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名族对社区的建设及其积极作用

2016-08-06 02:30冯尔康
安徽史学 2016年4期
关键词:社会秩序社区

冯尔康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徽学研究·

明清徽州名族对社区的建设及其积极作用

冯尔康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350)

摘要:名族为族人进行农田水利、交通,以及祖宗崇拜之外的社区民众共同信仰的社神、寺院道观的建设,并且这些基础设施基本上与族邻乡邻共享,救助活动往往施及邻人,收到和睦乡邻的效果。名族自身既可藉此成为楷模,社区也因此得益而安定。所以名族成为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者、维护者,社区民众共同活动的管理者,兼负民间疾苦解脱者的使命,虽然它的能量很有限。

关键词:徽州名族;社区;庶人楷模;排难解纷;社会秩序

“徽州名族”是指历世久远的血缘群体,在贤明仕宦绅衿主导下从事文化建设,形成宗法性仁让敦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成为民间楷模,并以此不同于一般的宗族*关于明清时期“徽州名族”的概念(或者说界定),笔者在《试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的遗绪》(《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3月)文中有专目说明,这里从略。。名族与邻族、乡邻共处在一个社区中,名族之所以成为与众不同的宗族,不仅内部管理、建设的好,还要主动与社区的邻族、乡邻处理好关系,帮助他人,成为庶民的楷模,成为一般宗族的榜样。其实,名族内部建设与外部建设有着一致性,如为水资源利用而兴修水利,若系大工程必定是族内外共享,始能和衷共济,共同营造出风俗修美的社会秩序,建成稳定的社区。名族此举,与朝廷讲纲纪相一致,从而被官府认可,受到鼓励。本文将探讨名族对社区的种种建设及其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进而明了社区建设对社会、对名族自身的意义。

一、“社区”正名

“社区”是现代名词,讲述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为什么使用这一词汇?

歙县人江登云、绍莲父子于乾隆、嘉庆年间先后刻印的《橙阳散志》云:“宗有谱,族有祠,一乡之中,建立社坛,岁时祈报。”卷八《舍宇志》包含六目,为《社坛》《公所》《祠堂》《书院》《园馆》《庵观》*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5、612,258,206,611页。。康熙间,程庭《春帆纪程》写道:“社则有屋,宗则有祠”*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5、612,258,206,611页。。方士《新安竹枝词》唱道:“归来不用买山钱,村有官厅户有田。”注云“官厅、众厅,皆公产。”*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5、612,258,206,611页。江登云的《素壶便录》说:“徽宁俗,社日祀神曰‘做社’,聚饮曰‘散社’。”*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5、612,258,206,611页。“族有祠”,指祠堂;“社坛”,是“社”之祭坛,为祭祀社神之所;社屋,是社的活动处所;“官厅”“众厅”祠堂、社屋、社坛都是村里公产;“做社”“散社”,是“社”的祀神活动及其结束。“社”是一种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说的村社,管理社务、社祭诸事,官厅、公所等公产应包括社屋、社坛在内。由此可知,有“社”之村落、地区,是真正的“社”区。笔者使用“社区”这一现代概念,并非滥用今日名词。

二、“社会”建设与各种祀神活动

社区需要有其组织机构来协调各种人群愿望,统筹安排活动,尤其是祀神典礼,规模大,时间或多达数日,不作妥善而周密设计很难顺利进行。因此名族或独自,或联合组建社区机构,承担起社务。

(一)宗族设立社“会”管理社务

绩溪城西周氏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建宗祠,建筑有享堂、寝堂、厨房,还有文昌阁、文会所、土地庙、能干祠,祠基二亩多,用银多达16800余两*周赟等修:《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卷首一《重建宗祠记》《刻祠谱记》,光绪三十一年敬爱堂木活字本;冯尔康主编:《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291页。。享堂、寝堂用于安放祖宗牌位和祭祖仪式,文会所、能干祠是为宗族部分成员设置的;文昌阁、土地庙是为全体族人信仰所用,它们设在祠堂内,表明宗族管理村民的土地神、文星、孔子信仰及其仪式,也意味着宗族主管村民信仰事务。

名族为社区事务组建专门机构,独姓村的社区事务,自然由该族负责,黟县鹤山李氏为祭祀社神特别在道光十年(1830年)集资建立“利济会”,“以备迎神銮卫事宜,一应会规悉有成议”。为会能够持久,先后“呈请前邑宪张及今邑宪谢批准立案,各存在案,庶几业可世守”*民国《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卷末同治《利济会序》;《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440页。。休宁金氏“族中‘会’颇多,有一神而二三会者”。这是循乡俗为迎神赛会设立的“会”,若干家自愿出资结成;每会“各置租数十砠不等”,每年举办一次迎神赛会,在会人户得分胙肉,“俱有定数”*金门诏纂修:《休宁金氏族谱》卷23《事略》,乾隆十三年活字本;《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887页。。休宁荪溪程浩远为崇祀先人程灵洗创立忠壮会,其子参亨制定会规,筹备经费,以为长久之计。此后每年遴选一人为会首,负责祭祀事宜*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8《休宁县荪溪程氏忠壮会》,转引自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众姓村和地区社事活动的组织管理,乾隆《婺源县志》记叙:“俗重社祭,里团结为会。”*乾隆《婺源县志》卷4《风俗》。因为极其重视社祭,乡里、村里众名族组织专门的“会”,来统一筹划社祭事务,实即众名族组成社祭“会”,共同掌管社事。如歙县元里村的乡社名曰“长庆祭社”,区分为四管,众名族分头管理,程姓后裔而入赘许氏的家族负责“南管”,自元朝初年以来如此管理祭事已数百年*戴廷明等撰,朱万曙等点校:《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3、82、194、37、86、368页。。

(二)社区崇祀诸种神灵及盛大社祭

名族建“会”崇祀的神灵,主要是土地神、灶神和神格化的地方英雄人物程灵洗、汪华。这些神灵,各有其庙宇。绩溪庙子山王氏村庄,有三座土地庙,另有关帝庙、观音寺;土地庙分布在村庄的不同方向,一在村东南凹口亭,一在离亭数百步处,另一在村北灰灶头*王集成纂:《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8《宅里略一·井亭》,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924页。。一村而有三座土地庙,可知土神是最主要祭祀对象。

社会因议事、祀神而有公所、社坛、社仓、神辇等物质性设备。歙县岑山渡程氏为社神制作车辇,辇高八尺,上圆下方,面面雕镂亭台人物、鸟兽花卉,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相传是元时所制作*《歙事闲谭》,第262、609、609、206、609、606、258、560—561页。。

关于祀神活动,《橙阳散志》指出:“诸神之祀不一,惟祀社最重,举于春仲,祈农事也;秋仲复行之,报岁功也。仪品丰俭,各乡不同。”*《歙事闲谭》,第262、609、609、206、609、606、258、560—561页。在众神崇祀之中,以祀土地神最隆重,原因是农业社会人们靠土地吃饭,“春祈”冀望当年土神赐福,有个好收成,“秋报”向土地公献新(农产品)致谢。祀社的具体时间是二月初二日,“比户迎福德之神,曰‘接土地’”*《歙事闲谭》,第262、609、609、206、609、606、258、560—561页。。休宁茗州吴氏每逢社日,族众行祭礼,祭毕,饮社酒。先由子弟宣讲伦理规范,然后序长幼就席*吴青羽撰:《茗洲吴氏家典》卷1《家规》,清雍正十三年刊本;《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419页。。

名族与社会组织的其他祀神活动很多,略述数端。

“社公会后汪公会,又备龙舟送大王。”*《歙事闲谭》,第262、609、609、206、609、606、258、560—561页。汪公会是纪念汪华的社日,“村落游烛龙于社,为汪越国寿,竹马秧歌,亦以队从。”*《歙事闲谭》,第262、609、609、206、609、606、258、560—561页。各个村落都灯烛游行,边歌边舞。

歙县许村许姓有姬王节(鸡王节),九月十三日做会,各村庄的许姓以及姻亲朋友参与。典礼由鸣炮开始,因传说周文王赐许姓鼎,在上午杀鸡数千只,鸡血滴在鼎中,下午抬鼎游行,鼓乐喧天,土铳炮声震天,数十班细锣鼓齐奏,晚上开锣演戏三天,同时许姓人求神许愿*黄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徽州大姓》,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绩溪七都有太子会,所祀太子,民间以为是汪华之子,其实是唐代太子舍人张巡。太子塑像平时放在张家村后三王庙,各村逐年分棚迎赛,是时演剧,为人们多得观赏机会,各村迎神演出,分在不同日子*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9《宅里略二·风俗·迎神》;《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925页。。

“七月荷花灯苦热,琵琶十月演溪南。”“七月二十五日夜岩镇点荷花灯,十月溪南花台演出《琵琶记》全本”*《新安名族志》,第414、207、58 页。。元人高则诚的《琵琶记》,写蔡伯喈与赵五娘夫妻悲欢离合故事,以夫妻团圆告终。徽州商人离乡经年不回,妻室侍养公婆,生养死葬,与剧情吻合,是以受欢迎。

人们的这些祀典,既表达了对神灵信仰的心愿,也是娱乐生活,精神享受。祀神,是民间重大节日。诚如乾隆《婺源县志》所说,祀神是“闾里之欢”*乾隆《婺源县志》卷4《风俗》。。

三、有益生产的公益建设

徽州商人闻名于世,但徽州本地是农业社会。徽州“居万山中”*《歙事闲谭》,第262、609、609、206、609、606、258、560—561页。,多山多河,人们居住在山谷河岸之间,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姚鼐就所见说,“徽州之县六,其民皆依山谷为村舍,山谷之水湍悍易盛衰,为行者患”*叶有广、叶邦光修:《黟县南屏叶氏族谱》卷1《桥梁·万松桥》,清嘉庆十七年木刻本;《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888页。。只有兴修水利,才能够灌溉农田和便利水陆交通。名族承担起治水修路的事务,成员捐助个人财力修渠、筑堰,或者向县衙建议兴修水利,得到批准,出任督工。据《新安名族志》所载,徽州人自南朝梁朝开始,历代均有人兴修水利,明代以后日益增多(表1),所修工程有的维持很长时间,是所谓“至今灌溉”。萧梁时期的胡明星,“见郭外多荒田未辟”,乃开渠种田,他是开垦处女地。开渠筑坝之后,需要维护,也是由名族成员牵头负责。休宁北村自熙宁年间设立陈公堨道,灌田3万余亩*《新安名族志》,第414、207、58 页。。后世各名族民众连续垦辟,令徽州成为民人的持续生存家园。农业社会的兴修水利,对发展农田生产至关重要。名族修渠筑坝,与当地民众共享其利,是为民造福的义举。历史文献的记载,正是对他们贡献的肯定。

自南朝梁朝开始,徽州历代均有人兴修水利,所修工程有的维持很长时间,是所谓“至今灌溉”。即使在封闭的农业社会,交通事业也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所必需。因徽州多山川,生产、生活必须开发水陆通道。名族因应需要开凿山麓为通衢,为防制滑坡砌石料路牙,平整道路,改曲为直,设渡口渡船及维护的产业,建桥梁,筑路亭,便利行旅。其情状,见表2。

表1 《新安名族志》著录明代名族修渠筑坝表

表2 《新安名族志》著录名族兴修道路桥梁表节录

名族、义士修筑桥梁水渠,同时精心保护、维修。比如建造西干桥、万松桥的叶氏设有“桥会”,“轮流值年经理”*嘉庆《黟县南屏叶氏族谱》卷1《桥梁》;《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441页。。对修建的堤坝水塘,更讲求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方法,以期收到良好效果。前述北宋休宁灌田三万余亩的陈公堨道,有专设首领主持其事,至洪武初年,乡民荐举好仁施义的程仲芳佥掌伍保堨首*《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歙县竦口汪永忠“画区良堨事宜,自是禾嘉乃登,勒碑纪迹”*《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合理用水方法的实行,立即取得丰收的成效。为了能够保持,将条规立碑铭刻,以便后世遵循。

凿山修路,疏浚河道,建设堤坝,修筑桥梁路亭,设立义渡及船只,名族义举繁多。水利、交通建设为农业生产、商业活动、人际交往提供有利条件,为社会稳定发展所不可缺。

四、多种内容的救助活动

佘文义不只是捐巨资建桥梁,更“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以赡族济贫,所费万缗”;年逾八十,义行不减*《歙事闲谭》,第457、357页。。名族中多财乐施者的义行,有临时性的,对有急难者施以援手,如荒年赈济,施粥施粮,治病施药,施棺收尸,焚毁借券;有长期性的,设立义庄、义田、义宅、义仓、义冢,资助贫困者。义举的对象,既有族人,也有乡邻,长期性的多是面向族亲的。义行,直接关系族人、邻人的生命、生存,同时形成良好社会风俗。分项介绍名族成员的救助活动。

建设义庄义田。义庄是宗族内部的特殊机构,一般捐田产者不直接经营,设有专门管理人,义田通常也由祠堂管理。北宋乾德二年(964年),歙县沙溪凌道,“义置膳茔田地山,至今不替”*《新安名族志》,第556页。所谓“至今不替”,是说至《新安名族志》成书的明代嘉靖年间仍然保持田地,没有散失。。休宁东阁人许文蔚,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官著作郎,以笔耕所得,“买田百亩为义庄,以膳宗族贫者。”*《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明代,歙县山上洪寿特地设立“敦义会”,与族人中产多者集资,买田收租,以济族人中鳏寡孤独*《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官塘叶彦忠等率子侄创立宗祠外,“别置义田,周济孤贫”*《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官塘黄村黄茂倡“置义田,济荒族,人不至转徙。”*《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岩镇汪通佐,“置义田以济贫族”*《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南市程挥及侄程熊捐资倡议置田,以敦本睦族*《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呈坎罗元孙修桥筑路之外,欲建义田、义屋,嘉靖七年(1528年)义屋将成,故世,子兹宗继承父志,“毕就义屋,又置义田百亩,租息岁时给散族人以及婚丧者。”*《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祁门贵溪胡俊杰、介教,“倡率族人建立‘救贫义山’于十三都,计四百余亩,子孙世守其业,综理益密,生利笃义无穷 。”这是买山地做济贫义田*《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婺源太白潘福宁,“笃孝友,置义田。”*《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

义宅,多系宗族富人为贫穷族人居住而设。罗元孙父子建设义屋供给贫穷族人居住的同时,歙县临溪街程闻礼与弟辈捐资建义屋,居族人*《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岩镇汪恂,“建义屋以居贫族”,巡抚书“尚义”二字以表其门*《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岩镇闵荣昌,任淮府引礼,承其父志,“置义宅以居族之贫者”,并将义屋命名“节孝里”*《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泽富吴义德,赈恤孤寡,倡议筑室以聚族人*《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瀹潭方起,修桥筑路之外,“置义宅、义仓,以周贫乏孤寡者”,御史刘扁其闾“尚义”,府县予匾额,为乡饮宾*《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潭渡黄天寿,舍施田产建立义仓赡族,巡抚书“彰义”表之*《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休宁阳村程思达、思温创立“嘉会堂”,“以居子姓”*《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

义冢义葬。约为宋代人的王元一,迁徙歙县路口,“尚德秉义”,置庄基为义冢*《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歙县张家村张听义,捐资置义冢,“利生济殁者甚多”*《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洪武初,岩镇程福远,置泰来山以葬族之贫者*《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棠樾鲍邦珍,建富宁义冢*《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明代,绩溪东关庠生冯世德在祖坟附近买山地作义冢,安葬“本派之死无所归者”*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首下《义冢记》,《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889页。。同县周氏用50两纹银置何家培地业为宗祠义冢,听凭派下子孙安葬,而后又有族人倡捐,扩大义冢地基,加强管理*光绪《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卷19《禁碑》《义冢》;《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487—488、1888—1889页。。婺源邑中,明代张天成“置义阡以葬贫乏”*《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这些义阡,多为族人设置,此外北京歙县会馆的义冢值得留心。歙县人、徽州人,于明清时期在北京分别设立会馆,歙县会馆内建有义庄,起义冢作用,地点在永定门外五里石榴庄(下马石),规模甚宏,丛冢有六七千,累累相次。经始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万历(1573—1619年)间拓地,募建厅堂,东阁大学士、歙县许国(1527-1596)预其事。康熙间钦天监监正杨光先(1597-1669)重新修整,嘉道以降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潘世恩(1769-1854)皆资助。捐款,以茶商为多。乾隆中茶行七家,茶商字号168家,小茶店数十。许承尧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歙事闲谭》,第457、357页。与义冢相联系的义葬,收尸、施棺,义士也在进行。多有义举的官塘黄茂从事义葬,“乡有贫不能葬者,给棺价与之。”*《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宗族设置的义冢,为贫穷裔孙、乡邻安葬,同时可以防止族人、乡人在其祖坟盗葬。

施药施棺。歙县潜口后市方义甫,元朝人,恤族孤寡,岁饥赈贫,天历间(1328—1331年)瘟疫流行,虽是疏远亲族、乡人,亦给药,死者备棺埋葬*《新安名族志》,第58、197、473、511、419、165、187、38、550、309、644、65、187、258、379、117、154、50、576、332、29、90、342、165、106页。。歙县中街的何錧,是名医,“改葬三代,及葬宗族之丧,而设宗族祭田。”*《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为宗人义葬,祭田之设,是为祭祀亲上,亦为所葬族人。忠堂方增庆制药施舍给病人,买棺材收葬贫人尸骨*《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古唐汪志等“周济贫乏而予衣棺”*《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磻溪方鐶,“明医博施”*《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休宁浯田程永宁,“丰财乐施,死无敛者施其棺”,焚毁不能偿还借贷者的借契据*《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和村蓝湖吴岩佑,“怜贫施棺”*《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婺源中云王玑,名医,“济贫施药”*《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绩溪涧洲许本玉,为贫者施药,他的本家许本瑄,通岐黄术,为贫人治病甚多*《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

义赈济贫。灾荒之年,义民自动或在官府鼓励下赈灾,捐献粮食或钱物;或平时抚恤贫弱孤独。元代泰定四年(1327年)岁饥,黟县霞阜汪希贤设糜济贫,而秋收甚好,四方贤士作诗歌颂,《新安大族志》作者陈定宇删集成《大有吟盟》*《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元末,祁门左田黄汝贤,“积粟助赈”*《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可能是文献保存关系,明代此类记载甚多。诸如歙县祊塘富甲一乡的吴仲恭,在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大饥荒中,发粟四百余石赈济,府县旌表其门曰“尚义”*《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弘治五年(1492年)大饥荒,郡城程实、寄、甫等九人各自“输粟助赈,例授冠带,旌为‘尚义’”*《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岩镇南山下吴福臻,当正德年间民变时,输粟助军饷,并赈济饥民*《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潜口汪道植,每当饥荒之时,发库存粮食赈济*《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巴大本,“生财有道,富甲一乡,积而能散,为人排难解纷,赒贫恤苦,乡人或德之。”*《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瀹泽七世同居的方氏家族后人方廷闰,焚借券,赈贫乏*《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岩镇程积英,输粟助赈,授七品散官*《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义城朱永通输粟六百石助赈,有司循例为他建立尚义坊*《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休宁中泽程武勇施粥赈饥,县尹以耆德举乡饮宾*《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中街金宗敬,“孝友笃义,输财乐施,有司举乡饮宾,旌建尚义牌坊。”*《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许本玉,“输粟赈荒,以膺冠带。”*《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新屯戴玫,“丰财好义,族之贫者皆与其生理及佃田与居。”*《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绩溪仁里程成,“赈粟,授散官”*《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涧洲许金,遇岁欠,发粟赈饥,有借贷不能偿还者,焚其借*《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婺源太白潘福宁捐置义田之外,“散财赒饥,乡民推戴。”*《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黟县横冈吴仲远,成化间输粟助赈,旌表为义官*《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徽州济贫救荒的善举甚多,不再罗列。惟有一事需要道及,休宁浯田程相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的大旱之年,“蠲租千余”*《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即不收地租,以益佃户。响应官府号召的义赈,官方给予虚衔散官、树立“尚义”牌坊之类的奖励,而自发的济贫,则在民间得到颂扬,被称作“义士”“善人”。

名族的好义乐施富人,对贫窭的族人与乡邻生老病死有所关照,尤其是设置义田、义屋、施粥、施药、施棺,可使族人存活,或贫穷者完成婚丧大事,不致流离失所,饿死沟壑。

第一,地方政府能否成为水权交易市场中的交易主体?无疑,水权市场的发展乃至运行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譬如为水权交易提供交易场所、记录系统和认证等。但是,地方政府应该避免直接成为水权交易主体,譬如在东阳义乌水权案例中,水权交易的主体是义乌市政府和东阳市政府。地方政府作为水权交易主体一方面缺乏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违背水权交易的初衷。

五、佛道寺观建设

宗教,无论天地神佛的有无,对于信仰者而言,是精神的寄托,是希望所在,是心灵安慰,也是为人自律的精神力量。名族对佛道寺观的建设,为宗教信仰提供方便,是联系社区民众的一种方式。不仅如此,徽州名族对寺庙有一种特殊需要,即借用佛寺保护祖茔。常建华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析,颇可参考*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橙阳散志》卷8《舍宇志》有《庵观》一目,表明当地有寺院道观,绩溪庙子山王氏村庄有观音寺,寺观同样出现在徽州其他地方。这里依据《新安名族志》《歙事闲谭》记载,铺陈名族建立的若干寺观,至于设立的原因、儒家与佛道观念的不相容也略予关照。

宋代士大夫有利用寺院护坟的风气,徽州的宋朝人亦然。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程安尚迁居歙县率口,子敦临捐资,“徙斋祈寺于夹山,后人立祠于寺,割田以奉香火,自宋迄今(明代后期)不废,益盛。”*《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宋代,婺源冲山坞汪源、汪汶兄弟,“建大田寺,捐田守墓”*《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宋代,祁门程村程克敏,捐资建灵泉寺;族人程千六、细九父子,捐财舍田,复建师颐真道院*《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宋代歙县棠樾鲍景山,施田二顷,建雄村南极观*《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南宋,歙县葛山汪绅捐资建“上佛堂”,福佑一方丰稔*《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元代,歙县岩镇王氏在小岩冲口有祖坟,邻近古岩寺,乃于寺内建祠宇,设置迁岩镇始祖位座,将佃户舒姓拨归寺院为佥业户,至明代遵行*《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元代,休宁博村吴震卿,施建山阳院,至明代为杨村寺*《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元代,歙县堨田程四三,舍田佛寺,用作香灯之费*《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歙县虹梁程卯,“创新向杲寺宇,割田二十余亩,供佛食僧,僧感其德,立主祀之。”*《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元末歙县大址村阶薝上鲍子华“复兴向杲旧院之东祠,以永一方之香火”*《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元末明初,歙县石岭篁坞吴树孙,捐银百两,置膏腴三处,舍入岩镇紫极宫,以为永远香灯*《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歙县古唐汪志、汪贡,修崇真道院*《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明代,婺源丰乐洪记玄等人捐资建寨山寺佛殿*《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歙县潜口汪道植,独资建立文峰宝塔于水口*《新安名族志》,第667、114、185、120、57、404、586、480、239、179、372、37、371、189、430、117、29、433、56、649、480、464、86、481、644、412、57、53、223、80、90、186、569、401、32、21、93、382、184、518、189页。。绩溪南关许余氏在明初,捐助多所寺庙,其中的太平寺,本来庙宇湫隘,永乐间又遭火灾,许余氏乃捐助寺基,增建偏殿余屋,并助香镫田亩方塘竹园,遂使其规模宏敞,气象一更。同时助资重塑佛像,勒名碑碣,在法堂设有许余氏先人斗保夫妇像。许余氏另外赞助东岳庙,于是孟才孺人像出现在庙中,称作“孟婆像”,以满足妇女烧婆婆香的习俗*光绪《绩溪县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宗谱》卷10《附捐助寺院》;《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923—1924页。。明代后期,歙县溪南吴养春,“矢愿遇高僧以开山功德主自任”,僧普门随同休宁刘继贤路过溪南,与交谈心契。普门获朱砂庵地,吴养春等人为捐银购地创禅室,遂了做开山功德主的心愿*《歙事闲谭》,第431、276、88页。。以开山施主自认,无疑笃信佛教,企图获得虔诚者名声。歙县徐村徐氏,在家族文献的“其形于建迹者”部分,载有温泉庵、东岳庙*《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可见建造佛寺道观是家族的共同愿望。绩溪和尚坞有古刹,余、许、方、汪四姓文会在此安鐙*光绪《绩溪县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宗谱》卷10《杂说》;《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439页。。清代程光国重修庆寺塔顶*《歙事闲谭》,第431、276、88页。。

寺庙庆会,名族多参与活动。每年有多次僧道节会,照例由僧人具茶果肴品礼赠有关名族成员,如三月二十八东岳庙祭典,头坛法事,许余氏六十岁以上者到祭,祭毕,吃庙僧斋饭。四月初八太平寺法堂、东岳庙、三官殿、太子堂四房出家人轮流款待许余氏六十岁以上老者,信众先领僧饭,再请佛毕,又领酒筵:四位一席,素菜六品:腐角、腐皮、寿桃、笋、木耳、煎面,水酒四双壶。十一月寺僧送许余氏祠堂塘鱼二十斤。正月、腊月亦多馈送*光绪《绩溪县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宗谱》卷10《附捐助寺院》;《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第1923—1924页。。

徽州名族的祀佛,还同皇帝发生联系,即康熙帝应徽州名族请求为歙县岑山星岩寺赐名。岑山,在练江之中,俗称“小焦山”“小金山”。唐昭宗天祐(904—919年)间建寺,名曰“周流寺”,到万历(1573—1620年)间,寺宇移至溪西三里许,而很久没有定名。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金石学家、藏书家歙县岑山渡人程哲*程哲,歙县岑山渡人,富藏书,善于鉴别古今图画尊彝,收藏亦广,著《蓉槎蠡说》。居扬州,师事康熙间诗坛领袖王士禛(渔阳),为师刻印《分甘余话》,王士禛谓其“风雅好事者”。见《歙事闲谭》,第375—376页。绘寺图,与族人在扬州叩请御书赐名,康熙帝乃书“星岩寺”,又赐联:“山灵钟瑞气,溪色映祥光。”寄予当地人才济济、社会祥和厚望,并赐程哲等人图书十二种。受赐者特地建立了“御书阁”,以志皇恩浩荡和宗族幸事*《歙事闲谭》,第381、258—259页;两条资料所记康熙赐额时间不一,一在康熙第五次南巡,一在第六次南巡,应以当事人程哲所记时间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为准。。

此外,徽州民间信仰的神灵很多,如都天神,聚族而居者鲍氏村,不满二百家,也不富裕,但族人建庙于祠堂之侧,崇祀礼拜,有人病笃,延祀都天,虽无效,照信不改。清雍正(1723—1735年)间,程襄龙受聘去做经师,打碎天都神主,投之于潭,鲍姓“族人群哗”,后因多年不见神灵的报复,“久亦相安,不复立庙”*《歙事闲谭》,第431、276、88页。。

总之,名族中有个人出资建寺观,有家族共建,还有几个家族合作营造,个人与家族的礼拜佛道行为,护卫祖坟目标之外,是信仰佛祖玉皇大帝,祈请保佑,觅求心灵安慰。寺院,无论是个人、某一家族独建,还是多人共建,当地人都会共同参与活动,共同维持,它是名族间、社区间联系的一种渠道。特别是因寺庙而同皇帝发生联系,没有名族程氏的活动,是不可能的。

六、疏解纠纷,稳定社区

社区居民中时或发生宗族内部房支间、族人间,以及不同姓氏之间的纷争,由祠堂、文会及个人疏解。而能够排解者,其人必有威望,有义行,或有荣誉身份,为人公正无私,服众;有智慧,能言善辩,使纠纷圆满解决,调解成功。

在族内外诸多行义的歙县黄村黄茂,为乡约正,系“特立不群“的人物,能够“锄强兴善”,为人信服,民间有不平的事情,他一一调解平释,所以“岁无公讼者”*《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约为元代人歙县叶村洪洋,孝友义正,乡人有纠结,争着找他评解*《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同县岩镇汪通保,不仅笃于行义,赈贫乏,且“能排难解纷,以善其俗”,是以太守王节斋称他为“义士”*《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同族的汪琥,是“轻财乐施,敦族以义,处众以公”的正人,由他调处的纷争,不留后遗症,取得“乡党咸服”的好效果*《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虬村黄琼,“倜傥豁达,才智过人,排难解纷,乡里敬服。”他虽为平民,由于他的品行出众,缙绅以礼相待,与之交友*《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歙县祊塘吴时济,为人济贫抚恤孤寡、敬老尊贤,因而“乡有不平者悉质其公,族有不睦者俱请其训。”*《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虹梁程卯,“邻里推任柱头,里中争竞者翕然求直。”*《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他必是评解纠纷的能手,所以乡人求其评理。元里村程子义,“仁能周急,智释纷,乡人以‘义士’称之。”*《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瀹潭方廷曦,孝父母,睦族,“闾里有事,悉皆平释,人皆称之‘善义翁’”*《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祊塘吴胜祖,“明烛事几,乡人有疑者悉咨之,府县旌之曰‘伯长’”*《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河西巴大本,与人“排难解纷”,其子巴思忠为人“严介公平,人不敢犯”,豪滑有为徽州、宁国府间祸害者,虽巨家宦族亦无可奈何,但若侵犯他,除掉恶人如同摧枯拉朽,“凡与害之家,至今谈及,皆感激以为恩”。即为民间、为大族除害,如同“除三害”的周处*《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休宁油潭墩上程庆德,“雄才辩博,排难解纷,乡里推服”*《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同县金川程志亿,“能解忿息争,乡人称之”*《新安名族志》,第613、165、507、187、186、160、373、21、23、117、372、430—431、52、58页。。隐冲岭程崇贵,“有解纷息争之才,乡人咸服。”*《新安名族志》,第60、180、412、705页。黟县石山黄世盛,“轻财重义,排难解纷,乡人感之。”*《新安名族志》,第60、180、412、705页。横冈吴千赋,性公直,“乡人不平者皆取决焉”*《新安名族志》,第60、180、412、705页。。绩溪双古井葛景容,自身素行端正,乡闾久讼不能决的事情,双方找他评析,他处断得令当事人心服*《新安名族志》,第60、180、412、705页。。

上列排难解纷的强人有共同特点,即赢得众人敬服而收效明显。他们为人公正,是民众心目中的“义士”“善义翁”,纷争的两造才乐于求他评理,而他们出色的智慧,善于解决难题,协调关系,得到当事人双方认可,事情解决了,相安无事,减少乱子,乡邻也会满意。

强人排难解纷有着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一令当事人免除受惊破财之灾难,即免得打官司受衙役的敲诈勒索,讼师的蛊惑,官员的行刑,自然高兴。其二减少诉讼,民间调解成功,不必到衙门打官司,诚如黄茂事迹所披露——“岁无公讼者”,政府也因此减少了行政成本。其三起到美化风俗与稳定社会秩序作用,义士是感化人,让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人们和平相处,就像汪通保那样善于排解纠纷,令人“以善其俗”,少戾气,多和气。

七、名族从事社区建设的原因与意义

以上各节的叙述,不难发现名族是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者、维护者,社区民众共同活动的管理者,兼负民间疾苦解脱者的使命,虽然它的能量非常有限。那么名族为何关注社区建设呢?名族从自身需要,建设社区有着必要性和必然性,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名族本身需要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名族当然要做好内部事务,但是生活在社区中,族人与族外民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若仅仅是族内和合安祥,而社区环境不佳,族人仍会有不安全感,仍难于有安定生活,所以有必要去从事社区建设,保障社区秩序稳定,族人生活才能安定有序进行。

建设社区是作为民间楷模的名族应有内涵,必备条件。万历朝兵部左侍郎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在《太函集·论巨室为庶人楷模》中说:“巨室,即所谓大家,固庶民之纲纪也。”*汪道昆著,胡益民等点校:《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68页。指明名族是伦理道德的楷模,起着庶人表率作用,以此不同于一般民人和家族,也就是说名族实践人伦纲纪,重视处理与邻族、乡里关系,是其必备品格,否则就不配做名族。名族关注农田水利、交通、公益、祖宗崇拜之外的社区民众共同信仰的社神、寺院道观的建设,社会救助的进行,客观上也是适应乡邻的需要,只是让那些设施与族邻、乡邻共享,救助活动施及邻人。名族自身既可以成为楷模,社区也因此得益而安定。

名族的族内和社区建设,是代替政府从事公益事业从而获得某种自治权。名族在地方上兴修水利,建筑道路,兴办学塾,从事某种程度的社会救济,贫则义田,居则义屋,葬则义冢,灾则赈济。要之,民间的谋生和生老病死,名族设法自行解决,甚至民间纠纷,也尽力化解。如此等等,减轻政府行政成本和公共设施投入的压力。修渠筑路应是政府职责,但是政府无力做,名族自为之,就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来讲,政府不得不给予名族自理自治的权利。政权不下县,就给了名族在社区有所作为的施展空间。总之,名族成为稳定社区社会秩序保障力量,成为政府的助力,从而获得政府的鼓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14ZDB02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郝红暖

中图分类号:K24;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112-08

作者简介:冯尔康(1934-),男,江苏仪征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Construction and Active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Huizhou Noble Clan in Ming-Qing Dynasties

FENG Er-ka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The noble clans were kinds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for the tribe,such a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traffic facilities and the temples of god of the land,Buddhist and Taoist,these temples were the common folk belief outside of ancestor worship for community people. These public facilities cloud be shared with the tribe and neighbors,the relief activities cloud benefit and harmonious neighbors.The noble clans could become a model for community by thes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the community also cloud benefit and stability.So the noble clans become the builders and maintainers of community public facilities,the managers of community public activities,and had the mission of relief negative hardships,although its power was limited.

Key words:noble clans of Huizhou;community;model for community people;excluding difficulty and lifting dispute;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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