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砚的起源

□何周德 何 川

论石砚的起源

□何周德 何 川

砚，俗称砚台，是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传统观点认为，砚在汉代就已出现，晋代开始普遍使用，至明、清两代品种繁多，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砚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砚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因为磨墨，所以有一块平坦的地方或一凹窝；因为盛墨汁，所以有一个臼窝。汉代刘熙撰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

以往的研究文章，有关学者引经据典对砚台起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要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仅是砚台的前身或鼻祖。彩陶艺术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并得到迅速发展，与此相匹配的绘画工具也随之产生。考古发现的石质研磨器，主要功能是研磨，除研磨粮食和野生果外，也可以研磨矿物质颜料。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不仅证明研磨器是石砚的前身，而且认定石砚在新石器时代确已正式出现。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研磨器

1980年出土于山西省吉县狮子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研磨工具，被认为是考古资料中所见最原始的研和研子。[1]发掘报告称，发现两件磨盘,一件磨石。磨盘均以厚板细砂岩打制而成，其中一件磨盘的周边由两面砸击修理，疤痕垒叠，磨面修成椭圆形，长31.2厘米、宽20.4厘米、高6.4厘米。磨面平坦无磨痕，中心留有一片由砸击遗留的疤痕，整个磨面及上部边棱被赤铁矿石粉染成暗红色。磨石系黑色角页岩砾石，表面光滑润泽，一端被打掉，留有几个清晰的石片疤痕，另一端有一片磨痕，磨痕与石片疤痕处均被赤铁矿石粉侵染成红色，应为研磨赤铁矿石的磨棒，与磨盘配套。

同时出土的，还有7块赤铁矿石以及岩画等，赤铁矿石均为薄板条块，应为磨盘研磨原料。岩画共两幅，均以赤铁矿石粉绘制而成，呈赭红色。从这两幅岩画的构图、技法来看，已相当成熟，绝非最早作品，说明我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

二、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具有彩陶图案的遗址中，研磨器已普遍存在。众所周知，当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的彩陶都非常精美，彩陶内容丰富，技法娴熟，说明当时已有专职的绘画人员，同时也应该有一些相匹配的绘画工具。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研磨器的为数不少，但具有小型臼窝且有颜料痕迹的研磨器，其数量就相当有限了。下面对主要遗址出土的典型研磨器做一简要介绍。

半坡遗址：半坡遗址发掘报告称，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掘中，共发现了6件石质研磨工具，保存得都很完整。其中有3件石臼，2件研磨棒，1件磨石（图一）。“我们发现三个石块上有小的凹窝，其中两个还有红色颜料的遗迹，在小的磨锤上面，也染有红色颜料，因此可以证明为磨调彩绘颜料用的。”[2]

半坡遗址所发现的3件石臼，形状大小均不一致。原编号为p.6731的石臼，是用大致呈三角形的石英岩砾石制成，器身扁平厚重，外表稍加磨光，长约25厘米，底边宽18厘米，厚6厘米。其中部凿有椭圆形臼窝，长径11厘米、短径6厘米、深约1.7厘米，臼内还残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图一：1）。原编号为P.6730的石臼，平面呈方形，侧面稍倾斜，表面磨光，底部平整，长宽约10厘米，厚5.5厘米。石臼正面中部凿有一个椭圆形臼穴，口大底小，圆弧底，长径7厘米，短径3.5厘米，深2厘米。石臼底面和臼窝内残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图一：3）。原编号为p.6732的石臼，是用方柱形的片麻岩为原料，器身长而厚重，长41厘米，宽14厘米，厚12厘米。器身中部凿有一个浅圆形的臼窝，直径7厘米，深约1.2厘米（图一：4）。这些石臼的共同之处是，利用天然的石材，稍做加工，而且在其正面都有一个臼窝。

另外，在半坡遗址还发现了2件研磨棒。其中，编号为p.5594的研磨棒是用一个圆条形砾石制作的（图一：2），一端呈圆弧形，有光滑的使用痕迹，柄部还遗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长5厘米、直径3厘米。

图一 半坡遗址出土的研磨器（采用《西安半坡》发掘报告）

姜寨遗址：在姜寨遗址一期遗物中，发现了11件石臼和13件研磨棒，大多是采用砾石制成。研磨棒通身均有磨制痕迹，研磨的一端有一个倾斜的光亮面，面上往往遗留有红色颜料。石臼多由不规则的圆形砾石制成，一般有一个小臼窝，臼窝内往往残留有红色颜料痕迹。在姜寨第二期文化（史家类型）墓葬随葬品中，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这套绘画工具，出自编号为ZHT4M84的一座墓葬。该墓为32人合葬墓，骨架分上下两层，每层又分南北两组。在下层一骨架的脚部，随葬“石砚一件（带盖），小研磨棒一件，水杯一件，红颜料一块及砥磨石一件。”[3]经鉴定，该骨架属中年男性，生前应该是绘画能手。石砚平面略呈方形，一角残，砚面及底部平整光滑，器表中部有一规则的圆形臼窝，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窝内壁及砚面上有许多红颜料痕迹。臼窝上有一梯形扁平石盖，长8厘米，宽6.4厘米。石研棒长5.1厘米，直径1.2～1.8厘米，棒头已研磨成一个斜面，发现时该件研棒便放置于砚窝内（图二）。

北首岭遗址：发现10件研磨器（原发掘报告称 “研磨盘”），“研磨盘是与研磨棒配合使用的工具。这两种器的器面上，大多留有红或红褐色的颜料，当是制作彩陶时研磨颜料用的。”最为典型的是，162号墓葬出土的研磨盘，“用大理岩磨制而成。略呈梯形，较宽的一端平直，较窄的一端呈弧状。正面有两个凹窝，大凹窝呈长方形，小凹窝椭圆形。平面平坦。长18 厘米，宽 14 厘米，厚 4.5 厘米。 ”（图五：3）该件器物出自一成年女性墓葬内，同出的器物还有小平底罐1件、陶钵3件、陶瓶1件。另外，“77M13仰身直肢葬，为50岁左右的男性，随葬品有三足深腹罐1件、陶钵2件、陶盂1件，在陶盂内装有大半盂红色颜料块”。[4]

大地湾遗址：在大地湾遗址第二期文化遗物中，发现了24件研磨器，表面均有红色颜料痕迹。第四期文化（属马家窑早期类型）最大的一座房屋遗迹内，发现了一件研磨器，报告称为研磨盘。“标本T905⑤A:15，较完整，形体较大，呈近三角的不规则形片状，正面较平整，正中有一圆形研窝，直径220毫米,深16～20毫米，周边及窝底均研磨光滑，平整，并留有大量的褐红色颜料（赤铁矿），器底也较平整，但略向一侧倾斜。”[5]该件器物嵌放在居住面上（图三）。

图二 姜寨遗址第二期研磨器和研棒

图三 大地湾遗址四期出土研磨器

龙岗寺遗址：发现半坡类型时期研磨器共22件，器面上均残留红或红褐色颜料粉末痕迹。标本M41：3，平面略呈卵圆形，器面中部琢打出一个长10厘米,宽6厘米,深0.3厘米的卵圆形凹坑，坑底粗糙，并且残存有红褐色颜料。器长12.2,宽8.2,厚1.2厘米。[6]

何家湾遗址：发现的半坡类型早期研磨盘，“多出土于墓葬中，石球与研磨盘多配套使用，如 M36：2—3；M73：6—7。 出土时有些器表黏附有朱砂状红色颜料，说明该器应是研磨颜料的工具，石球多为圆球形自然石块，不经加工即可使用。器表均因使用而磨光，M36：2等研磨盘则因磨蚀表面呈凹形。”[7]

三、石砚起源的探讨

从传说及文献资料看，最早有黄帝制玉砚的传说，后来就是始于汉代说。《西京杂记》中的“汉制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冰。”这是关于砚的最早记录。西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许慎《说文》云：“砚，石滑也。”“滑”训作“利”，与研磨同义。朱家濂先生认为：“追溯砚的起源，虽然有黄帝制玉砚的传说，但只是一个故事，从现存实物和有关材料来看，可以说砚是始于汉代的。至于石砚比较普遍的使用，应当是在晋代”。[8]

20世纪60年代，冶秋先生在搜集整理砚史相关资料时，对砚台的起源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原始氏族社会已有彩绘陶器，利用红黑两色或其他色彩，绘多种多样的花纹 （主要有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颜料已经极为细腻，说明那时已有研磨颜料的工具，这种工具恐怕就是砚的祖型？”[9]同时，从殷墟发现的甲骨刻辞来看，除刻字以外，还有用毛笔朱书或墨书的。有的甲骨上还残留着朱书、墨书的痕迹。

长沙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出土过战国的 《缯书》，新中国成立后出土过毛笔；信阳长台关战国大墓也出土过毛笔、文具箱及竹简。看来研墨工具应已齐备，但考古发现中并不见砚的出土。

冶秋先生根据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彩陶图案，已清楚地认识到此时研磨工具与砚台起源的密切关系，但限于考古资料的稀缺，仅推测出这一时期的研磨工具就是砚台的祖型。这一观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大胆提出，充分表现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被大多学者所认可。

比如，高蒙河先生认为：“砚之前还有一个以‘研’为主的时期。这个时期绵延了近万年，及至东汉，‘研’才因制墨技术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可以存储墨汁的池形槽状的砚。”[10]

图四 半坡遗址出土石砚

图五 半坡类型石砚（1.半坡遗址 2.姜寨遗址 3.北首岭遗址）

沈晓筱先生认为：“砚是根据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的特有需要产生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前身是原始研磨器,而砚最初的汉字表示也并不是‘砚’字,而是‘研’字。古代文献以及出土砚墨实物材料都表明,从‘研’到‘砚’的过程正对应了东汉时期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这种演变与墨的形制改变有着直接联系。”[11]

当然，在以往的研究资料中，我们也发现有学者将新石器时代研磨器直接称为石砚的例证。如前文所述，姜寨遗址M84发现的一件研磨器，发掘者就将其称为石砚。从造型上看，它与以往所发现的研磨器并没有多大区别，作为绘画工具毫无疑问。依据该墓葬出土的这一组绘画工具，发掘者称其为砚。其实，这件器物还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砚台。一是因为该件器物的造型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与传统的研磨器没有本质区别，可以一器多用。二是不具备砚台“研墨使和濡”的基本功能，只有研墨之地，而无和濡的地方。

2002年，在配合半坡遗址新保护大厅建设的随工清理中，我们在编号为G2的探沟内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石砚（图四、图五：1）。器物所处地层属半坡类型文化层，其造型与以往的研磨器截然不同。该石砚质地为砂岩，呈不规则长方形，长51厘米、宽26厘米、厚4.5～5厘米，周边打制和打磨痕迹明显。正面经过打磨，非常光滑，中部略低。中部有一个横向的椭圆形砚池（也叫墨海、墨池），长12.5厘米、宽7.8厘米、深1.2厘米；其一侧还有一个竖向的椭圆形砚池，长13.5厘米、宽6厘米、深1.2厘米。中部的臼窝底部及边沿有长期摩擦使用痕迹，而旁边的一个臼窝边沿则很完整。由此可以判断，中部臼窝主要是用于研磨颜料，其旁的臼窝是稀释颜料、掭笔的地方。窝内至今还残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而稀释颜料的臼窝残留的红色颜料痕迹明显比另一臼窝多且清晰。该石砚的背面，也处理得非常光滑，中部明显低于周边。这种造型有别于以往发现的石研磨器，与后来的砚台形制几无两样。

同属于半坡类型的姜寨遗址第一期文化，也发现一件与此十分相似的石砚。不过，原发掘报告并不称其为石砚，还是将其称为石臼。“标本T262③:63，残长14.6厘米、宽12.3厘米、厚4.5厘米。用砂岩凿磨制成。通身有磨痕，平面呈长方形，有两个大臼窝，一个长方形，一个卵圆形。卵圆形的臼窝内残留有不甚明显的红色颜料痕迹。”（图五：2）。从残存现状可以看出，这件所谓的石臼，不论在造型上，还是在功能上，均和传统的石臼有明显区别，它具备了砚台的基本特性，在用途上更加单一和明确，所以称其为砚台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还有，宝鸡北首岭遗址162号墓葬出土的大理石研磨器，具有两个臼窝，从形制、功能上看，均已属砚台范畴。与后期砚台造型相比较，可谓相当的进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砚台确已存在的事实（图五：3）。

以上所述三件双砚池砚台，均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在姜寨遗址第四期文化（即西王村类型）遗存中，也发现一件残双砚池砚台。标本T211③:3，残长6厘米、宽6厘米、厚2厘米，表面光滑，制作精良，中部有两个卵圆形臼窝。

四、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考古资料，我们对石砚的起源有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研磨器，其造型与半坡遗址的研磨器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利用自然的河卵石或石块，稍作加工，在其中的一平面上凿出一个小圆坑，既可研磨，又可调和颜料，一器多用，造型古朴简单。宋代大画家米芾在他所著的砚史里，开头就说：“器以用为功，形式工拙，在所不计。”米芾所见晋顾恺之画里的砚，是在天然石上随形制作的，应与半坡遗址出土的石研磨器差不多。笔者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带有颜料痕迹的研磨器，作为研磨颜料的工具毫无疑问，作为砚台的原始形态或鼻祖也没有多大争议。因为这一时期的大多研磨器，还不具备砚台研磨以何濡的独立功能。如上述姜寨第二期文化墓葬随葬品中发现的一套绘画工具，就说明当时研磨器和陶杯是组合或搭配使用的。所以，此类研磨器尚处于向砚台的过渡阶段，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砚。

第二，对于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和北首岭遗址发现的4件双窝臼研磨器，我们认为已具备砚台的基本要素和功能。一般观点认为，砚台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是由砚堂、砚边、砚侧、砚池、砚岗、砚额、砚背、砚面八部分组成。当然，因砚台造型繁简不同而各有差异，也不可生搬硬套。如半坡遗址出土的石砚，已具备了后世人们对砚台构成要素的基本规定，只是砚岗不明显而已，其功能已完全具备当今人们对砚台功能的要求。所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的双窝臼研磨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砚台，也是现有考古资料所知最早的砚台。

第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一件像样的石砚，并非易事，这也是我们今天发现少和制作简单的原因之一。在考古发掘资料中，当时研磨颜料和稀释颜料，还是以石臼为主。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汉代的石砚，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之中，在形制方面长期保持着附有磨杵的形式，这是因为当时一直使用的是天然墨和丸状、块状的半天然墨，不易于手研，必须借助研杵和研石进行研墨，使其溶解于液体中方能使用。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的人工手捏墨，砚的制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磨石和磨杵逐渐结束了原有的历史使命。

砚台的历史源远流长。现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石砚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研磨器发展演变而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石砚已正式出现。石砚的最初形式为双臼窝，古朴无饰，以实用为目的。到汉代，石砚开始出现装饰性雕刻，砚台也由实用品逐渐演变成工艺品而被收藏家珍藏起来。

注释：

[1]《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3]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朱家濂：《说砚》，《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 12期。

[9]冶秋：《刊登砚史资料说明》，《文物》1964年第 1期。

[10]高蒙河：《先秦的砚——文房四宝起源研究之七》，《中国文物报》2010年7月23日第6版。

[11]沈晓筱等：《从“研”到“砚”——论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作者单位：西安半坡博物馆）

[责任编辑 孟昭勇]