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故事框架下的艺术改写
——以《半生缘》与《普汉先生》为例

程夏敏

同一故事框架下的艺术改写
——以《半生缘》与《普汉先生》为例

程夏敏

《半生缘》参照了《普汉先生》中双城记的空间架构，主线和人物角色关系的设置上大致相同，并且张爱玲对《普汉先生》中的情节和对话进行了大量的直接引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半生缘》中所体现的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张爱玲的苍凉悲情写作手法使得《半生缘》这部改写作品在艺术上异于《普汉先生》，在同一故事框架下融入了本土传统文化和作家个人情怀。《半生缘》中增设的人物角色和情节赋予作品更深厚的时代和文化印迹。

半生缘；普汉先生；艺术改写

一、前言

《普汉先生》（H.M.Pulham，Esquire）是美国普利策奖作家马宽德先生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美国波士顿一个处于上流社会的男子对自己童年、参军以及往时恋情的追忆，体现了美国上层社会男女在当时社会观念的束缚之下对爱情的痛苦挣扎。张爱玲和马宽德先生在香港有过一面之缘。在《半生缘》创作完成后不久，张爱玲在写给林以亮的信中提及《半生缘》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马宽德的《普汉先生》。此后，对《半生缘》和《普汉先生》的比对阅读进行过探索的主要是台湾学者高全之先生的《本是同根生——为〈十八春〉、〈半生缘〉追本溯源》、旅美台湾作家苏友贞的《张爱玲怕谁？》。前两者均从小说的基本情节、主线和人物角色等相似方面进行了列举比对。其中高全之将张爱玲对《普汉先生》的借鉴概括为“叙事时序”、“重要角色”、“情节借用”、“关键语句”四个方面。①而苏友贞之文则从叙述观点、“女主角”地位、男女主角分手情节的处理等论述了《半生缘》和《普汉先生》之间的差异。随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庆利和研究生赵小娜发表了《张爱玲不怕“抄袭”？》一文。文中作者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细致阅读，更加详细地列举了《半生缘》和《普汉先生》中相似甚至是照搬的情节场景，从“人物与情节的移植”和“细致场景的‘借用’”两方面探寻张爱玲借鉴的痕迹。②《普汉先生》的中文本译者邝明艳撰文《张爱玲如何改写？》，从张爱玲改写时期的困境、张氏悲剧的时空、张氏新传奇三个主要方面论证《十八春》这部作品尽管有诸多不足，仍具备了“通俗小说”的理性深度和讽刺色彩。③

文章基于对《半生缘》与《普汉先生》的仔细阅读比对和现有的研究，探究在基本情节、人物角色和细致场景相似的情况下，两位作者如何巧妙地通过叙述角度、心理描写的变化，情节和人物增设等，在作品中运用个人的创作手法和融入自身的文化背景，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深层意蕴。

二、叙述角度和心理描写的改变

《普汉先生》是缘于故事主人公哈里重逢哈佛的同学并应邀完成班级纪念册，回忆自己的一切过往而展开叙述的。小说的前十二章叙述的是哈里的童年趣事、校园时光以及参战经历，直至第十三章才开始引入女主角玛文·梅勒斯，叙述哈里这段无疾而终的恋爱。整部作品并没有特定的重点，均由文中第一主人公哈里对自己人生中的一切娓娓道来，着力表现哈里对自己过往的审视。哈里个人的感受对读者产生了引导作用，读者对玛文、凯、比尔、玛丽等角色的印象都来自哈里对他们的评判。这是作者选取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的局限性。全文都是围绕男主人公哈里的观感和经历所展开叙述的，甚至可以说《普汉先生》中的主人公正如它的书名一般，就只是哈里一人而已。例如描写哈里的办公室的情景，便是通过哈里的视觉间接地描绘出来：

比尔打开一扇装有玻璃的门，后面是个有点小的房间，只有一扇窗子透光。有两张桌子，桌板可以折叠，放着一架打字机，像是史密斯和瓦尔丁公司速记员的桌子。靠窗的一张肯定是比尔的，因为上面空无一物。另一张桌子在门边角落。一个女孩伏在上面，用软头笔在一张黄色的纸上写着什么。她转过来看了我们几秒钟然后又开始写，她的背拱在桌上，露出一排珍珠纽扣，绕到后颈，在两个肩胛骨之间。④

《半生缘》直接选取了《普汉先生》第十三章后的内容进行改写，把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恨纠葛作为小说的主线和重点，运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张爱玲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凸显小说中各个人物角色的形象、性情。文中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遍布全文的各色人物身上，不仅包括世钧、曼桢等主要人物，还包括了曼璐、顾太太等次要人物。张爱玲擅长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描写不同人物之间的心理变化，使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形成对比和呼应。例如曼桢被囚禁后顾太太心慌，用借口搪塞世钧追问曼桢的下落。通过顾太太开门时的紧张慌乱，谈话时的心不在焉和支支吾吾的言语表现了顾太太内心六神无主和害怕露陷的心理。神情恍惚的遮掩之下，反而让世钧看出谈话里的更多隐瞒。

顾太太把钥匙摸了出来，便去开房门，她这么一会儿工夫，倒连换了两个主意，闹得心乱如麻。也不知道是因为手汗还是手颤，那钥匙开来开去也开不了，结果还是世钧代她开了。两人走进房内，世钧便搭讪着问道：“老太太也出去了？”顾太太心不在焉地应了声：“呃……。”顿了一顿，又道：“我腰疼，我一个人先回来了。”她去给世钧倒茶，世钧忙道：“不要倒了，伯母歇着吧。曼桢到哪里去了，可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顾太太背着身子在那里倒茶，倒了两杯，送了一杯过来，方道：“曼桢病了，在她姊姊家，想在她哪儿休息几天。”世钧道：“病了？什么病？”顾太太道：“没什么要紧。过两天等她好了叫她给你打电话。你在上海总还有几天耽搁？”她急于要打听他在上海住多少天，但是世钧并没有答她这句话，却道：“我想去看看她，那儿是在虹桥路多少号？”顾太太迟疑了一下，因道：“多少号……我倒不知道。我这人真糊涂，只认得那房子，就不知道门牌号码。”说着，又勉强笑了一下。世钧看她那样子分明是有意隐瞒，觉得十分诧异。⑤

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以感性的思维更加容易捕捉到恋爱中细腻的心理变化。把顾曼桢和沈世钧在热恋前的忸怩、害羞，热恋中的欣喜、热情和妒忌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于文中占大篇幅的心理描写，除了作为女性对于心理揣摩和捕捉的优势外，和张爱玲在少年时期因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所造成的敏感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马宽德作为一个男性，文中也是以一位男性的经历展开叙述的，因而是以完全的男性思维去创作这部作品。首先，马宽德选取第一人称视角已经限制了他的心理描写。马宽德巧妙地避开了对人物爱情经历的细致描写，也符合他的写作目的。其次，马宽德并没有在恋爱心理描写方面如张爱玲般细腻和详细，他只是在陈述一些事实和男主人公那些苍白无力的爱情中的自我诉说——玛文对我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处理方式的差异也是两位作者各自的写作意图不尽相同所导致的。以至于文末处，曼桢对世钧说出“亲爱的，我们回不去了”的情节让所有读者洒泪。而马宽德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的描写只能用“平淡如水”来概括，哈里在爱情中的自我诉说——玛文对我是独一无二的，在读者看来是苍白无力的，任凭哈里如何地诉说着自己多爱玛文都不足以让读者感觉到他对玛文感情的深浅。

《普汉先生》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因此男主人公哈里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所有的情节发展都是围绕着哈里进行的。哈里的视角就是整部小说的线索所在。《半生缘》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沈世均和顾曼桢共同的故事，因此是单线索发展。而后半部分，即从顾曼桢被囚禁开始，就变成沈世钧和顾曼桢各一条线索的双线索结构发展。虽然其中有偶尔的交叉，但大致上是两条独立的线索。双线索的艺术处理，相比起《普汉先生》里以男主人公哈里的观感为单线索的直白和第一人生视角所带来的局限性以及故事的平淡性，更加符合张爱玲通俗小说的写作风格。

三、情节和人物的增设

（一）门第观念

《半生缘》和《普汉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点，即“门第观念”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马宽德侧重把“门第观念”阻碍的情节分配给了比尔和凯。比尔和凯通过一场舞会认识并且相互欣赏，后因哈里的关系而有交集并且萌生爱意。凯曾经为了比尔而勇敢地拒绝了一次婚姻，但是两人始终迫于“门第观念”的压力之下并未踏出“表明心意”的一步。最终凯嫁给了哈里，比尔结婚又离婚。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处理叔惠——原文对应人物比尔、翠芝——原文对应人物凯的关系情节大致相同，像两人独处、翠芝悔婚、翠芝与世钧成婚、叔惠回国翠芝热情相待等情节更是照单全收。

不过张爱玲却别出心裁地在世钧和曼桢之间隐藏了另一条“门第观念”的线索。曼桢在世钧南京的家中时，世钧的父亲见着曼桢便想起了多年前在上海遇着的一位舞女，后经与世钧的舅舅打听便知那舞女就是曼桢的姐姐。像世钧家这种生意人在南京多少有些地位，断是不能容忍这种女子嫁入家中的。此时埋下的这条“门第观念”的线索成为世钧和曼桢日后恋情的最大阻碍。然而这样处理不免就落入俗套，与其他通俗小说并无差异和出彩之处。因此张爱玲对这条“门第观念”线索的处理止步于曼桢与世钧为曼璐的舞女职业发生的争吵。她笔锋一转，让这场争吵引发的几条交织的误会成为曼桢悲惨人生的开端。而结尾处世钧与青梅竹马的南京名门小姐翠芝的无爱婚姻无疑是呼应了文中的两条“门第观念”的线索。

张爱玲设置的另一条“门第观念”线索自是锦上添花。更为重要的是，有关世钧和曼桢的这条“门第观念”的线索是为了后文曼桢的悲惨遭遇所设置的，这也是《半生缘》与《普汉先生》截然不同的故事发展方向，是张爱玲基于原有的故事框架创造性的叙述和描写。马宽德设计的比尔和凯的受“门第观念”而止步的爱情，与作者塑造的男主人公哈里所表现的上流社会子弟生活中的各种被动和拘束性是一致的，爱情方面的不自由既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和地位所造成的，也是他们个人的怯弱和无反抗造成的。

（二）命运的牢笼与作茧自缚

曼桢被强奸和囚禁的情节是整部作品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半生缘》所增设的情节。曼桢在骨子里就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子。祝鸿才描述曼桢在那天晚上是这样的：

他被她拖着从床上滚下来，一跤掼得不轻，差点压不住，让她跑了，只觉得鼻尖底下一阵子热，鼻血涔涔地流下来。被她狂叫得心慌意乱，自己也被她叫得咬出声来，结果还是发狠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一颗头在地板上下死劲地磕了几下，才把她砸昏过去。⑥

曼桢在骨子里就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子，她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她强烈的自尊心。被困于祝宅时她想尽办法要逃离祝宅，无论是用威胁、贿赂甚至是自杀的极端方式。不久曼桢在医院生下儿子后，宁愿离开亲生骨肉向隔壁床的夫妇求助逃离祝家。曼璐临死前到她任教的学校找她，希望她能重回祝家照顾儿子荣宝，也被断然拒绝。这都体现了曼桢对祝家的痛恨和恐惧，以及内心决不妥协的坚决。然而张爱玲又在结尾处安排曼桢为了照顾儿子荣宝而自愿屈身下嫁祝鸿才，从此不过问祝鸿才的一切。这里除了表现一位母亲甘愿作出牺牲的母爱以外，还表现了曼桢深陷于“祝家”的旋涡之中，苦苦挣扎逃离最终却还是回到了牢笼中。她身边的牵绊太多，这一切都来自于亲情，包括姐姐的愧疚、母亲的年迈以及儿子荣宝的日常照顾。同时这一切也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她那段屈辱史。然而在现实面前她的反抗丝毫不起作用，最后不得不在命运面前屈服。甚至在下嫁祝鸿才后，为了避免母亲和媳妇间的婆媳不和，她不计前嫌地接母亲到家来照顾。这也为曼桢这个角色注入了亲情所带来的悲情色彩。她从一个天真烂漫、乐观向上的知识女性最后变成终日不修边幅、对生活绝望麻木的妇人。

《普汉先生》里的男主人公哈里的“爱情慢死”和“精神破产”是源于哈里自身的局限性，他心底里接受的是上流社会里“循规蹈矩”的不成文规定。哈里与玛文因工作城市归属问题起争执引致分手时，哈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挽救的念头和行动。他对自己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叙述的：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因为我，正如凯所说的，从来都是无法表达情感。再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是我和玛文·梅勒斯的事。我一出生就早早地接受了“恋爱要沉默”的教条规训，我过去所接受的处事原则全都过时了。我被告知，甜言蜜语不是绅士该做的事情，而我一直都赞成这一点。我毕竟是在哭闹的孩子应受到不容置疑的蔑视的学校长大的。

这种训练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你要么习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接受一切，不麻烦任何人——像一个绅士，如中学船长所说——要么全然背叛出逃，变成我们通常称呼的那种，一无是处，一个“混混”。⑦

男主人公哈里置身于各种上层社会的条条框框，他无法突破自我，为自己争取应有的爱情和人生。他和自己的妻子凯从出生起就被这些条条框框限制着，甚至婚姻、工作和未来都被设定好了。这就是马宽德在文中表现出来的上层社会男女的作茧自缚。《半生缘》表现出来的除了上文所提及的顾曼桢对悲惨遭遇和命运的不服与反抗外，还有沈世钧和顾曼桢发生争执后，沈世钧依然不折不挠地到顾家、祝公馆地寻找曼桢，甚至是去向顾曼璐这样狡猾的女人追问曼桢的下落。相比起哈里，沈世钧是尝试过抗争却以失败告终。

四、作品主旨的差异

马宽德是以通俗小说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他作品的永久主题之一就是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人们所受到的拘束性，《普汉先生》正是属于此类主题的小说。马宽德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做过记者和服役参战。从《普汉先生》的前几章介绍主人公的背景和生活可以看出，男主人公哈里正是以马宽德先生作为现实范本来描写的。全文是以哈里撰写回忆录的倒叙的方式来展开叙述，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融入作者本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就整部作品而言，马宽德叙述了作品中处于上层社会的主人公在爱情方面均不得意，即使是拥有过瞬间或短暂的爱情都不得长久。缘由在于这群上层社会男女的“情感贫血”和内心对爱情的追求与挣扎敌不过自我意识中所谓的理性和规矩。这样的困境是由故事中的主人公自身所造成的，是由内在原因引发的。

《半生缘》也延续了张爱玲创作时的苍凉的风格。文中的女性均带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而其中的男性在周遭女性的惨痛遭遇的影响之下也显得略为可悲。顾曼桢在亲情里被算计，顾曼璐歹事做尽后最终孤独地病死在床，石翠芝在封建传统的禁锢之下无法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顾太太的愚昧无知和胆小怕事终究害了两个女儿，张豫瑾的妻子被日本人残杀。他们所遭受到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的力量造成的。张爱玲通过《半生缘》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沈世钧与顾曼桢最终无果的悲惨爱情，更重要的是作品表现出来的封建传统思想中“门第观念”对石翠芝之类富家女性的禁锢，“家丑不外扬”和“姐妹共夫”的思想对顾太太的愚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条对顾曼璐的侵蚀等，所展现的都是在三十年代的大上海，中国旧社会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夫权对女性的欺压以及封建思想对她们所形成的枷锁，揭示了女性在现实面前屈服的悲惨命运和无力的抗争。

《普汉先生》和《半生缘》都试图揭示自己所身处的社会的弊端和不公，因为两位作者身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不尽相同，所以作品本身所揭示的现象也是截然不同的。马宽德是生活在美国上层社会的人物，他对上层社会男女在感情上的无能和贫血了如指掌。《普汉先生》这部作品也正是为了讽刺那样一种群体和现象。而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没落官宦之家，父母的不和分居、父亲对她的虐打、抗战的爆发，在家乱和世乱的夹缝中生存，使她对世间的人情冷暖、人性的自私卑劣、利益和欲望之争有着更深的感受和体验，使得她偏爱写乱世里的故事。从《半生缘》里面不难看出有张爱玲童年的影子。她在文中描写顾曼璐对祝鸿才从乡下来的女儿招弟总是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好脸色。这样的描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童年时对自己的后母并无好感并将其描述成一个恶妇。她在《对照记》里说：“当时我姑姑没有告诉我败诉的另一原因，是我父亲倒戈。她始终不愿多说。但是显然是我后母趋炎附势从中接拢，舍不得断了阔大伯这门至亲——她一直在劝和，抬出大道理来：‘我们家兄弟姐妹这么多，还都这么和气亲热，你们才几个人？’”⑧而在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里面也曾清楚地叙述张爱玲对后母的不满和嫉恨的感情。

五、结语

在完整地看完两部作品的情况之下，大部分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张爱玲的《半生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物、情节和细致场景都是直接从《普汉先生》中获取的，甚至不加半点的修改，可算得上是一部“抄袭”的作品。苏友贞曾说过：“抄袭与借用本就是文学上的灰色地带，《半生缘》是抄袭了《普汉先生》，还是仅止于借用，最多也只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和判决者对抄袭的定义大有关系。”⑨而《半生缘》之所以能在大陆文坛中流传，被多次改编拍摄成影视作品和舞台剧，关键在于它符合中国文人和读者的文学感性思维，它改变了《普汉先生》中娓娓道来、缺少波澜起伏的自叙和自我审视。

张爱玲的借用和改写大胆且直接，正如苏友贞的文章标题《张爱玲怕谁？》，其实张爱玲谁也不怕，她乐于对自己感兴趣的文本进行借鉴和改写。张爱玲和马宽德已逝，我们很难再去追究张爱玲的行为是否属于“抄袭”也无法追向张爱玲借鉴创作《半生缘》的本意。然而，分析和探寻《普汉先生》和《半生缘》之间的借用和改写关系，以及同一故事框架下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文化背景，对于后人如何更好地学习借鉴优秀作品，在改写借用中发挥出作者独有的个人才情，或许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本是同根生——〈十八春〉、〈半生缘〉追本溯源》，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

②沈庆利、赵小娜：《张爱玲不怕“抄袭”？——〈半生缘〉与〈普汉先生〉对照阅读之一》，《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1期。

③邝明艳：《张爱玲如何改写？——从〈普汉先生〉到〈十八春〉》，《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5期。

④［美］约翰·菲利普斯·马宽德：《普汉先生》，邝明艳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⑤⑥⑦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第128页；第233页。

⑧张爱玲：《对照记》，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⑨苏友贞：《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7、48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Rewriting，Artistically，within the Frame of the Same Story，with the Examples of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and H.M.Pulham，Esq

Cheng Xiamin

Half a Lifelong Romance，based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a twin-cityin H.M.Pulham，Esq，has its main narrative lin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similarly arranged.In addition，Eileen Chang made copious quotations of the plot and dialogue in H.M.Pulham，Esq.What commands our attention is the fact that the uniqu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featured in Half a Lifelong Romance，and the sorrowful way of her writing made the work ar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H.M. Pulham，Esq.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went beyond H.M.Pulham，Esq in terms of artistic thought bycombiningthe n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author’s own feelings despite the same frame ofstoryand the article also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how Eileen Chang provided additional characters and plot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equivalent characters in H.M.Pulham，Esq in term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images，thus endowing her work with deeper traces of time and culture.

Half a Lifelong Romance，H.M.Pulham，Esq，artistic rewriting

I206

A

1006-0677（2016）3-0062-05

程夏敏，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