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护理高职生共情能力的现状研究

高小芬 于卫华 徐晓莲

【摘 要】了解“3+2”护理高职生共情能力的现状，并分析人口学特征对共情的影响，为护理教育者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现代护理教育模式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杰弗逊共情量表——护生专用版，对浙江省某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3+2”高职护生的共情得分为（113±19.8）分，各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换位思考（5.76±0.83）、观点采择（5.23±0.89）、情感护理（5.12±0.64）。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和是否为学生干部在换位思考维度上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来自不同源地的护生其共情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3+2”护理高职生共情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建议护理教育者采取多种教学手段来促进护生共情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3+2”护理；高职生；共情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3+2护理高职生共情能力与情绪智力的相关性研究”（编号：2016XSA02）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14-0019-03

现代医学模式下，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能力已被列为护士的一项必备核心能力。2010年开始，我国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其首要环节便是良好的护患沟通。是否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已成为各用人单位选拔新进人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共情，又译作移情、通情、共感、神入、感情移入、同理心等，是指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去理解、认同、接受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并尽可能地同他人达成共鸣的情感体验。有研究报道，共情对护患沟通能力有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沟通技巧中最具特质的技能之一，并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构建。本研究采取整群调查的方法，深入探讨“3+2”护理高职生共情能力的现状，以期为护理教育者在原有基础上对该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现代护理教育模式提供实证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 对象

选取浙江某高校护理系所有2015级“3+2”高职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计329人）。纳入标准：愿意参加本调查者。排除标准：①不愿意参加本次调查者；②休病假者。

2. 方法

（1）研究工具。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参考相关文献，根据研究性质和目的自行编制，主要包括护生的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等一般情况。②杰弗逊共情量表——护生专用版（JSPE-NS）。JSPE由美国杰弗逊医学教育和健康护理研究中心Mohammadreza Hojat博士编写。2009年，Ward等在JSPE的基础上，将量表进行修改，形成JSPE-NS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Nursing Student Version R）。2010年，邱志军将其汉化。量表中共20个条目，其中正向和反向计分条目各10个，包括观点采择、情感护理和换位思考三个维度，采用Likert7点计分，分值范围在20分～140分，得分越高，说明被测对象的共情能力越强。

（2）调查方法。由研究者直接向护生发放问卷。①调查前，研究者向调查对象介绍本次调查的意义、性质和目的，强调遵循自愿原则，且为匿名填写。问卷取得研究对象同意后发放。②问卷现场收回，随后调查者对调查表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如有遗漏，请被调查者及时补齐。③问卷回收后，根据以下标准进行人工筛选：问卷明显未经考虑作答；超过问卷题目总数10%的题目没有回答者。④资料分析前，对数据的编码与录入工作进行查错及逻辑检查。共发放问卷329份，回收327份，其中有效问卷321份，有效率为98.2%。

（3）数据整理。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3+2”高职护生的年龄、共情各维度得分，采用百分比描述护生的一般资料；采用两样本t检验进行不同特征护生共情得分的差异性，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3+2”高职护生一般资料

共调查321名“3+2”高职护生，均为女性，且均为汉族，年龄为18～20（19.35±0.72）岁；生源地：城市89名（27.7%），乡镇或农村232名（72.3%）；独生子女195名（60.7%），非独生子女126名（39.3%）；学生干部87名（27.1%），非学生干部234名（72.9%）。

2.“3+2”高职护生的共情现状

（1）共情总分及各维度得分。“3+2”高职护生的共情得分为（113±19.8）分，各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换位思考（5.76±0.83）、观点采择（5.23±0.89）、情感护理（5.12±0.64）。见表1。

（2）不同特征“3+2”高职护生共情得分比较。对不同特征“3+2”高职护生共情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是否为独生子女和是否为学生干部在换位思考维度上， 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来不同源地的护生其共情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三、讨论

1. 共情概念及作用

共情，是个体由于理解了真实的或想象他人的情绪而引发的与之一致或相似的情绪体验，是个人能以他人为中心，识别和接纳他人的观点并能够亲身体验他人情绪的一种心理过程。具备共情特质的人往往能切身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与苦恼，并在必要时用得体和尊重的方式向他人提供支持与帮助。共情护理是指护士在护理患者过程中，运用共情理论站在患者的角色位置理解患者的情绪和需求，并将对患者的这种理解用语言和行动的方式反馈给患者。共情是护患沟通中必不可少的过程，提高共情护理不仅能让患者体会到护士对他们的理解、关心和体贴，更能帮助护士及时发现患者存在的健康问题，理解病人及家属的需要，从而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因此，在促进医患沟通、促进患者康复和增进护理人员职业成就感等方面，共情都起着重要作用。

护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护士的后备资源，学生在校期间的共情能力会直接影响以后的临床护理工作质量。目前，社会对护理人才的庞大需求给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契机，但毕业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给“3+2”护理高职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其中，低学历层次和低职业素养成为她们就业时的最大障碍。共情是良好护患关系的切入点和职业素养的重要表现。因此，加强在校“3+2”高职护生共情能力的研究，有利于明确护理教育的方向和重点，使护生在进入临床工作后，更加适应环境和角色的改变，更易被病人和家属接受。

2.“3+2”高职护生的共情能力分析

本研究显示，“3+2”高职护生的共情总分为（113.34±19.86）分，略高于邱志军和潘云研究出的普通高职护生的得分（分别为100.75±17.57和105.38±18.92）分，并高于刘新萍研究得出的护理本科生的共情总分（84.14±11.26）分，略低于McMillan等测得的护理专业学生（114.57±10.94）的得分。

由此可见，相比较本科和普通大专护士，“3+2” 高职护生的共情水平相对较高。虽然招生对象主要是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的学生，起点较低，但是，由于在中专阶段中已经拥有一年的医院实习经历。因此，他们相比较普高起点的大专和本科护生，对临床护理工作更加熟悉，与患者接触的时间更多，并更能了解患者的需求。

另外，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该校授课教师经常采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法，促进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发言；而实验课教学中，学校提供的模拟医院和高端模拟仿真人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平台，使学生更易融入病房环境和自身角色，并注重主动与患者交流和沟通。因此，在遇到问题时，“3+2”高职护生更偏向从患者的角度来考虑，即换位思考，并将实践行为形成自己的特有观点，反过来又影响着自己的实际行动。但由于该群体自身年龄尚轻，社会经验也不足，因此在如何正确为患者提供合适而周到的情感护理方面，得分相对较低。

本研究显示，是否为独生子女和是否为学生干部在换位思考维度上，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独生子女在换位思考维度得分（10.97±2.10）低于非独生子女（16.88±3.56），这与项颖卿等的研究结果一致。独生子女因其成长环境的特殊性，较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遇到问题较少考虑到别人，因而换位思考能力较非独生子女低。另外，学生干部比非学生干部更容易理解患者，更愿意从患者角度出发，可能因为学生干部经常组织和参加各种活动，并作为学生和老师及学校间交流的纽带，处于相对复杂的人际交往环境，因而更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并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3+2”高职护生的共情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共情能力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有关。共情作为人格特质，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作为一种状态，它又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来。加强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提升其临床实践能力和专业行为素养是护理教育者的重要责任。除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外，护理教育者可针对“3+2”高职护生理论文化较浅的特点，增加共情培训课程，开设可提升人文素养的课程（如护理管理、人际沟通、护理礼仪等），鼓励学生参加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进而全面强化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提高共情能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何方敏，孟繁洁，刘溪.护理硕士研究生共情和沟通能力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13，13（4）：60-62.

[2] 潘孝富，孔康，赵斌强，等.大学生共情能力结构及其问卷编制[J].心理研究，2010，3（5）：73-78.

[3] 翟春晓，谢晖.本科实习护生情绪智力、共情能力与护患沟通能力的相关性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15，5（2）：91-93.

[4] 邱志军.湖南省高职护生共情现状的调查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0.

[5] Wilson SE，Prescott J，Becket G. Empathy levels in firstand third-year students in health and non-health disciplines[J]. Am J Pharm Educ，2012，6（ 2） ： 24.

[6] 康丽娟，张新宇.共情的研究进展[J].全科护理，2012，10（12）：3346-3348.

[7] 张阳.高职3+2护理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卫生职业教育，2015，33（8）：70-72.

[8] 潘云.高职护生共情能力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1，9（36）：219-221.

[9] 刘新萍，林田.护理本科生共情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护理教育，2015，12（7）：519-522.

[10] McMillan LR，Shannon DM.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JSPE Nursing Student Version R：comparison of senior BSN students and medical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empathy inpatient care[J].ISRN Nurs，2011，13（2）：23-24.

[11] 项颖卿，徐萍.高职护生共情特点的调查分析[J].江西医学院学报，2009，49（7）：115-117.

[12] 王松韬，黄丽.护士同理心培训国内外研究概况[J].健康研究，2011，31（2）：145-148.

（编辑：郝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