和交往研究，我们是否可以探讨出明代苏州籍进士与昆曲的全域化进程研究的关系，这是一项从点到面的工作，对地域特色明显的昆曲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域性剧种的研究有指导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武俊达.魏良辅与梁伯龙对昆曲唱腔的改革［J］.中华戏曲，1991（11）.

［2］张大复.梅花草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黎国韬.论梁辰鱼的史学追求及文艺思想［J］.艺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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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13-05

作者简介：

弓 静（1993-），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明代苏州籍进士与昆曲的全域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1410320007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PPZY2015A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