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末时期四川图书馆事业的初步发展

黄永嘉



简论清末时期四川图书馆事业的初步发展

黄永嘉

摘 要：图书馆作为一种舶来的西方公共文化机构概念，在清代传入中国并于清季转化为全国兴办图书馆事业的施政实践。四川图书馆萌芽起步于成都市区的两所官办书院即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的“藏书楼”，初始形态为高等院校教育型图书馆。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即四川省图书馆筹办兴建，全省图书馆事业由此进入其初成体系的成长发展阶段。清末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发展，既是当时全国图书馆事业初期发展状况的一个区域缩影，同时，也有其自身区域文化传承的清晰脉络轨迹。

关键词：清末时期；藏书楼；图书馆；萌芽发展

一、晚清时期“图书馆”理念的传播及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起步

中国典藏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同名目的各类公私藏书机构如汉代的“兰台”［1］、明代的“皇史宬”［2］、清代的“文渊阁”［3］等皇家藏书机构以及如“天一阁”［4］、“海源阁”［5］等私家藏书楼，名称多多，不一而足。此外，古代寺庙宫观的“藏经楼”，学校、书院的书库、书室及私人书斋、书房等等，都是古代藏书文化的具体物载形态。然而，所有这些公私藏书之所，因其受众对象的极其固定狭窄，不面向社会开放，不具备知识的普及教育等服务大众的社会功能，因而不具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性质。

图书馆作为一个近代化的公共文化机构概念，诞生于西方发达城市工业社会，随西学东渐而传入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概念入华，可以追溯到清初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来华传教对欧洲国家图书馆情况的有关介绍。［6］但“图书馆”概念较为普遍传播并最终转化为兴办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行为，则出现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晚清社会转型时期。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及维新改良运动兴起。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教育主张中，西方公共图书馆概念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林则徐所著《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郑应观《盛世危言》等著作中，对西方图书馆理念及运作方式均有相关介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维新派《时务报》刊载文章，首次将“图书馆”这一名词从日文译作中文。［7］从此，“图书馆”一词便成为国内人所悉知并沿袭相用的专用名词。

随着“图书馆”观念的不断传播普及，一些清廷地方大员开始上书朝廷，要求拨款修建公共图书馆；不少地方乡绅也认识到兴办图书馆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纷纷捐书捐钱以尽其力。这样，一场旨在普及知识教育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图书馆运动，于清季在全国各地逐渐开展起来。

尊经书院（旧址在成都文庙街西原石犀寺）

四川图书馆事业发端于清朝四川官府在成都市区先后建立的两所高级别的公共教育机构即“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所书院“藏书楼”的图书资料建设及服务管理，为今天四川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之萌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为振兴蜀学，培育人才，报奏朝廷批准，在成都文翁石室遗址重建讲堂学社，命名为“锦江书院”。该书院设有专门的藏书室及供学生读书兼住宿的“书房”计92间。［8］由于官办，有较多经费用于刻书、购书，加之不断得到社会各界的图书捐赠，书院藏书不断增加，最终发展成为全省最大规模藏书楼。其藏书不仅供书院学生学习阅读，同时也供巴蜀学者治学研习参阅，对推动四川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为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于锦江书院之外，另在成都市南郊新建一所四川最高级别的官方书院即“尊经书院”。张之洞出任首任院长后，重视书院图书建设，慷慨捐出自己薪俸，为书院购买各类书籍一千余卷。与锦江书院相比，尊经书院“在图书资料的采购收藏上有明显变化，增加了中西时务书报、挂图、标本和仪器等等”［9］。此外，该“书院还专设书局，刻书、印书、发行一并进行”［10］。其所刻印之书类别多样，既有传统儒家经典，亦有书院教学科研成果及师生著述。由于尊经书院自办书局刻书、印书，故其“藏书楼”的图书积累日益增加，各类书籍容量不断扩充丰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特旨御批，将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的教师、学生及所有图书、资料档案全部合二为一，改名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同年，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又将该大学堂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所学堂即四川大学的前身，是清季四川第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伴随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合二为一成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两所书院的“藏书楼”必然随着书院而学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各类新学图书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及西方外文图书被不断引进，师生受众群体人数日益增加，最终，两所书院“藏书楼”转化成为四川省第一所高校图书馆。换言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性质的四川图书馆事业的最初起步，是从官方书院“藏书楼”开始的；坐落于成都市区的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藏书楼”，可视为四川图书馆事业的最早起步。

二　、甲午战后四川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战争结束，中国惨败，民族危机加深。甲午之耻惊醒国人，社会有识之士反省觉悟，认识到循规守旧必然灭亡，根本出路在于变法图新。而变法图新之首要任务，则是改良教育，兴办新学，大力提升大清国民的知识文化素质。

在清末维新变法主张中，建立公共图书馆作为兴国之举的重大措施，被维新派人士反复呼吁宣传。康有为在其“公车上书”中，提出变科举、立学校、兴建图书馆、创办报馆等主张。［11］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载文称：西洋“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12］

第一，交流方式的变化带来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即时通讯也不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2017年末，我国即时通信用户高达7202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1.8%；即时通信用户中手机即时通信用户高达69359万人，占即时通讯用户的96.3%。网络信息交流的便捷性，改变了传统营销方法必须要面对面沟通的问题，大大降低了销售的沟通成本与服务成本。

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全国各大学堂及高等学堂设图书馆，中学堂及小学堂设图书室，并设专门人员掌管一切图书仪器等项。［13］“图书馆”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清廷最高级别的行政文书章程之中。

四川公共图书馆的起步，晚于四川的早期高校“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的藏书楼建设。通常认为，光绪末年四川一些地区先后出现的具有公益性质的“阅报所”或“报刊阅览室”的出现，是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初始萌芽。而四川出现的最早“阅报所”，则是由四川报刊出版界的先驱傅崇榘在成都市区所创办。据载：“1900年，傅崇榘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建图书局，内设阅报公所两个，陈列大小报章六七十余种，供众阅览”［14］。傅崇榘先生原籍简阳，清末来成都创业。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办的“阅报公所”，可称作是清季四川省最早的一所公共阅览室。

傅崇榘之后，“成都又有吴可因自筹书报，于成都会府北街设书报阅览楼……陈列中外书籍及华洋报章，任人取观。”［15］其后，四川各地如重庆、南充、江油、巴县等地，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阅览室”或“阅报所”。这些“阅览”场所虽然规模不大，受众数量有限，但面向社会公开，提供无偿阅读，服务社区民众，增进大众知识，因而完全具备了现代社会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性质。

各地民间自发兴起的“阅报所”或“阅览室”，是清季四川社会图书馆萌芽诞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四川图书馆事业出现较大规模的新发展，主要还在于清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政令权力推动，从制度安排上统筹规划了从京师到地方的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兴建实施。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图书馆成文法典《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该章程确立了图书馆的宗旨、称谓等条规，并对兴办全国图书馆作了这样的明文规定：“京师及各省省治，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县治，各依筹备年限依次设立。”［16］章程一经颁布，各省纷纷响应，一场自上而下的图书馆兴建运动，于清朝灭亡前夕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展开。

作为四川最高级别的公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在清廷《图书馆通行章程》颁布的当年即宣统元年，开始在成都市区筹建。地址的选择，图书资料的采办，规章制度的拟订，管理人员的安排包括首任馆长的人选确定等等，一切由川省官府督办进行。尽管在图书馆筹建过程中，形势骤变，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亡，但建馆各项工作没有因此而停歇废弃，而是继续运作实施，只待开馆。

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省图书馆首次对外开馆，地址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因图书馆所在的青砖楼房前面种植有80棵松树，故当时又名为八十松馆。

四川省图书馆于民国元年正式开馆，对全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标杆示范意义。随步其后，各市、县公共图书馆陆续创办建立，整个四川省图书馆的事业，从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逐渐发展形成为一个自上而下、分布全省且不断规范的社会文化机构体系。

三、对清末四川图书馆事业起步发展的几点认识

四川省图书馆新馆（在成都天府广场西北侧）

清末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发展，既是全国图书馆运动的一个区域缩影，同时，也有其自身独特的清晰脉络轨迹走向。

1.四川图书馆发端于官办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清代四川最早的图书馆，萌芽于康熙年间锦江书院的“藏书楼”。光绪年间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两书院“藏书楼”合二为一，诞生了四川第一所高等院校图书馆。由于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及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均为四川地方政府主办的教育机构，因此，四川地区图书馆事业的起步，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发端于政府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公立学校图书馆性质。

2.公共图书馆由政府统筹，主体资源由政府配置。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第一所最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即“四川省图书馆”的筹建，以及稍后一些市、县图书馆的筹建，是清政府图书馆政策自上而下、统一贯彻实施于全国各省市区的制度安排。概言之，清末四川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事业，无论是其筹建规划、实施进程或还是其发展规模等等，均由政府统筹安排，纳入国家行政制度化管理，其主体资源构成，均来自政府资源的整合配置。

3.民间社会力量促进了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发展。四川历史文化悠久，蜀学盛行，读书氛围浓厚，加之四川长期是为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重要区域，自古形成社会私家藏书传统。清季，不少私家藏书者受西方图书馆理念的影响，主张读书扫愚，知识启智，纷纷向带有一定公共服务性质的藏书机构如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以及后来的四川省图书馆捐书赠书，这便从图书资料建设方面，促进了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发展。此外，如前文所述，清季，一些公益惠民、无偿阅读，直接服务街角社区的私人“阅览室”或“阅报所”在四川各地不断出现，这又从民间基层社会对知识文化的迫切需求角度，有力地推动了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政策法规的出台。

总之，在政府主导之外，民间力量及民间社会资源在促进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推动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清末四川图书馆事业起步发展的进程轨迹，与全国其他省区的发展状况是大致同步的；而在图书馆事业起步发展的社会原因方面，与全国其他省区也是完全相同的。这一共性的原因就是：时代巨变，国家危亡，中华民族迫切需要通过全民知识文化的教育来提升自我，变法图强。图书馆作为普及国民知识教育的公共文化机构，由此天降大任于斯，应时勃兴而起，在全国范围内雨后春笋般萌芽，发展开来。

注释：

［1］汉代皇宫内修建的藏书石室，后凡皇宫典籍文献藏库，均可称“兰台”。

［2］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建成于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年），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

［3］清乾隆年间修建的皇家藏书楼，专用于贮藏《四库全书》，“文渊阁”是乾隆皇帝赐名。

［4］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藏书家范钦修建。

［5］古代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位于山东聊城，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修建。

［6］参见意大利·艾儒略：《职方外纪·前言》，中华书局1996年版。

［7］参见李忠昊：《四川省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回顾》，载《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胡昭曦：《锦江书院纪略》，载《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

［9］ ［10］胡昭曦：《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儒藏论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

［11］参见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12］［13］李秉严：《四川高校图书馆100年》，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6页。

［14］王嘉陵：《115年前成都现代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华西都市报》2015年4月25日。

［15］李忠昊：《四川省公共图书馆现状分析与发展战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6］转引自李忠昊《四川省公共图书馆现状分析与发展战略》，第11页。

作者：硕士研究生，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