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方阵与人物分析*
——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

□江守义

语义方阵与人物分析*
——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

□江守义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成果中，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很有特色，它从普罗普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发展而来。通过语义方阵，可以细致地分析出叙事作品中角色与角色之间、行动元和行动元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握作品的主旨。但语义方阵也有不足，一是语义方阵本身有其不足，二是语义方阵的功能有其不足。文章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语义方阵；格雷马斯；人物关系

一

法国结构主义的一大贡献是经典叙事学的成果，当然这一成果是多方面的。就人物分析而言，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在这些成果中比较有特色。

说起语义方阵，先要说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分析方法。普罗普在搜集整理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指出所有的民间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其故事形态只有那么几种，故事的角色虽然多种多样，但从角色功能上看，只有七种角色：反面角色、捐献者 （施主）、助手、公主 （被寻找的人）和她的父亲、送信人、英雄和假英雄。按理说，普罗普透过故事的表面情况来寻找某一类故事所具有的共性，已经是对故事研究的一个历史性超越，但在格雷马斯看来，普罗普的研究还是过于表面化，没有反映出叙事作品的本质结构。作为结构主义的拥护者，格雷马斯深受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认为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的结构。依据二元对立思想，他将普罗普所提炼出来的七种角色进一步简化，形成三对 “行动元”，即主体/客体，授者/受者，助手/敌手。所谓 “行动元”，就是人物，只不过侧重于人物作为一个行动的单位对整个故事进展的推动作用而已，在叙事作品中，尽管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差别很大，但只要他们在故事发展中的作用类似，他们就是同一类行动元。这样看来，行动元和角色是从不同层面对人物的定位，“行动元属于叙述语法，而角色只有在各个具体话语里表达出来时才能辨认”［1］。同时，角色和人物也有区别，“区别在于，有的人物在故事结构中没有功能作用，因为它们并不引发或经历功能性事件，这种人物便不能称之为角色”［2］。但这种人物在作品中仍然有用，如大户人家的一大群丫鬟。

在此基础上，格雷马斯建立他的 “意义基本结构”。着眼于二元对立原则，他认为在任何意义结构中，首先存在着一个基本意素S1，这个基本意素有它的直接对立面，还有它间接的对立面S2，同样，也有它的间接对立面，这样一来，S1和构成直接对立的矛盾关系，S1和S2构成间接对立的对立关系，由于和对立，因而对S1构成一种补充关系，同理，对S2也构成一种补充关系，这样，就形成如下的语义方阵：

其中，

如果将S1看作一个实体，S2就是实体的对立面，则是对实体的否定，则是对S2的否定。

二

这种语义方阵虽然并非专为行动元（人物）分析而设计，但很适合行动元（人物）分析。不妨以人教版高三上册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稍加分析。《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陆谦等人在高俅示意下暗害林冲的故事，由于开酒店的李小二的提醒，让林冲有了防范，由于一场大雪，让林冲寄宿山神庙，最终躲过一劫，并杀了暗害他的陆谦等人。套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可知：

显然，林冲（S1）与陆谦等人（）构成矛盾关系，林冲与代表统治阶层的高俅（S2）构成对立关系，李小二等人（）与陆谦等人构成对立关系，李小二以前由于林冲的帮忙而免吃官司，从其社会地位而言，与统治阶层总体上构成一种矛盾关系，林冲也吃了官司，和李小二是同一类人，二者构成补充关系，陆谦等人维护高俅的利益，二者也构成补充关系。用语义方阵可具体分析如下：

其二，林冲（S1）和高俅（S2）的关系，由于没有直接冲突，没能形成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对立是造成陆谦等人（）和林冲（S1）矛盾关系的根本原因，二者的对立是真正的对立，是故事中不明显的深层的根本对立。

其三，高俅（S2）和与李小二等人（）之间也是一种矛盾关系。他们一个是统治者，一个是被统治者，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似乎是天然的，一旦李小二吃了官司，就有了和林冲一样的处境，高俅所代表的统治者，随时都可以派陆谦之类的人，像对付林冲一样来对付李小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S1和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是说，高俅（S2）和与李小二等人（）之间是一种潜在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显示了一种深层次的、普遍冲突的可能性。

其五，林冲（S1）与李小二等人（）是一种补充关系，他们有类似的境遇，容易产生同感，互相帮助和支持。

其六，高俅（S2）和陆谦等人（）也是一种补充关系，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二者一里一表，维护了制度的运行，他们也容易产生同感，互相帮助和支持。

就人物和小说的关系而言，“其一”和“其二”是小说的主线，非常明显，“其五”和“其六”也存在于小说中，但不是主线，不那么明显，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属于小说内容；“其三”和“其四”从小说中直接是看不出来的，但可以推出来，这两个方面偏向于小说主题。理解了这六个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就理解了小说。

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语义方阵虽然能看出一点人物性格（如从林冲（S1）与陆谦等人（）的矛盾关系中，可以看出林冲是个“性急”之人），但主要是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语义方阵，可以细致地分析出叙事作品中角色与角色之间、行动元和行动元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握作品的主旨。从这个方面看，格雷马斯提出语义方阵，对叙事学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但语义方阵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义方阵本身有其不足，二是语义方阵的功能有其不足。

就语义方阵本身来看，格雷马斯的兴趣不在表层事件的行为功能，而在深层结构的逻辑关系。就其理论建构而言，他存在两方面的疏忽：其一，在他看来，行动元是故事中的角色功能，属于故事结构；同时，行动元又由故事的“语法”决定，属于话语结构。对要求严格区分故事与话语的叙事学来说，“行动元”的归属显得过于模糊。其二，语义方阵是“试图从文本的构成成分的意义引出文本意义”［3］，这种“引出”的类型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格雷马斯希望借助语义方阵来解释一切叙事作品的形成过程，而单一的语义方阵难以穷尽类型的多样性，这不能不说是格雷马斯的遗憾。

就语义方阵的功能来看，由于它对人物的分析和传统的人物分析旨趣大异，因而带来一些缺憾。传统的人物分析，秉持的是一种“心理性”人物观，主要分析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福斯特所说的“扁型人物”和“圆型人物”即侧重于人物性格心理的展示。语义方阵对人物的分析，则与叙事学“功能性”人物观契合，“功能性”人物观侧重分析人物在故事进展过程中的作用。人物之所以被称为“行动元”，就是着眼于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而言的。对“功能性”人物观来说，语义方阵具体地展示了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物在故事进展中的功能，但其不足也比较明显：其一，由于注重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相对而言被忽视了。对一般人来说，了解人物，首先要知道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何，然后才追究这样的性格特征如何影响情节的发展，以此来看，语义方阵多少有点舍本逐末的味道。语义方阵是一种人物分析方法，但这种方法分析出来的人物，不是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何，而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人物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毕竟不能取代人物的性格特征。其次，通过语义方阵来分析人物关系，是考察人物外在活动的结果，它无法顾及人物的内心，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说，人物的内心活动有时候很关键，语义方阵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漠视，无疑会让它的功能大打折扣。再次，语义方阵表面上看起来条理清晰，但纳入到语义方阵中的人物关系其实多种多样，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对这些类型的说明，语义方阵无能为力，这使得人们运用语义方阵来分析人物关系时，主要依靠分析者对人物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一个“分析模型”来说，这多少也有些遗憾。

［1］［法］A.J.格雷马斯：《行动元、角色和形象》，王国卿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2］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1页。

［3］［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编李平］

★本文为江守义负责的省级教学团队“文艺学教学团队”（2015jxtd0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