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命”：诗歌叙事，或一种历史记忆形式

贾 鉴



“名与命”：诗歌叙事，或一种历史记忆形式

贾 鉴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叙事的多种形态的实验，拓展了诗歌对现实情境和历史经验的表达范围，测度了现代汉诗在结构力、想象方式、视角转换、语言修辞等方面的写作潜质。当然，“叙事性”已逐渐成为界定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它的过度关注也引起诗人和批评家的警惕。比如，强调叙事性也许会忽略诗歌其他维度的特质。西川基于对诗的“综合创造”的理解认为“叙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叙事，以及由此携带而来的对于客观、色情等特色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够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赋予诗歌以生活和历史的强度。”①西川《大意如此》“自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页。耿占春认为对观察的而非“冥思”的经验的重视可能造成诗歌“新的狭隘性”。②耿占春《群岛上的谈话》，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页。程光炜说，“叙述并不是诗歌最重要的品质”，“它毕竟不是源于古老文化背景的诗歌所向往的目的”。③程光炜《叙事策略及其他》，见《程光炜诗歌时评》，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版本下同。又如，叙事中场景和议论的杂多是否正是当下时代热闹而又琐屑的文化景观的症候表现？肖开愚就曾反问“场所是不是太多？情节是不是左右了诗人的想象力？叙事的时候夹进去的评论是不是有点儿无可奈何的投降？”④肖开愚《当代中国诗歌的困惑》，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王家新也批评了诗歌的“仿叙事”，“一种生活表象或经验片断的堆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