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述评

杨正娟

澳大利亚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述评

杨正娟

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是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都有自身特色。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在不同文化语境和背景下，中国古代通俗文学被解读和阐释的面貌与形态，这种了解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借鉴。

澳大利亚；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对象；方法

澳大利亚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戴维斯（A.R. Davis）、毕汉思（Hans H.A.Bielenstein）等构成了最初的研究力量。他们在教学之余致力于创办学术中心和研究刊物，并注重培养本土研究人才，使得起步较晚的澳大利亚中国文学研究发展迅速，并成为英语世界五大中心之一。现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为主要阵地，出版了《亚洲研究评论》、《中国杂志》和《东方社会杂志》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研究会议，继续扩大自身在汉学研究界的影响力。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通俗文学研究队伍最初也是从英国等引进学者，以柳存仁为代表。50—60年代培养的本土学者在70年代脱颖而出，如马克林、马兰安、萧虹等，他们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引进的学者也不乏其人，研究团队一直是引进与本土培养相结合，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另外，相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治、中澳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的研究，其通俗文学研究并没有形成气候，更多是出于学者的个人兴趣，因此呈现出以个体为主的研究特色。研究者往往将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更为注重其文化方面的涵义，文学本体研究不多。这种通俗文学与文化、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与语言学综合研究的思路，体现了西方汉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特点。以下，就将其古典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研究状况分类概述。

一、古典小说研究

澳大利亚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由柳存仁开创，以马兰安、萧虹、赵晓寰等学者为主要代表。总体而言，由于学术背景、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既有传统的渊源、版本、作者的考证，也有文化角度、西方理论的切入，且范围和方法广泛多变，是一种文学、文化、宗教和社会学相融合的研究思路。

柳存仁（Liu Ts’un-yan）1917年生于北京，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士，后获伦敦大学荣誉文学士、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他是澳大利亚人文学院的首届院士，1966年起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是继毕汉思和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之后的第三位中文系教授。作为最著名的华裔汉学家之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古籍方面。

利用国外图书馆的中国古籍藏书，柳存仁对明清小说的渊源、版本、作者等进行考证，并将宗教与小说结合，综合考察宗教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他为中国通俗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资料，很多学术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在中西汉学研究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①是柳存仁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的论文，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著之一。这是一部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力著，作者主要以《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为对象，认为其充满了佛道教的通俗材料，只是经过了文人或者编纂者的加工后，这些材料被加倍扩充、精细，使得其从粗糙的胚胎变为文人的巨著。本书的副标题“《封神演义》之作者”，也即柳存仁对作者新的考证。本书旁涉佛教的密宗和道教的杂籍，以及自平话以来迄明代各白话小说的发展，加上柳存仁自己发现的明刻本《封神演义》上的一些文字证据，以此来确定其作者。通过对《列国志传》、《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三者的比较和多方考证，柳存仁对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作者身份表示怀疑，并辅以大量资料，倾向于《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西星，并且认为《西游记》明显晚于《封神演义》，且袭用了后者的若干情节。

《伦敦两个图书馆里的中国通俗小说》②是一部关于小说版本与作者考订的学术专著。作者于1957年夏天到伦敦博物院的东方书籍及珍本部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查阅旧刻本的中国小说，并作了提要性的札记。该书即为作者根据当时所作的札记，并参照日本内阁文库、宫内省书陵部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版本，经过整理和考订而写成的文字。书中所录的134部中国传统小说书目，基本包括了两馆所藏旧刻中国小说的全部，其中有若干种孤本和珍本，为以往到海外访书的学者们所未见或未加记录。该书与以往同类书籍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除罗列所见书目及版本外，作者对这些书籍作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一些篇章详细考证了所列小说的作者、时代、刻工、版本等情况，提出了一些与流行看法颇有歧异的观点。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将前三篇进行整理之后，以《四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③论述了自己所整理的四游记的明代刻本情况。他对学术界认为朱本、杨本均为世本删节本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百回本《西游记》必定是《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以后的产物，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借鉴了朱、杨二本。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游记》与道教的文章，并指出了丘处机与小说的密切关系，对《西游记》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李舜华认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西游记》的道教色彩，并由此重申丘处机说，大半是由柳氏启发而来”。④

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柳存仁主要是集中在其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之上。其《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⑤由此他勾勒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以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这个考证提供了《三国演义》版系衍变考察的新思路，在其版本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吴承恩的生平与职业》⑥，对其成长、家族谱系、结社交友、诗词文赋创作、政治生涯等作了勾勒，对其受杂剧、宗教材料、佛道思想等影响而创作的《西游记》更是有详细描述。除吴承恩外，这部传记也描述了明代的政治谱系、文化观念、文人社会、戏剧传播等等，是一部明代社会的缩影小史。后来他又为《明代传记辞典》撰写了题为“吴承恩”的辞条。《李渔》⑦是他与茅国权合著的传记，描述了李渔的生平思想，认为李渔为人的最大特点是公然标榜享乐主义哲学，并不遗余力地实践这种哲学，在其思想中很难找到中国主流思想的痕迹，而较接近于西方的昔勒尼学派、伊壁鸠鲁哲学以及近代的功利主义哲学⑧。另外，对其小说创作和戏剧评论也有指涉，在英语世界的李渔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被列入波士顿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的传记和论著部分。

《孤本与罕见本小说》、《论明清通俗小说之版本》、《小说的时代与真伪》、《论近人研究中国小说之得失》等主要是从小说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谈对刊本、孤本等概念的认识，并结合例子以及自己所见的明清小说刻本，论述怎样从刊本中辨别小说的时代、作者及真伪，并对其中可能产生的讹误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对于通俗文学研究者们学习、掌握必要的小说版本学知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则延续了作者将宗教学和小说结合的学术方法，对小说和作者进行考证。这些学术论文大多刊发在香港的学术期刊上，后被收入《和风堂文集》中。

他后期将道教作为主要方向，但也并不局限于道教，而是放眼于更广阔的领域，这也是柳氏道教研究的一个特色。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胡适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山鼻祖，那么自柳存仁之后，《西游记》研究又为之一变，道教对《西游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已经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虽然不乏争议，但是依据其深厚的道教学识功底，柳存仁的观点和方法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外汉学有别于中土正统国学的一大特征：剑走偏锋、鞭辟入里，不疑处存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他们的重要武器。⑨

马兰安（Anne E.McLaren）是继柳存仁之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学者。她1976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士，1983年获墨尔本大学硕士，1983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中心，主要方向为中国通俗文化和小说、中国帝制晚期的印刷媒体和推广、中国女性口头文化和仪式文化、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中国的复兴等。

就小说研究而言，作为澳大利亚本土培养的汉学家的优秀代表，与柳存仁等老一辈汉学家相比，马兰安从说唱词话与早期小说的关系入手，探讨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的明清小说的版本源流和衍变过程，并对小说在创作、出版、传播、接受和反馈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方法也更为多变，更加重视通俗文学背后庞大的“民间文化”的影响。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与中国早期小说》⑩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主要是从说书人的角度研究说话，并对说唱词话在中国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释。后来，她将重点放置于《三国演义》与词话的关系上，对《三国演义》的作者、源流、版本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唱词话和〈三国演义〉刊本的演变》⑪集中阐述了她对于说唱词话所代表的“口头传统”和《三国演义》成书与版本源流的思考。她将1967年出土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与《三国志演义》相对比，认为《三国志演义》一开始也是较为口语化的，罗贯中的版本受到口头说话的影响，其撰写的《三国志演义》比后来的著名刊本要粗糙得多，后来的编纂者有意识地改造了口头流传的材料，从而使现行的《三国演义》以仿照官方史书的内容和形式而写定。从各种版本中所包含的口头文学传统的多寡，她认为《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材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因此，《三国志演义》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这也是对柳存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⑫。

作为“三国”研究的代表人物，马兰安还将《三国演义》的版本与阅读阶层、词话刊本价格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三国演义〉的普及：两个早期版本的研究》⑬、《明代的观众和白话诠释：〈三国演义〉的使用》⑭中，她通过研究“简本”系统的万历二十年余氏双峰堂刻《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和叶逢春刻元峰子序本《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以及“繁本”系统的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论证不同系统的版本针对哪些不同的阅读对象；她认为“简本”的读者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往往从小说中去解读有关军事谋略、人际关系、清明政治，以及如何卜卦、行礼仪等日常生活的民众教育、文化知识和实用问题的答案，而并非像文人士大夫那样去欣赏“繁本”《三国演义》的艺术造诣⑮。

近年来马兰安将小说研究和晚期帝制时代的印刷、出版文化和阅读市场相结合，以《中国的印刷文化和普通读者的出现》、《出版时代对历史的重新包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挑战宋元官方历史：〈三国演义〉中的记载》等学术论文为代表⑯。这些论文大都跳出了单纯的通俗文学研究范围，说明作者更为侧重通俗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以此来透视印刷时代给社会阶层的审美所带来的影响。

萧虹（Lily Xiaohong Lee）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学士，美国亚特兰大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怀俄明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悉尼大学东方图书馆等工作多年，1983年获得悉尼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世说新语》为研究对象。她认为，研究魏晋阶段的任何主题，人们都可以从《世说新语》中找到许多正史所不能提供的珍贵资料，因此，她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文学和哲学等各个角度综合把握这部小说，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⑰。2011年，她将博士论文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出版了《〈世说新语〉整体研究》⑱，从性质、历史沿革、作者问题、书源及编纂方式与成书经过、反映的社会风尚、历史价值、后世影响等方面对《世说新语》进行了细致考察。本书材料丰富，论述平实，但思路开阔，多有启发性创见，例如，在“后世影响”一章中，除了文体方面，还涉及到了故事内容对后世戏曲小说的影响，除了本国影响，还搜罗了许多在中国以外产生影响的材料。

赵晓寰（Xiaohuan Zhao）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院，获中国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悉尼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就小说而言，他的研究中有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分析，有古典小说与宗教、法律等关系的考察，也有从认知诗学角度对小说文类与文学传统形成的理论范式之构建，呈现出独特新颖的视角和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

《中国文言超自然小说形态发展史》⑲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中国超自然小说的形态结构，涉及到神话、宗教、民间（鬼魂）信仰、跨文化对比、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形态学等。作者以先秦至清代的五十篇志怪小说为例，对志怪小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综合运用普洛普的形态学理论，从“故事功能”、“故事角色”、“功能排序”等方面阐释中国文言志怪小说的形态结构，“为英语世界对志怪小说的研究与神话传说的比较研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⑳。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大关注，并获得了当年的Adele Melen奖（学术研究突出贡献奖）。

就翻译而言，作为英语世界的汉学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太多，零星的译作也大多集中在以上所涉及的学者中间。《武王伐纣平话》由柳存仁首先译介（见《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第1卷），《封神演义》的部分译文见于其英文论文集《和风堂论文选集》和《和风堂散策新集》之中㉑。马兰安将“三言”中的《计押番金鳗产祸》、《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和《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进行介绍和翻译，以《中国的蛇蝎妇人：明代的故事》㉒为名出版。赵晓寰在《中国文言超自然小说形态发展史》中，对魏晋至清代的五十篇志怪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进行了介绍，也可作为一种大体上的译介。

综合来看，澳大利亚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既有传统方法的运用，也注重结合社会学、人类学、民间通俗文化、西方理论等，给小说研究以更多层次和方面的把握和观照。这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研究引入了文化诠释和宗教、社会学等方法，使得其在方法论的系统性和研究视野的广泛性方面都比较成熟。

二、古典戏曲研究

总体而言，戏曲研究不如小说研究发达，以马克林、贺大卫和赵晓寰等为代表，马兰安在通俗文学与市场、印刷关系的探讨中，也对明代戏剧有所指涉。与整体研究态势相同，学者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既有对中国传统戏剧和地方剧种的研究，也有对仪式剧、现当代戏剧政策的关注，还有对中西戏剧比较、中国戏曲形态学的理论分析等等，基本上涵盖了戏曲研究的各个方面。而且研究者们往往转移学术兴趣，不再或者很少再从事戏曲研究，现重点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仅为赵晓寰一人。

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早年曾在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澳中关系、当代中国政治、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戏剧、中国少数民族等，他撰写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形象研究的权威著作。1964-1966年他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期间对中国京剧产生极大兴趣，回国后即以京剧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后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戏剧的研究论著，其研究对象更为广泛，包括了地方剧种、少数民族戏剧、中国现当代戏剧等等。

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中国戏曲研究的西方代表学者之一，马克林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和把握相当全面。他是西方少数对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进行探讨的学者之一，更为重视戏曲发展过程中社会因素和演员自身素质的影响，后期的戏剧史撰写打破了朝代分期的局限，从地域性和地方剧种发展、古典戏曲与现当代戏剧、戏曲与话剧的角度对中国戏剧进行综合考察。

《京剧的兴起：从社会学视角对1770-1870年中国戏剧的考察》㉓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林早期中国戏剧的代表研究之一。正如题目所言，本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京剧在清代的兴起所做的全面考察，共分为七章，前两章描述了京剧兴起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传统社会戏剧的功用，第三章从盐商家庭戏班、皇帝巡视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扬州戏剧的发展，第四、五、六章则重点从魏长生、秦腔的男旦演员和老生行当的代表演员等方面论述了1770-1870年间京剧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后一章介绍了京剧职业化的过程。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卞赵如兰认为，作者对当时的艺人生活、社会地位、来往社交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京剧发展的力作。

伊维德对本书进行了评价，他除了肯定本书的价值之外，亦提出了若干批评。首先，作者在西方视角的观照下对中国戏剧现象的论述有所偏颇，比如，在伊维德看来，中国的戏曲演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演出对他们而言更多是谋生的需求，而本书站在西方戏剧立场上，对“演员”的职业身份过分强调，反而丧失了对中国戏剧“娱人”性质的把握；再如，本书在戏剧史的论述中，对元代的演员构成、明代宫廷对戏剧的扶持、清代重要戏剧家李渔的创作等大量戏曲现象缺乏关注，使得戏剧史的梳理有诸多遗漏之处；另外，伊维德认为，在对清代演员的考察时，马克林忽视了《品花宝鉴》等描写戏曲艺人生活的白话小说这样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㉔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伊维德对本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就当时的研究状况和整体水平而言，马克林对京剧的兴起所做的历史梳理和对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等的关注还是具有学术价值的。

《近代以来中国戏剧：从1840年至今》㉕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戏剧的著作。序言部分对中国戏剧的历史、音乐体制、舞台表演的程式规范等进行介绍，正文分为“1949年之前的北京戏剧”、“1949年之前北京之外的戏剧”和“共和国时期的戏剧”三个部分，将时间和地域相结合，综合呈现1840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戏剧的面貌。其中第一部分与《京剧的兴起》相类似，以“前老生三杰”、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等演员为例，对京剧表演成为职业、演员成为中心要素以及民国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进行探讨，试图以演员为中心来阐释京剧艺术在晚清民国间的发展和变化。第二部分介绍了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广东、福建）、长江中游（湖北、四川）等地域的地方戏剧，对滩簧、绍剧、粤剧等进行大体描述。第三部分则侧重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戏改政策、民间职业和业余戏剧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发展、传统戏剧和现代戏剧的演出等。正文之后的附表将雍正皇帝时期到1975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戏剧史大事进行罗列，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戏剧的发展轨迹和统治阶级政策的关系。整体而言，本书在历史的梳理之外，将地方戏剧也纳入叙述的体例之中，将1949年后的政治、文艺政策对戏剧发展的影响重点论述，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研究著作，本书对于中国戏剧的论述还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

《中国戏剧：一个历史性的考察》㉖共分12章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传统与旧社会”；第二部分为“新中国”，专门写1949年以后京剧的发展。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打破了以往以朝代变迁为依据的戏剧史叙述体例，更为重视地域性戏剧形式、戏剧与社会政治等的关系，并以此为叙述的主要线索。该书共200多页，每章的篇幅都较为短小，实为概述性的戏剧史，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汲取较多，自己创见不多，但对中国戏剧脉络的整体把握还是比较全面的，如果以西方读者为阅读对象的话，本书算是一部不错的中国戏剧简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马克林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澳关系、中国外交政策、国际形势及关系等政治、社会领域，中国戏剧研究所占的比例下降。相较于其他西方学者，由于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马克林接触到的中国戏剧演出更多，对中国戏剧生态环境的感受更为突出，因此他的戏剧研究所含的文化偏见并不多，对中国戏剧史的论述和戏剧现象的探讨也更为注意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同时结合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戏剧发展观点，也确立了他在国际上中国戏剧研究的重要地位。

贺大卫（Holm David）于1980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是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教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广西壮族的文化和文字、中国传统和当代戏剧文本、仪式和仪式剧的表演和戏剧音乐、舞蹈、程式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主要以延安戏改中的秧歌戏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共的文艺政策、秧歌戏被改造和利用的过程、鲁艺的京剧演出等进行研究，翻译了《马可：〈夫妻识字〉，独幕秧歌戏》（1976），撰写了《作为宣传方式的民间艺术：延安的秧歌戏运动》和《革命的中国：艺术和意识形态》等学术论文或者书籍㉗。

九十年代，贺大卫主要以广西、贵州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地区的仪式剧为研究对象，对师公戏、马戏、扬戏、傩戏、跳戏、“度马土唱”和“仪式表演中‘董永’形象的流变”等进行综合考察，提出了自己对仪式剧的观点。比如在对师公戏的考察中，他详细记录了师公戏的演出过程，认为其演出中的戏剧性因素不突出，演出效果枯燥乏味，因此他认为中国仪式剧“娱神”或“娱人”的特点值得怀疑。㉘尽管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但他的大部分仪式剧研究都是在田野调查和实地观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的研究忠实记录了仪式剧演出的实况，并介绍了若干科仪本的形态，如果从“搁置争议，抢救优先”的角度看，他的这种记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晓寰作为西方中国戏剧史专家杜为廉（William Arthur Dolby）的高足，在戏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绩。与杜为廉专注于元杂剧研究不同的是，他从戏曲的形态学分析入手，进而开始关注中西戏剧的比较问题，并且对戏曲文本中所反映的集体心理、社会问题等进行揭示，近年来又致力于城隍信仰的研究和中国戏剧起源问题的思考，通过田野调查，他观摩了大量的戏剧文物，在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戏剧的形成、概念、发展流变等有了自己的观点。

《从神奇故事到传奇剧：明代梦幻/鬼神剧〈牡丹亭〉的形态结构分析》㉙是以形态学方法对《牡丹亭》的分析。作者在综合考察了普洛普的形态学适用性的基础上，从“故事与功能”、“故事与回合”、“人物与故事/角色行当”等方面对戏剧文本做了形态结构的分析。他将《牡丹亭》按照叙事脉络分为若干回合，并对每个回合的功能系统进行分析，进而描述在人物行动范围中戏剧人物功能的分布，最终从形态学的角度归纳出《牡丹亭》整体的戏剧结构以及叙事策略。

《元杂剧戏台上搬演的道观中的爱情、肉欲和迷失》㉚以元杂剧《鸳鸯被》、《望江亭》、《女真观》和《竹坞听琴》等四个发生在道观里的爱情故事的戏剧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将故事分为“媒婆”和“思凡”两种类型，分析违反道观规约、渴望世俗生活和肉欲爱情的女尼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给以“度脱”主题为主的宗教戏剧以另一视角的解读。

《中日鬼魂观及其在传统戏剧上的表现——以元杂剧与日本能乐为中心的比较研究》㉛是一篇以中日戏剧比较为主的学术论文。作者首先对中日两大戏剧传统中涉及鬼神的能乐和杂剧作了一番梳理，然后简要回顾中日两国的鬼魂观和鬼神信仰，最后重点针对能乐和杂剧中的脚色类型、表现方式、与鬼魂类型相关的人物类型，以及在剧终时鬼魂人物的命运安排等方面展开对比，并指出了中国戏剧对日本能乐的影响。

综而观之，澳大利亚的戏曲研究者们对作为艺术形式的戏曲本身的源流、发展和流变投入了极大精力，并将戏曲文本与表演、戏曲与民俗研究并重，注重田野调查，利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戏曲进行跨学科研究，体现了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说唱文学研究

与小说、戏曲研究相比，澳大利亚的说唱文学研究更显薄弱，目前仅有马兰安一位学者。如上所述，她以说唱词话和早期小说的关系开始进行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早期侧重于说唱词话对小说版本系统的影响，后来她将说唱文学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与民间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中国民间文化与明代说唱》㉜是马兰安说唱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包括“嘉定地区说唱词话的发现”、“说唱、出版商和读者”、“节日、装扮和说唱词话表演”、“亲属关系和表演”、“正统观念和民间解读：说唱里的常用材料”、“口头传统的文学再利用”、“回顾过去：历史的民间解读”和“讲述者在说唱中的修辞和说唱词话”等8章，并附有明成化说唱词话的目录和插图。通过对阅读现象和民间文献的把握，马兰安探讨了这些说唱词话的读者对象、阅读方式和表演仪式。她认为，明成化本说唱词话的读者是文化不高诸如下级官员之类的家族成员，当然也包括更广泛的读者，其中包含女性读者，说唱词话可能用于宗教性集会的场合；拥有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家族中，至少有一位家庭成员具有阅读能力，他朗读或者以表演的形式背诵说唱词话以帮助他人记忆学习该词话。㉝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女性读者与章回小说的兴起、词话小说价格与读者群也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尽管国内学者李舜华等对本书的取样标准、论证方式和结果表达了若干异议㉞，但不可否认，马兰安在对说唱词话、小说版本与形成、读者群与阅读能力、出版环境与小说价格等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性研究中所体现出的缜密的学术思维和深厚的学术素养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由于说唱词话和女书皆属于没读过书的妇女的口语文化传统，因此女性文学与说唱文学的关系也是马兰安的研究对象之一，《女性的声音和文本性：中国女书和弹词中的贞操和诱拐》和《跨越中国的性别边界：女书叙事》㉟等皆是从女性书写的角度对女性文化和社会地位所做的考察。近年来她又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中国女性口头文化和仪式文化，撰写了《表演悲伤：中国农村地区的哭嫁歌》㊱等著述和论文。她现在主要从事“中国长江三角洲下游的口头表演和仪式文化”，重点研究上海及其周边县在当地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传统的口头表演和仪式文化，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与国内相比，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在范围和方法上还是有着自身的独到之处。首先，就研究范围而言，不同于国内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澳大利亚的学者们往往在众多领域都有涉猎，且将古典通俗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如马克林和贺大卫的现当代戏剧研究，马兰安的长江三角洲民间文化和妇女哭嫁文化研究，萧虹的女性文学研究，赵晓寰的法律与文学关系研究等。他们往往更为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关系，有的甚至将文化研究作为近年的重点对象。就方法而言，他们会将西方的某些研究理论运用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去，如赵晓寰用普洛普的形态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志怪小说和《牡丹亭》等明清传奇，马兰安参照了西方小说在兴起传播过程中的运作实践来考察明代小说与阅读对象的关系。这些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多视角观照，但是适用性是学者们在运用时应该着重考虑的，毕竟中国通俗文学有着自身独特的生长环境和流传机制。但是，澳大利亚学者们的通俗文学研究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随着日益频繁的交流，相信会有更多的学术成果被引进国内，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①Liu Ts’un-yan，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2.

②Liu Ts’un-yan，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in Two London Libraries.Hong Kong:Lungmen，1967.

③［澳］柳存仁：《四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香港《新亚学报》1963年第2期。

④李舜华：《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学术交流》2001年第1期。

⑤［澳］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6年第1期。

⑥Liu Ts’un-yan，Wu Cheng-en，His Life and Career.Leiden:E.J.Brill，1967.

⑦Liu Ts’un-yan，Nathan Mao，Li Yu.Boston:Twayne，1977.

⑧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⑨西河：《从柳存仁先生的去世看中国国学热》，载2009年8月24日《东方早报》。

⑩Anne E.McLaren，Ming Chantefable and the Early Chinese Novel：A Study of the Chenghua Period Cihu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Diss，1983.

⑪Anne E.McLaren，“Chantefables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San-Kuo-Chih Yen-I”，T’oug Pao（vol.71），1985.

⑫罗书华、苗怀明：《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⑬Anne E.McLaren，“Popularizing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a Study of Two Early Editions”，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33.2），1995.

⑭Anne E.McLaren，“Ming Audiences and Vernacular Hermeneutics:The Us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T’oug Pao（Vol.81），1995.

⑮㉝参见王岗：《文学社会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第381页。

⑯Anne E.McLaren，“Print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mon Reader”，Studies of Publishing Culture in China，Morimoto Publishers，2004. Anne E.McLaren，“History Repacked in the Age of Print:The Sanguozhi and Sanguoyanyi”，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ulletin，69，2006. Anne E.McLaren，“Challenging Official Histor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The Record of The Three Kingdoms”，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

⑰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有：《〈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载《台北中国图书馆馆刊》，1981），《〈世说新语〉的历史价值》（载《远东史论丛》34号，1986），《〈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的前身》（收入《饶宗颐教授75寿辰纪念文集》），《〈世说新语〉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2006），《分享幽默：〈世说新语〉中的精英戏谑（世界上一种新类型的故事）》（2011）等。

⑱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⑲Xiaohuan Zhao，Classical Chinese Supernatural Fiction:A Morphological History.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5.

⑳韩瑞亚撰，温佐廷译：《评赵晓寰〈中国古代超自然小说：一份形态考察史〉》，《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㉑Liu Ts’un-yan，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Leiden:E.J.Brill，1976. Liu Ts’un-yan，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Leiden:E.J.Brill，1984.

㉒Anne E.McLaren，The Chinese Femme Fatale:Stories from the Ming Period.National Capital Printing，1994.

㉓Colin P.Mackerras，The Rise of the Peking Opera，1770-1870:Social Aspects of the Theatre in Manchu Chin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㉔W.L.Idema，“Review”，T’oug Pao（Vol.62），1976.

㉕Colin P.Mackerras，The Chinese Theatre in Modern Times: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5.

㉖Colin P.Mackerras，Chinese Drama:A Historical Survey.Beijing:NewWorld Press，1990.

㉗Holm David，“Folk Art as Propaganda:the Yangge Movement in Yan’an”，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eds.Bonnie S.McDougall）.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Holm David，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㉘Holm David，“Ritual and Ritual Theatre in Liuzhou，Guangxi”，Minsuquyi（Vol.84），1993.

㉙ Xiaohuan Zhao，“From Story to Script:Towards A Morphology of the Pony Pavilion-A Dream/Ghost Drama from Ming China”，Acta Orientalia Vilnensia，7（1-2），2006.

㉚Xiaohuan Zhao，“Love，Lust and Loss in the Daoist Nunnery as Presented in Yuan Drama”，T’oug Pao（Vol.100），2014.

㉛Xiaohuan Zhao，“Ghost and Sprits in Chinese Zaju and Japanese Noh:A Comparative Study”，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2015.

㉜ Anne E.McLaren，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㉞参见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㉟Anne E.McLaren，“Women’s Voices and Textuality:Chastityand Abduction in Chinese Nvshu and Prosimetric Narratives”，Modern China（22.4），1996. Anne E.McLaren，“Crossing Gender Boundaries in China:Nvshu Narratives”，Researching the Fragments:Histories of Women in the Asian Context（eds.Brewer）.NewDay，2000.

㊱Anne E.McLaren，Performing Grief:Bridal Laments in Rur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责任编辑：张卫东）

Research in Australia into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A Review

Yang Zhengjuan

Research in Australia into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inolog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ere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scholars have emerged，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ir methodologies and research areas.By combing through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we can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eatures and formation of how ancient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 is read and interpreted in a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and background，so that our viewis broadened and we can learn from their research methods.

Australia，research into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objects，methods

I109

A

1006-0677（2016）3-0073-09

杨正娟，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