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HPV和反HPV的女人，都在想什么？

岳昕

从抵制到赋权，其实无论是哪一项科技成果，都无法直接为某一群体赋权增能

HPV疫苗将在2017年初进入中国大陆——2016年7月18日，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GSK）生产的“希瑞适”疫苗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上市许可；从此以后，大陆女性要想预防宫颈癌，或许不用费尽周章地远赴香港了。

自2006年第一支HPV疫苗在美国上市以来，十年间已有不少中国女性选择出境在私立诊所接种，根据香港最大癌症支援组织Cancer Fund的估算，这意味着至少4500港币（不含食宿交通）的支出。对于这些青年女性来说，整整半年赴港三次打三针HPV疫苗，不仅是一种财力的显示，更是一种掌握身体自主权的象征。

让我们把目光投射到更宽广的历史维度上，疫苗曾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之后成为激烈抵制的对象，而抵制疫苗运动的发起人与响应人也大多为女性。从1960年代到今天，女性从拒斥疫苗以追求平等，到利用疫苗作为赋权手段。这一耐人寻味的变化，值得加以身体史与社会学的考量。抵制疫苗的女性的核心痛点是什么？今日HPV疫苗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化，又能否真正实现其被期待的赋权意义？

1960-197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兴起。已取得投票权的女性进一步要求在职场、婚姻、身体等各领域的平等权利，并组织社会运动抵抗其间的压迫。直到近十年间，公布于媒体的疫苗抵制运动现场照片中，依然常见这样的口号：my body， my choice； my child，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的选择；我的孩子，我的选择）。在这一口号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潜在的安全担忧之外，当时的疫苗抵抗者还有着性别视角下的理由：反对国家权力对身体自治权（body autonomy）和对子女医疗选择权的干涉；而当母职被社会普遍视为一种义务时，这种干涉会将更多精力支出与焦虑加诸母亲而非父亲。

人类学家特瑞·彼得森（Terrie Torgersen Peterson）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理论“反疫苗亚文化”，讲的是中产阶层及以上的母亲，致力于为孩子提供有机食材与现代化的卫生条件，并在孩子生病时有能力陪同，甚至能够让孩子实现“在家上学”（homeschool），从而尽可能使疫苗接种不再成为子女健康的必要条件，而拒绝疫苗这一行为本身也成为了有力的地位象征。“反疫苗亚文化”是性别视角与阶层视角交织的产物，可吊诡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女性在抵抗疫苗的同时要付出更高的养育成本；组织与参与疫苗抵制运动在女性间建立起的纽带与信心，对这种养育成本增加带来的压力于事无补。

随着人们对科学认知的逐步完善，昔日被以“世代救援”（Generation Rescue）为首的反疫苗组织视为洪水猛兽，甚至与强奸相提并论的HPV接种手段，已成为世界上不少国家推荐的癌症免疫方式；而坐上赴港飞机打疫苗的女性，也在一种医疗手段中投射自己的赋权期望。这与同样流行的冷冻卵子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尚不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不少有经济实力的未婚女性选择赴美国“冻卵”，以在推迟自己生育年龄的同时，依然保证卵子的质量。

然而，现行的HPV疫苗接种与冷冻卵子还有一个共通逻辑：女性理应承担生育带来的责任和经济重担，并为性伴侣的健康负首要责任。冷冻卵子在带来技术上便利的同时，给予女性一种赋权的想象；即使被允许付出首付15000美元再加上每年的保存费，以推迟婚育期限，但至少在中国，女性依然难以“推卸”婚育本身。而即将引进中国大陆的HPV疫苗针对的是HPV16/18，相比于另一种适用于男女两性、同时针对HPV6/11、HPV16/18的疫苗（Gardasil），这种疫苗（Cervarix）只能适用于女性。

诚然，研究表明只为女性注射HPV疫苗相比于同时为男女注射能减少经济成本，但这些研究的视域依然局限在异性性行为的语境下；更广泛多元的性倾向并未被考虑在内。来自美国的另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有31%的受访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完成了全部3针HPV疫苗的接种；而对于未感染艾滋病的男同性行为群体来说，也有65%感染HPV的风险。由此可见，在技术条件成熟时，推广后一种针对更多性别的HPV疫苗，不仅能使所有人逐渐共同承担性行为的责任，也能更好地保护性少数群体的健康权。

HPV疫苗这一科技成果进入大陆，是一项值得高兴的进步；可无论是哪一项科技成果，都无法直接为某一群体赋权增能。唯有我们尽力克服“女性主义疏离感”，审慎思考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才能使这些技术成果真正解决问题，而非推迟或掩盖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大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