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易主

继晚清留日潮之后，新生的民国，又一次掀起了“东洋热”。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洋”的来历。

不少中国人以为，“东洋”即是“日本”的别称，其实，那是阴错阳差、送人之美了。查阅史料可知，“东洋”版权不折不扣地属于中国。此称来源于宋代，确立于元代《大德南海志》，是古代中国人原创的地理名词。“东洋”原指中国沿海，外延是东海以远、朝鲜半岛和日本乃至太平洋岛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理概念。20世纪之前，日本人谈论“东洋史”，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历史。譬如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东洋人的发明》中所言：“我在此说的东洋，是极其狭义的意思，与东亚意思相同，且主要是指中国人。”

但到了近代19世纪末以后，“东洋史”中的主角不仅由中国变成了日本，甚至就连“东洋”之名，亦被日本独享。这主要是因为，经历了甲午战争、中国留日生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等一连串事件，验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其时西学的日本先进程度超过中国，成为新东方文明代表。

所以，建立了新国家后的中华男儿，依然对日本这个“新东洋”抱有伊甸园般的追随和向往。

在二度“东洋热”中，他们主要是冲着日本“两大件”而去：武学堂，日本妻。

日本武学堂，那里一度被视为华夏“先秦男”的重光之地。民国初年赴日的中国青年，无不以毕业于东京振武学堂为荣。

东京振武学堂，曾经是日本专为晚清留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这里出来的很多“华夏新武士”，后来都成为清廷的掘墓人。

民国成立后，此学堂继续为中国打造军事精英，这些青年精英，后来大都成了民国叱咤风云的人物。诸如国民军统帅蒋介石、国民军二号人物何应钦，司令长官唐继尧、阎锡山等都是东京振武学堂的毕业生。

与“先秦男”遥相呼应的是“汉唐女”，她们就在武学堂的身边，那就是“东瀛女眷”。

在当时民国，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真诚、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中国女性特别是汉唐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后，由于被理学雌化的儒学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逐渐阉杀了这种可贵的气质，因此，若想找回能够体现华夏理想的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寻求了。

所以，民国名男“娶日本妻”成为“一代风尚”。孙中山的日本妻子大月薰，辜鸿铭的日本妾吉田贞子，苏步青的日本妻子松本米子，赵浩生的日本妻子今泉智慧，陈其美与百合子，戴季陶与津渊美智子，陶晶孙与佐藤弥纱，李叔同与阿熏，苏曼殊与吉川菊子，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甚至蒋介石等人与日本女人也有过爱情史。

纵观当时的留日游日文学作品，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是作品一再描写的主题。民国才子眼中的日本女子，充满了中国汉唐女的古典美与现代贵族的气质。

民国著名文人徐志摩的散文就记下了对日本女性的美好印象。他有一首著名的《沙扬娜拉》诗歌，就是1924年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日本女性在中国这位新月派诗人眼里，就是东方古典美的典范。

（摘自“程万军新浪博客” 图/黄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