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抵押融资模式与区域经验

曾庆芬

一、引言

随着农地抵押试验的推进，理论和实践部门对其运行机制越发关注。不少文献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罗剑朝等（2003）[1]对贵州省湄潭县， 邓纲（2011）[2]对成都市， 张龙耀等（2015）[3]对宁波、武汉和枣庄等地，张庆君（2010）[4]对辽宁省法库县，伍振军和张云华（2011）[5]对宁夏同心县等个案的归纳和解剖。但既有文献区域比较视角薄弱，对个案之间共性与个性的研究少，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特点，极不利于从全国层面制定农地抵押融资政策。近期，少量文献意识到区域比较的意义，如罗剑朝和杨婷怡（2014）[6]对宁夏同心县、陕西高陵县、杨凌师范区等典型模式的比较，但区域运行机制共性及关键制约因素的讨论尚不深入。郭忠兴等（2014）[7]从资产专用性引致交易费用高的角度，认为市场和科层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结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是农地抵押的最佳模式，并用宁夏同心县案例予以佐证。但该文无法解释现实中混合治理结构仍然存在多样化的事实。因此，用交易费用视角解释区域模式选择太过笼统。

本文以为，虽然各地农地抵押融资机制设计呈现出纷繁多样的表象，但从道德风险出发，运用合约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其中的共性和个性，并能从四川、宁夏等地试验中获得经验支持。其共性在于农地经营权融资面临约束，需要借助融资保证等形式强化对借款人的监督，从而使农地抵押“变异”，这是农村产权制度约束下的产物。各地试验的个性则主要体现在监督形式选择，不同的监督形式有不同的监督效率、资源禀赋要求和目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