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探讨

周卫华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又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也一直在推进，但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逐渐变为非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本文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六个结构性特征进行分析，得出“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并对其包含的风险与如何提高效率进行论述。

关键词：经济转型；结构性特征；经济转型风险；效率；提升路径

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判断，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不会平坦，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但工业时期的经济结构也构建了现在的城市化增长减速的通道，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等因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由资本驱动模式转变为资本效率驱动模式，是我们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发上变化，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形的基础，因此需要推进城市化结构，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结构转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据数据统计中国的非农部门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率由以往的47.03%增长到现在的63.43%，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支撑率虽由82.1%降低到目前的72.3%，但比例仍不可忽视，城市化率由以往的33%增长到目前的50%，专家预测在未来会增长到58%。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在1985年～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0.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8.54%，在2008年～2012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3%，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86%，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有小幅度的上升，但GDP增长率却下降了0.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这三个因素相关联。根据蔡昉的研究，人口红利是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的关键，一旦人口结构有了变动，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潜在增长速度下降。②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1985年～201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涨。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模式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十分相似，会出现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致使对国内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急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依靠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投资，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出现投资减速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尽管城市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在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能超过以往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快速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压制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③收入分配调整。中国是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弹性与投资回报率成正相关，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化建设要以增进国民福利为最终目标，逐渐将资本弹性向下逆转，与工业化阶段相比，城市化阶段的收入分配要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资力度，分配政策要向劳动力倾斜。④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和成熟城市增长的稳速阶段。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进入一个成熟阶段后，制造业投资成本低于高速阶段的成本，从而放弃成长逐渐被发展起来服务业取代，这是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原因。二是虽然服务业扩大了规模，但是无法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不具有长期增长的效果。纵览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历史，服务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都是昙花一现，成熟城市增长的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投资的增长率处于一个下滑增长并维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水平上的景象是常见的。⑤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需要社会进行有质量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投资，抑制资本效率过快下降或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⑥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通过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基本稳定地维持在0.6，技术进步的速度值也稳定在2.5%。整体而言，技术进步在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为1/4。这表明了在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如果无法改变现有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投资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由资本驱动增长的工业阶段向造成效率驱动增长的城市化阶段发展，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①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和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相关联，收入分配比率向人力资本倾斜，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投资能力减弱，导致经济过快收敛。②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收入分配格局在调整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和润空间的缩小和再投资能力的减弱，但不可能维持投资的高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③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的存在引发生产效率低、赚钱能力低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挤占着生产资源，严重影响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更新的步伐。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存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持续拉高杠杆率的作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低效率企业的借贷受到阻碍，会极大地加剧经济持续减速。④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中国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和抑制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下要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经济转型结构效率提升路径中国经济由工业化阶段高增长向城市化阶段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因人口转型、服务经济发展、城市化等经济增长供给面因素的变化导致的企业利润空间缩小和投资增速下降，以及因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导致增长曲线弹性参数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速下降等情况。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路径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收敛造成的结构性减速是无法避免的。应对经济增长减速造成宏观风险，我们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借助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等有利因素，改善供给效率，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①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首先要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重新定位政府行为和方式，实现动员型经济转型。在新模式下，政府运用和充分发挥其行政力量完善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有限的资源，切实解决以往的以“低价工业化”开创经济高增长路径，用大量资金推动城市化进程，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整体城市化大发展趋势遗留下来的诸多严重问题。其次是要完善竞争性市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不断改进、完善和发展，如今已有初步模型，尤其是商品市场更是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还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也并未实现多元化。因此，国家和政府还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所有经济主体公正平等的市场待遇，规范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改善经济增长减速的发展问题。②提高资本效率。过度无效投资，杠杆率持续拉升等问题带来低效率企业的风险累积，在推进经济转型的市场环境下累积风险会成为阻碍经济高速增长的绊脚石，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价格资本不足以成为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支撑。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必须要清楚低效率的企业，要深度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即用生产性的服务部门为突破口打破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用中小型企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平衡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还要将制造业部门拉出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制造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模式中，让制造业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高技术，高效率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以便我国的制造业实现自主创新，高效率，低成本，高回报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整体的经济持续增长。③政府部门要积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我国的高标准、攀比性强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建设破坏了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的空间上的扩展，加剧了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和管理风险，阻碍和破坏了政府的行为，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网络保障体系时要统一标准量力而行。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的收入分配比率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保障，但大量资源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会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加剧国家经济风险，损害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稳。我国的经济水平日渐提高，国门退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我国目前建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宽，保障标准不统一，城乡地区分割，差距明显，社保支出数目增长过快，对保障标准的攀比较强，给财政部门造成困难，因此政府部门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

结语

我国正面临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经济发展中，转变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政府和各企业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提高科技创新力和竞争力，提高国民收入保障经济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