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纪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协同性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的治国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2]。权力监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纪监督骤然用力，但人大监督相对乏力，权力监督最高层级的两个轮子缺乏协同合力。故本文拟从国家权力治理顶层设计科学化视角出发，精准探讨党纪监督与人大监督协同发力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路径。

一、中国最高位阶权力监督主体的监督实效分析

中国权力监督是由党纪监督、人大监督、监察监督、检察监督等多个主体、多种方式所构成的复合体系。共产党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和国家是骨肉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执政党行使的监督权本质上仍然是国家监督权。本文集中研究中国最高监督权力——党的监督和人大监督的绩效问题。

（一）党纪监督的穿透性不足

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决定党的纪检部门与行政监察部门合署办公，党的监督通过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落实，在权力监督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十八大以来中纪委肃贪反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国家监督整体角度看，党纪监督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监督实效纵向逐级递减。在顶端，中纪委监督有权威、有措施、有保障，让所有涉案官员胆战心惊，但越到地方、越到基层，纪检部门的监督力度就越是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