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北地区124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

郭翔宇，房沫含



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北地区124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

郭翔宇，房沫含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30）

摘 要：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其发展为现代农业成长提供保障。基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24户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调查数据，建立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政策支持、经济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直接影响家庭农场发展，对家庭农场发展起关键、支撑、核心作用；社会服务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有部分影响，主要受经济环境衍生供给对家庭农场发展有间接影响；科技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影响不显著。各个因素影响差异性要求必须有针对性的开展家庭农场政策扶持，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合理、优化发展。

关键词：家庭农场；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近年来，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是促使农村地区家庭生产关系与农业生产力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效果凸显，代表着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基本成员为生产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家庭农场相关研究已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张茜等［1］认为我国家庭农场仍处于“幼年”阶段，面临诸多“成长烦恼”，探索合理发展策略尤为重要；兰勇等［2］以家庭农场快速涌现为背景论述其发展核心战略意图的构成要件；汤文华等［3］认为家庭农场发展面临土地流转集聚慢、农场主文化低、科技供给不足、融资难等困境；陈军民［4］从制度结构理论入手分析认为家庭农场发展是外部制度基础、微观农户、中观社区、宏观经济社会“四种力量”耦合作用下的理性选择；林雪梅［5］从交易费用视角入手分析农业经济组织的演进规律，并审视我国家庭农场经营的组织优势与困境；苏昕等［6］从资源禀赋视角出发综合劳动种植面积、人口变动、耕地资源和城镇化率等因素测算未来我国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26.7 hm2，基本符合我国实际；吕惠明等［7］基于宁波市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人才引进是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惜地心理”和低认知水平不利于家庭农场发展；刘召勇等［8］利用河南省50户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分析认为种植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以13.33 hm2左右效益最优，每667 m2综合效益年均增加200元左右；姜波［9］认为“粮食（蔬菜、水果）+畜牧养殖”结合型家庭农场经济效益转化高。总的来看，学术界对家庭农场及其发展趋势认知研究较为深入，这些成果为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现有文献主要从家庭农场规模、效益、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缺乏对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的有效提取，未明确指出哪些是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如何；二是家庭农场相关研究多用统计分析［7］、典型案例［10］等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利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下简称东北三省）124户家庭农场实际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分析构建研究假设平台，建立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为家庭农场的优化发展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四化”同步背景下的家庭农场逐渐从自发组织走向正规化、弱小生产走向规模化经营，自然禀赋条件、生产工艺、科技存量以及社会化服务影响家庭农场适度经营［11］。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产的适宜模式，其发展受到内在动力与外部因素双重影响［12］，主要包括：

（1）政策支持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分析。政府政策的有效供给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政策引导促使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十八报告、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在国家层面给予家庭农场发展空间；各地也纷纷出台优化政策，如吉林延边《促进专业农场发展条例》、上海松江《关于鼓励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意见》的出台很大程度上促进家庭农场在延边州、松江区快速发展。学术界利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以及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实际情况进行论证。陈丹等［13］认为欧美家庭农场成熟发展离不开政府强力支持，全方位政府补贴、保险保障机制使得家庭农场发展进入快车道；陈永富等［14］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强化政策落地、加强立法监督工作、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构建有效弱化家庭农场发展的外部阻力；徐会苹［15］分析德国家庭农场形成机制认为政府政策资金的强力支持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H1）：政策支持对家庭农场发展有正向影响作用。

（2）经济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分析。家庭农场作为农村地区自主经营核算的基本单位，其发展初期、中期、末期均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差异化引导，从家庭农场自身发展情况来看，金融供给、市场风险、生产成本高低是影响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的重要经济因素；曹剑［16］认为良好的贷款融资渠道、多元化担保方式促进家庭农场金融环境改善；冷秋平等［17］认为融资期限与实际需求匹配程度阻碍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依托“草根金融”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朱春江等［18］认为提高化解市场风险能力是优化家庭农场发展的最优经济路径，家庭农场风险控制能力是其发展过程中长期关注的重要法宝；刘爽等［19］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入手分析认为节约交易费用能增加家庭农场收入渠道的外部利润来源。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H2）：经济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有正向影响作用。

（3）社会服务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分析。家庭农场的壮大要求必须具备覆盖全面、综合服务、高效快捷的社会化服务环境，功能完备、运行优质的社会服务环境能将现代生产要素有机注入家庭农场，提高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发展。从家庭农场发展的实践来看，延边州推进基层服务组织改革与创新，鼓励农艺、农技人员与专业农场对接并提供个性化、全方位服务；松江区制定《粮食家庭农场服务规范》要求从技术支撑、现代农机、生产物资与经营管理等方面为家庭农场提供优质服务。从家庭农场发展的学术成果分析来看，刘向华［20］认为滞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障碍，且家庭农场具备服务需求与供给双重属性，其发展壮大亦会促进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多主体、多元化发展［21］。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3（H3）：社会服务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有正向影响作用。

（4）技术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分析。科技环境作为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能有效提升家庭农场科技型农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智力成分，增加家庭农场市场占有程度，依托现代管理制度安排下的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更高。在西方发达国家，德国家庭农场是世界公认的典范，二战后的德国农业经济处于分散、多元的发展状态，其状况与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类似，依托科技支撑手段使德国的家庭农场迅猛发展，德国所有家庭农场均建立正规会计核算制度并配有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对生产材料采购、产品销售均按照正规经济核算；20世纪90年代，英国每户家庭农场均拥有0.5台联合收割机和1台拖拉机，英国家庭农场配套完备的农业机械，播种机和割草机等农业机械贯穿于农场生产经营各个环节［22］。在我国，家庭农场更加倾向于企业式管理，大力应用新品种、新技术与新设备，建立校企合作帮扶模式，按照市场信息调节生产进而获取最大利润［21］。王鹏等［23］通过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的环境分析也得出以上论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H4）：技术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有正向影响作用。

（5）农场主个人特质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理论分析。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凝集主体，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灵魂与指向标。从企业家领导才能来看，坚定的企业信念、开拓进取的吃苦耐劳精神、较强竞争性、亲和力、承受能力是西方家庭农场长久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我国家庭农场主文化程度偏低，仅依赖传统经验对农场进行经营管理，现代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理念的缺失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竞争［3］；劳动力来源结构严重失衡，农场主弃粮从经倾向严重，使其个人影响力大打折扣。因此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场主迫在眉睫，对现代家庭农场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5（H5）：农场主个人特质对家庭农场发展有正向影响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等因素对家庭农场发展有重要影响，为验证理论假设的合理性，构建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SEM），见图1。

图1 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2 样本数据与变量测算

2.1样本数据

家庭农场发展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现代化大农业生产的典型区域，家庭农场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延边模式”下的家庭农场更符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本研究团队在2014年3～5月，采用调查问卷、实地走访、邮件邮寄等方式对东北三省家庭农场进行了实地调研，了解家庭农场发展的真实情况与运行状态，共涉及21个县份。综合考虑各县域农业生产条件差异、且家庭农场成长时间、发展规模不同，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每省县份分为高、中、低3组，每组随机抽取5县27户成功注册的家庭农场进行调研，总计发放调查问卷135份，实际回收129份，有效问卷124份，有效回收率91.85%。

通过实际调查样本统计分析发现：

（1）家庭农场产业结构情况。东北地区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植业家庭农场（77户）为主，养殖业家庭农场（41户）、混合型（种植+养殖）家庭农场（6户）为辅，行业选取主要采取自主经营方式，符合家庭农场发展的现实状况；

（2）家庭农场用工情况。东北地区家庭农场主要以现有家庭成员为主要生产劳动力，以季节性间接雇工和少量整年雇工为辅，56.5%的家庭农场用工数量集中于5～7人，29.7%的家庭农场用工数量7人以上，13.8%的家庭农场用工数量5人以下；

（3）家庭农场拥有土地情况。在农村土地流转加快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家庭农场更适宜土地规模化经营，31.7%的家庭农场拥有土地在6.67 hm2以上，50.6%的家庭农场拥有土地在3.33～6.67 hm2之间，17.7%的家庭农场拥有土地在3.33 hm2以下；

（4）家庭农场收益情况。年收益20万以下的家庭农场有25户，20万～50万的家庭农场有52户，50万～100万的家庭农场有31户，100万以上的家庭农场有16户，其整体收益远远高于普通农业种植家庭实际收入。

（5）家庭农场发展时间情况。尽管我国家庭农业发展历经时间较长，但正规化的家庭农场成长时间却相对较短，其中64.2%的家庭农场成立5年以下，26.3%的家庭农场成立5～7年，仅有9.5%的家庭农场成立7年以上。

2.2变量测算

根据前文针对家庭农场发展因素理论分析与假设研究结论，结合汤文华等［3］、苏昕等［6］、刘召勇等［8］、王鹏等［23］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调研问卷设计。由于家庭农场发展因素多为非量化变量，故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家庭农场所在区域的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技术环境、农场主个人特质以及家庭农场发展等潜变量因素测算，将潜变量反应内容转变为陈述句表述，考察被访者对问题的态度与看法，针对问题态度设定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不一定、不同意、完全不同意，依次赋值5、4、3、2、1，整理得到潜变量描述性分析（表1）。

表1 家庭农场发展情况调研问卷的描述性分析

3　实证分析

针对东北三省家庭农场发展情况调研问卷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9.0和Amos17.0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调研问卷的信度检验方面，通常选取Cronbach's α系数以及CITC（项目总体相关系数）衡量调研问卷与实际调研符合程度，一般Cronbach's α系数高于0.7认为问卷选题可信，CITC作为Cronbach's α系数辅助指标小于0.4时需要进行变量剔除。经计算得出问卷Cronbach'sα系数为0.709，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由于“政策支持”中变量A5、“社会服务环境”中变量C3的CITC值分别为0.327、0.298，将二者剔除后Cronbach's α系数为0.829，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在调研问卷的效度检验方面，通常选取因子分析载荷值判断调研问卷收敛程度，一般因子载荷值越大，收敛效度越高，经计算“政策支持”中变量A2、“技术环境”中变量D1、“农场主个人特质”中变量E3因子载荷值分别为0.456、0.327、0.189，均小于0.5，将三者剔除提高问卷效果。

3.2 因子分析

在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方面，选取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等方面因素，结合信度与效度检验剔除变量A2、A5、C3、D1、E3后，对余下的16个变量进行KMO检验。经计算KMO值为0.879，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 2221.351，显著性水平（P值）达到 0.000，表明适合进行变量因子分析，采用限定轴取公因子法提取5个公因子，这5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76.124%，说明这5个公因子对所有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具有76.124%的解释能力。在家庭农场发展实际效果方面，对家庭农场发展实际效果进行KMO检验，结果表明KMO值为0.89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328.645，显著性水平（P值）达到 0.000，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限定轴取公因子法提取1个公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73.428%，说明这个公因子对家庭农场发展效果具有73.428%的解释能力。

表2 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及效果因子载荷

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对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进行实证论证，运用CMIN/DF、GFI、NFI、CFI、IFI、RMSEA等指标对理论模型进行拟合度分析，得出修正模型。从数据分析可知修正模型优越于原始模型，其CMIN/ DF为2.301、且GFI、NFI均大于0.9表明修正模型更加反应数据真实情况。运用Amos17.0软件进行东北三省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分析得出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路径（图2）；表3为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等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农场发展修正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根据结构方程修正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可知，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等因素对东北地区124户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均不相同：

（1）政策支持对家庭农场发展有直接影响，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最为关键的外部因素。从假设检验结果可知，政策支持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路径系数为正，表明政策支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效果提升，政策支持通过经济环境多元引导家庭农场规模发展。其原因：我国的家庭农场是在国家政策引带下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央及地方政策的有效利好、政府补贴的大力支持、政策实际落地以及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流转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广阔平台。

（2）经济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有直接影响，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最具支撑力量的外部因素。从假设检验结果分析来看，经济环境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路径的系数为正。表明经济环境越优越，越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效果提升。其原因：家庭农场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农产品生产及经营单位，必然面临外部市场环境不利冲击，正规金融机构资金支持、家庭农场生产经营风险控制以及生产成本降低为其有效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3）社会服务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有间接（部分）影响，是影响家庭农场优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从假设检验结果分析来看，社会服务环境并没有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间接（部分）影响主要受经济环境推动供给，且其路径系数为正，表明社会服务环境越完善，家庭农场发展的合理化程度越高。其原因：基层组织对家庭农场高度关注、农技人员对生产的有效引导以及完善的社区生活环境能使家庭农场意识到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后驱保障。

（4）技术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无影响。从假设检验结果分析来看，技术环境没有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影响路径的系数为正，表明技术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影响不显著。其原因：通过实际调研了解到东北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居于国内领先地位，普通家庭农业生产机械设施配备齐全，因此技术环境并没有对家庭农场发展产生特殊影响，但农业院校科研院有效支撑、专业化农机械设备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长期可能性。

（5）农场主个人特质对家庭农场发展有直接影响，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最为重要的内部核心因素。从假设检验结果分析来看，农场主个人特质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路径的系数为正，表明农场主个人特质越优越，越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效果提升。其原因：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领军人物，掌握家庭农场未来发展方向，拥有坚定的发展信念、坚忍不拔的工作态度、高水平的知识含量以及较强开拓进取精神的农场主更加符合农村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多元智力。

表3 东北地区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假设检验结果

结构方程测算结果此处省略，“***”表示0.01水平上显著，虚线表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线为通过显著性检验图2 农村微型企业绩效影响因素修正模型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124户家庭农场实际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建立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支持、经济环境、社会服务环境以及农场主个人特质均对东北地区家庭农场发展有影响，其中政策支持、经济环境、农场主个人特质对东北地区家庭农场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支持是家庭农场发展关键因素、经济环境是重要支撑因素、农场主个人特质是内部核心因素；社会服务环境受经济环境推动供给对家庭农场发展有间接影响；技术环境对家庭农场无影响，但农业院校科研院有效支撑、专业化农业生产机械设备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长期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在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政策制定方面应做到：一是加大国家及地区家庭农场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农村土地规模化流转，保障家庭农场优惠政策的实际落地，促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二是优化家庭农场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支持，针对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市场风险给予有效识别，合理降低家庭农场的生产成本，促进家庭农场的商业化发展；三是依托现有的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环境，完善所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家庭农场发展的地区凝聚力，促进家庭农场的理性发展。此外，新型家庭农场主的职业化培养应提上基层政府工作日程，在会管理、善经营等个人特质培养下大力气。

参考文献：

［1］ 张茜，徐勇，郭恒，等. 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基于SWOT模型的实证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40-145.

［2］ 兰勇，谢先雄，易朝辉. 中国式家庭农场发展：战略意图、实际偏差与矫正路径—— 对中部地区某县的调查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2015（1）：205-210.

［3］ 汤文华，段艳丰，梁志民. 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研究［J］. 求实，2013（11）：94-96.

［4］ 陈军民. 制度结构理论视域下家庭农场发展的环境耦合［J］. 农村经济，2015（4）：14-19.

［5］ 林雪梅. 家庭农场经营的组织困境与制度消解［J］.管理世界，2014（2）：176-177.

［6］ 苏昕，王可山，张淑敏.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其规模探讨—— 基于资源禀赋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2014（5）：8-14.

［7］ 吕惠明，朱宇轩. 基于量表问卷分析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研究—— 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5（4）：19-26.

［8］ 刘召勇，王亚钶. 家庭农场成长条件与政策支持调查分析—— 基于河南典型调查［J］. 调研世界，2015 （1）：27-31.

［9］ 姜波. 关于辽宁省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J］. 农业经济，2013（11）：9-10.

［10］ 倪锦丽，赵禹翔.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个案研究［J］. 经济纵横，2014（7）：77-80.

［11］ 王春来. 发展家庭农场的三个关键问题探讨［J］. 农业经济问题，2014（1）：43-48.

［12］ 薛亮，杨永坤. 家庭农场发展实践及其对策探讨［J］. 农业经济问题，2015（2）：4-8，110.

［13］ 陈丹，唐茂华. 家庭农场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J］. 湖北社会科学，2015（4）：78-82.

［14］ 陈永富，曾铮，王玲娜. 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13个县、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的调查［J］. 农业经济，2014（1）：3-6.

［15］ 徐会苹. 德国家庭农场发展对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启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70-73.

［16］ 曹剑.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探析［J］. 宏观经济管理，2014（12）：52-53，57.

［17］ 冷秋平，樊帆. 家庭农场融资问题：基于湖北省的调研［J］. 财会月刊，2015（8）：109-112.

［18］ 朱春江，Surendra P.Singh，马文斌. 中国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机遇及路径选择［J］. 贵州农业科学，2014 （1）：233-237.

［19］ 刘爽，牛增辉，孙正. 家庭农场经营体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问题［J］. 农业经济，2014（1）：10-12.

［20］ 刘向华.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10）：31-35，90-91.

［21］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 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 经济学家，2013（6）：48-56.

［22］ 吴夏梦，何忠伟，刘芳，等. 国外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模式研究与借鉴［J］. 世界农业，2014（9）：128-133.

［23］ 王鹏，平瑛，徐洁.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J］. 上海管理科学，2015（1）：72-75.

（责任编辑 邹移光）

中图分类号：F3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74X（2016）03-0186-07

收稿日期：2015-1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YJ105）

作者简介：郭翔宇（1965-），男，博士，教授，E-mail：xushihang1988@163.com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 —A research based on 124 households of family farms in Northeast China

GUO Xiang-yu，FANG Mo-h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form of new agricultural micro management main body，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 is a guarantee for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growth. Based on the actual survey data of development of 124 households farms in Heilongjiang，Jilin，Liaoning Province，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family farm development，identif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degree of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policy support，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quality of farmer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and play key，core and support role in the family farm development；social service environment had a part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farm development，economic environment supply derivatives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family farm development；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ce requirement of influence factors asked to carry out targeted policy suppor，to promote the healthy，reasonable and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Key words：family farm；reliability test；validity test；factor analysi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