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午餐吃上瘾，扶贫扶出坏脾气

华说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德国诗人海涅的名句。诗人是敏感的，道出的心思，“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所无”，遂引发共鸣，至今人们还广泛引用。可见，愿望是一回事，结果是另一回事。“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之事，在真实世界里比比皆是。

譬如说《半月谈》的一篇报道，说在陕北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力度逐年加大，各项优惠政策不断落地，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伴随着扶贫力度的加大，受助的农民依赖性增强，总指望着政府救济和补贴。

30岁的胡某是延安市志丹县金丁镇胡新庄社区的一位农民，种植大棚已近四个年头。作为村里最年轻的大棚种植者，目前他经营11个大棚，一年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

当地政府免费为农民修建大棚，提供免费的肥料、菜苗，还有技术服务。一期承包5年，他只需要掏三四千元的承包费。胡某表示，政府应该再加大扶持力度。“我这些棚的草帘子明年也该换了，希望政府能免费给换。”胡某说。

志丹县顺宁镇白草台村的任某也有同样的想法。种草莓每年收入六七万元，但他不愿意追加投资，“草帘子一块80块钱，政府给个三五十块钱的扶持就好了；当然，政府要是年年扶持就更好了”。

免费的大餐一旦吃上了，想不上瘾都难。这是不奇怪的。经济学说，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自私自利无一例外。草帘子坏了，要换，一个是自己掏钱，一个是政府掏钱，选哪个？当然是后者。不要嘲笑农民的自私，城里的人也一样。君不见，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之后，不是吵吵嚷嚷着平日也要免费吗？其行为，和这两个从事大棚种植的农民有何区别？

救济也罢，补贴也罢，其实质，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这种收入分配，与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不同。市场的收入分配，是有清楚的权利和责任界定的，每一个生产要素的收入，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劳动力的收入是工资，土地的收入是租金，资本的收入是利息，各得其所。在市场竞争下，均衡状态是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值。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救济和补贴，其收入权利是不清楚的。把这钱给张三，可张三并没有做出贡献，收入权利凭何而定？说因为张三穷，可穷不是生产要素，没有任何产出，何来收入？李四也穷，同样是穷，为什么救济和补贴给张三而不给李四？于是你争我夺，有权者上下其手，贪污腐败丛生，所有救济和补贴无一不是一地鸡毛，皆因收入权利界定不清而起。

不干活儿，没有贡献也可以拿钱，谁还会干活？干活的人挣的钱没有拿救济和补贴的人多，谁还愿意干活儿？救济和补贴越多的地方，干活的人越少，这是客观经济分析。评论这现象是好是坏则属价值判断。价值观说，包括救济和补贴在内的社会福利，会鼓励懒人，会培养争夺救济和补贴的“刁民”。这现象，在扶贫力度不断加大的老区是出现了——“有的人不愿发展产业，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时不时跑到乡政府来要钱，不给就不走”。“现在有些人隔几天就来镇政府要个30元、50元的，还觉得很骄傲、很光荣。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只要有百姓来闹，就会给些钱打发走人”。好与坏，可取还是不可取，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客观的经济分析说，这一幕的出现是必然的。

扶贫中最为奇葩的“怪现状”，莫过于干部代劳种地。报道说，政府出钱投资建设了大棚和果园，但农民却并不领情，不愿种，宁愿外出打零工，于是乎出现如下令人“拍案惊奇”的场景：“乡镇干部只得亲自上阵，甚至出现干部种大棚，上街卖黄瓜，进果园打药、拉枝，而农民宁愿打麻将也不种地的现象”。或者，“干部只能帮忙管护、打药。久而久之，一些农户就认为，即便他们不下地干活，也会有干部代劳”。

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乡镇基层干部亲自下地打药管护、上街卖菜和水果，这样的一幕，似乎有些感人，干部的形象，也似乎有些伟大。然而说穿了却有些煞风景。干部这么做，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迫于上头的考核压力。国家每年花这么多钱用于扶贫，总要有交代。如何交代？当然是各项考核指标的落实，落实到哪里？自然是基层的乡镇干部身上。某些精明的农民无疑是看透了干部的心思——“农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抓住了基层干部考核的软肋。政府想出政绩，干部重视考核，农民就是不干，看你政府急不急”。

看重政绩，看重考核，自然容易“大干快上”，罔顾实际地发展项目。农民“宁愿外出打零工”，或者“宁愿打麻将也不种地”，其实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这些扶贫项目的一厢情愿，没有市场。农民之所以选择“外出打工”或者“打麻将”，是因为权衡收益和成本之后，发现种植大棚和果园的收益，没有外出打工多，甚至低于打麻将的休闲价值。

长贫难顾，帮助穷人，政府所要做的，是提供能够让他们自食其力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大包大揽地做“保姆”。大肆补贴救济，只会让更多的人选择“贫困”，穷而有钱可拿，何乐而不穷？万事皆有因果，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只是因为你所提供的，是适宜跳蚤生长的土壤而已。变革扶贫之道之法，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