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

2016-07-15 02:11云南降红燕
名作欣赏 2016年16期
关键词:文学小说研究

云南 降红燕

中国女性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

云南 降红燕

樊洛平、王萌的《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以大陆、台湾自1895年至21世纪的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女性小说的发展历史,采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对女性小说审美特征进行探析,是中国女性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

樊洛平 王萌 中国女性小说 历史流脉 审美特征

近读樊洛平和王萌两位学者的《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以下简称为《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收获良多。全书共计三十九万字,分为上、下两编。该著在历时与共时,开拓与集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把握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兴起以来中国女性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相当的分量和质量。

历时与共时的经纬交织

这是就全书的架构而言。

这里所谓历时性,是指《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中史的维度。本书首先是一部中国女性小说史。既是“史”,首要面临的就是女性小说的起点问题。小说在中国文学中自古有之,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萌芽,历经史传、寓言故事、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至明清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峰,经过晚清民初“新小说”等近代小说的过渡,演变为“五四”至今的现代小说形态,从琐屑之言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丑小鸭”成长为文学殿堂的“白天鹅”,小说的发展历经了艰难的历程。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主情的传统星空中,还不时闪现过一些杰出女性诗人的英姿,那么小说领域则要等到才女大量涌现的明清时期,才可以寻觅得到女性作者的身影。清代是女性叙事传统确立的时代①,因而本书将两岸女性文学孕育发生讨论的起点定在清末民初的1895年。这一方面切合了文学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实质上是抓住了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性这一关键点,应和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有关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将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打通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有了晚清现代性的发生期,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妇女从被遮蔽的社会边缘写进历史”②。

一般的文学史教材和有关论著是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期定为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大多是以1898年作为一个临界点,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系列丛书第一部即《1898:百年忧患》。但这些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一般都是狭义的文学史,只讨论大陆主体文学,而本书中台湾的女性小说是作为研究范围内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就不能按照既有的框架来涵盖一切,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具体实际。因此《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以1895年作为开端,一方面与1898年左右的精神相契合,同时又考虑到1895年发生了甲午海战战败割让台湾的事件,台湾文学因此也进入一个特殊时期,既有独特性,又与大陆文学共生。这样就使大陆和台湾的女性文学(小说)在起点上“共同拥有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天空”③,为全书的展开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很重要,同样,女性小说史的分期也很关键。在起点确立之后,《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上编将1895年至21世纪的两岸女性小说的发展历程分为七个大的时期:第一章为1895—1927,是两岸女性文学的孕育发生期;第二、三章为1928—1937和1937—1949,分别讨论了左翼时期和抗战及战后两岸的女性文学的创作和走向;第四章为1949—1965,论析两岸女性文学的分流与变异;第五章为1966—1978,辨析两岸女性文学的落差与失衡;第六章(1979—1989)、第七章(1990年以来)则探讨两岸女性文学的发展与融合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女性文学多元化拓展的态势。本书将两岸女性小说放置在一个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框架中,又对两者呈现出双水分流、既相通又有差异的状貌做了勾勒和描画。

所谓共时性就是注重从横的空间的角度对对象进行研究,《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又是一部关于中国女性小说审美特征的论析之作。如果说上编“两岸女性小说发展的历史流脉”是纵向历时性的线索的勾勒,那么下编“两岸女性小说创作形态论”则是从横断面上来对两岸女性小说进行审美观照和阐释。

共时性研究分为两岸女性人物画廊的角色研究、女性意识与创作模式以及两岸女性小说叙事学研究。具体而言,角色是针对两岸女性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主要根据其在家庭内外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及社会地位把女性角色分为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及女强人、弱女子、疯女人等几大类。“女性意识的提升与创作模式的演变”则按时间顺序依次展开,首先是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的女性启蒙,其次是从“恋父”经“审父”再到“弑父”的父权神话坍塌,再次是从“异性恋”到“同性恋”再到“自恋”的生命欲望的舞蹈,最后是“性别政治”到“情欲政治”的性与政治的缠绕。女性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后文再论。

这样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原则,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展开,全书将史、论紧密结合,在纵向与横向的经纬交织中,织就了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一幅锦缎画卷。

开拓与集成的比较整合

这主要是就本书的研究对象和采用的批评方法而言。

开拓性主要是就研究对象而言,《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女性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既突出了其源自于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文学)渊源的整体性,又体现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等造成的双水分流的差异性。

在女性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古至今的女性文学史著作至今尚未出现,可供挖掘的资料匮乏,女性作家的作品很少固然是重要因素,而深层原因则主要是性别文化史中女性更多处于一种失语状态的历史实际。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是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女性作家以群体之势大量涌现,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便是对这一宏阔历史的书写;此外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和薛海燕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等,都是女性文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但是就具体的各类文学体裁(样式)而言,除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之外,专门的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和女性戏剧史尚不多见。本书首先是对女性小说史的单独梳理,而且更进一步,不限于大陆,而是以海峡两岸的女性小说为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本书就不仅具有了各体文学史的意义,而且在研究对象上大大拓展了以往女性文学史的范围;因此本书在女性各体文学以及研究对象范围之广上就具有双重的开拓意义,填补了女性小说研究领域的空白。

全书第四章、第五章尤其能体现出这种开拓性的整合意义。第四章聚焦于1949—1965年两岸女性文学的实际,对两岸女性文学的相同和差异进行了讨论。在大陆,文艺界贯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精神,台湾则提倡“战斗文艺”。社会泛政治化,使大陆和台湾的女性小说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共性。但是,大陆是一种单向度的女性文学创作,台湾则有较多的自主创作空间。“检视那个时期的女性文学领域,大陆女作家无论是从女性理论的言说,还是那种具有经典意义的女性主义文本,都明显少于台湾文坛。”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进一步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女性文学境遇的不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文艺体制、文学生产场域以及女性观念的差异。”④

第五章讨论的是1966—1978年这一时段两岸的女性小说。这一章的体例是比较奇特的,此章前后每一章的三节都是第一节概论,第二节大陆,第三节台湾,而本章的二、三节都是台湾,分成“海那边”的留学生小说和“岛屿上”的乡土小说。这说明“文革”时期大陆创作的凋敝,也表明同时期台湾女性文学的兴盛,两岸女性文学的发展面貌正如标题所言,呈现出一种“落差与失衡”的态势。这是出于文学实际的中肯评说和阐释。笔者以为,从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台湾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期兴盛的台湾文学正是对大陆文学创作(包括女性小说)不足的一种补充。

集成性指本书研究方法多元广泛而又服务于女性小说阐释的中心。

小说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本书自然要采用文学批评方法来对众多的女性小说进行评析。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出现过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心理批评和语言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形态。⑤本书中出现的批评方法可谓基本涵盖了所有批评的理论要义,比如各个历史时期女性小说家及其文本的出现,必然离不开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这便是社会历史批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化浪潮中部分女性小说在“欲望化写作”中迷失的批评,便是古老的伦理批评在当代的一种复活运用。对张爱玲笔下曹七巧形象的分析,若不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抵达这一女性人物的心理深层的无意识世界,就无法洞悉这一女性形象的艺术魅力,这又属于心理批评的范畴。“女性小说独特的表现形态、内部结构和审美风格”⑥是以往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书力图对此有所突破。比如第十一章“两岸女性小说叙事学研究”,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在西方都比较新颖的批评方法,分别从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叙述分层,结合具体文本展开解读分析,探寻了大陆和台湾小说中叙述声音下的话语权威、不同叙述视角体现出的不同性别立场、叙述分层与女性自我认同的紧密联系。由美国苏珊·兰瑟开创,罗宾·沃霍尔继之的注重性别意识形态、政治意味的女性主义批评与注重形式分析、走技术主义路线的经典叙事学理论相结合,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一个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本书可谓走到了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前列。

多种方法的采用又紧紧环绕着解读、分析、阐释女性小说这一中心,在全书文末列出的五大块参考文献部分,“两岸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理论”书目共计八十六部,大大超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的二十四部,也高出“台湾文学史及其文论资料”的八十二部。因而女性主义成为本书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方法,就像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罗宾·沃霍尔在谈到叙事价值和审美价值时所言:“叙事价值,美学价值,政治价值:从我的立场看,归根结底是同一件事。”沃霍尔特别强调突出女性主义的政治价值,认为它是“一股潜隐在任何形式的女性主义批评后的力量”⑦。这与本书的内在理路不谋而合,即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交叉结合使用而又百川归海于女性主义。

宏观与微观的鸟瞰细读

这是就本书对两岸女性小说分析、阐释切入的角度而言。

本文前两部分对该书构架和研究对象、方法的索解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的宏观方面。另外就具体部分而言,上编“两岸女性小说发展的历史流脉”将自1895年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岸女性小说分为七个时段,每一段采用的基本是一章三节的结构方式,第一节概述大陆和台湾女性小说的时代背景、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这便是宏观把握;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论析该时段大陆和台湾女性作家作品的审美特征,这又是微观论析。这七章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很考量和体现作者的学术研究水准和功力。七章中提到的女作家(除极少数外基本是小说家)据笔者不尽精确的统计,大陆的共计一百二十人,台湾的共计一百一十六人;仅仅从这个女作家人数看,就可以想见该书涉猎的作家之多。另外每一章的第二、三节还对一些作家的具体文本进行解读、分析,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比如第一章第二节论及“五四”时期大陆女性小说创作的崛起时,作者谈到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识职业女性出现,带来了这一新式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问题:要婚姻家庭还是要工作事业?这一书写母题之前笔者也关注过,在拙文《中国女性小说中的“家”》和《从〈西风〉看冰心小说的性别意义》中都有论及,但是在现代时期笔者仅仅关注到了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凌叔华的《绮霞》及冰心的《西风》,阅读本书才知除此之外,大陆就有庐隐的《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袁昌英的《玫君》,此外尚有台湾吉铮的《会哭的树》《拾乡》,等等。

大量的文本阅读也为作者从艺术形式探究女性小说的审美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基础,比如第三章论述的是1937年至1949年的女性小说,通过解读关露1940年的《新旧时代》、郁茹1944年的《遥远的爱》、林淑华1947年的《生死恋》、杨刚1944—1948年写于美国的《挑战》、陈学昭1949年写于解放区的《工作者是美丽的》(上卷),作者指出:“几位女作家在创作她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自叙传的方式来写女性的成长。”⑧作者不仅注意到了不单单是大陆女作家采用这一方式,而且台湾女作家也如此,日据时期的辜颜碧霞的《流》就是一个范本。为什么这一方式会频频出现呢?而且体现于不同地域女作家的笔端?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叙传书写方式是“自我呈现、自我发声、自我抒怀最切近的表达方式,这当然也是女性作者最钟情的探索自我真实的文体”⑨。这样的细读体现出了该著具有较高的理论旨趣,这再一次说明,这部著作并不仅仅是一部资料丰赡翔实的史著,也是一部深具问题意识的论著。

自然,任何著述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从更高的标准看,该著中的某些问题还存在可以讨论的部分,比如对少数概念还缺乏一些必要的理论辨析。就上编而言,标题为“两岸女性小说发展的历史流脉”,但是该编中每一章的标题均未出现“女性小说”的语汇,通通以“女性文学”代之。业内人士固然理解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在西方19世纪、20世纪,以及中国20世纪的文学中占据头一把交椅位置,因而某种意义上小说可以指代总体文学的状况,但是笔者以为从逻辑上似应有所交代,毕竟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有些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比如下编中“角色研究”部分,何谓角色?论者是从什么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似也应有所论述。细读文本部分的某些标题也难以概括所讨论对象的范围,比如讲到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文学时,“旧式家庭与畸形婚姻的审视”部分的标题,就未能概括表现抗日民族情绪的作品。⑩然而,以全书三十九万字的皇皇格局而论,这只是白璧微瑕。

总体而言,本书是一部大气、雍容的中国女性小说研究论著。它出自于身处中原腹地河南省的两位女学者——郑州大学文学院的樊洛平教授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萌副研究员之手,这是一个奇迹。因为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台湾文学研究的重镇历来是在海峡两岸的广东和福建等省,即使不是这两个省,也是居于全国文化(文学)中心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其中的学者才具有占据资料的优势,地理位置处于中原的郑州其实在这一块恰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但就是在这样不利的位置上,两位学者完成了这一部大作。诚如刘思谦教授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言:“这是我国第一部选题新颖,内容扎实,叙述清晰并有独到见解的具有原创性的两岸女性小说比较研究力作,也是我国两岸女性小说比较研究的奠基之作。”⑪两位学者为我国的女性小说研究奉献了一份辉煌的大礼,使女性文学研究界收获了一个沉甸甸的果实。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两位女学者还会创造更多、更大的奇迹。

①参看鲍震培著:《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第三章,《女性文学叙事传统的建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75页。

②③④⑥⑧⑨⑩樊洛平、王萌:《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第9页,第145页,第4页,第115—116页,第132页,第113—116页。

⑤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20页。

⑦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With David Herman, James Phelan,Peter Rabinowitz,Brian Richardson,and Robyn Warhol.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65—168.

⑪刘思谦:《一部原创性的两岸女性小说比较研究力作》,载樊洛平、王萌:《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作 者: 降红燕,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出版专著《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管窥》《家务与星空:文学与性别研究》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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